关于推动陈独秀研究的几点想法[1]

石仲泉

昨天早上出发前，我室李景田主任委托秘书长打电话说：室领导都很忙，不能前来与会，让我代表予以祝贺。现在我首先代表中央党史研究室热烈祝贺“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学术研讨会”胜利召开，并预祝圆满成功。以下是我个人的发言内容，不代表我们单位和其他任何人。

我是在国殇之日那天，接郭德宏同志电话才知道开这个会。他受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拜托邀请我参加。次日，李银德同志来电说明了会议情况。这样，我决定不去西柏坡，推辞掉那里的纪念中共中央移驻北京60周年座谈会，前来参加此会。但是，我对陈独秀既没有专门研究，也没有来得及准备论文，在此只能讲几点想法。

（一）要为明年纪念陈独秀130周年的学术活动作重要准备。这次会议集中研究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很好的主题。前些时，报载上海中共党史学会开会也是研讨这个主题。这说明大家都想到一起了。我以为，这次会议除主要研究这个主题外，还要集思广益，研究明年纪念陈独秀130周年的活动问题。如果在明年10月搞活动，充其量只有一年半时间。对于陈独秀的学术研讨，可以作为一门“陈学”，从长计议进行“无间道”式地研讨，甚至常研常新。但是，作为重要纪念活动，则只有逢五、逢十才有机会。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明年是个千载难遇的机遇。因为再等10年，我们这些人能否重相聚是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问题。把握好明年纪念陈独秀130周年诞辰，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机不可失，时难再遇”的问题。

这次与会专家学者达100多位，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分布面

甚广，完全有可能充分研讨这个问题。我有四个初步想法。一是召开全国性的、高规格的纪念陈独秀13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地点最好首选北京，其次或上海，或合肥，均可。如果在北京开，主办单位最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和中共安徽省委一起携手。如果在外地召开，主办单位可由地方省市委和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再加上地方党史学会和陈独秀研究会共同主办。如果省市委都难出面，那就还是依托我们安庆了。二是出版《陈独秀全集》，对以往出版过的陈独秀著作进行考辨、校订，像前些年北京、河北出版的《李大钊全集》那样，给读者面貌一新的感觉，出版单位首选最好是人民出版社，不管怎么说，它是国家出版社的牌子。如果有困难，也可由地方等出版社来出，无论从装帧到内容，都应当是一流的，大气、庄重。三是出版100万字的《陈独秀研究文集》若干卷，主要是精选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研究成果，包括未曾公开发表的和网上发表的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四是出版100万字的《陈独秀研究资料》若干卷，可以分类编选。如中共中央关于陈独秀问题的档案文献资料；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关于陈独秀的档案文献资料；海外关于陈独秀的研究资料；关于“托陈取消派”的文献资料；关于陈独秀研究的评价和学术观点的不同看法的论点摘编；关于陈独秀研究著述的目录（包括文章和著作），等等。最好形成一套关于陈独秀研究丛书系列，便于陈独秀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查阅方便。

（二）要加强陈独秀总体评价的研究。去年12月初，在湖北武汉召开的“从党的五大到八七会议学术研讨会”上，我曾冒叫过：纵观陈独秀一生，功大于过。对他的主要功绩论列了五点：一是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伟大旗手，开启了中国20世纪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二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也可说是共产党“开天辟地”的第一人和首要功臣。三是中国共产党五届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不是领导中国共产党时间最长的，但却是届数最多的，前后五届。如果按照现行党章每5年开一次，主要领导人不能连任超过两届，那他可能就是空前绝后。我们党从一个只有50多人的小组织变成了拥有近6万人的大政党，初步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仅此就功不可没。四是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基本国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初步研究，提出了怎样进行中国革命若干有价值的重要理论观点，对后来我们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和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做出了一定贡献；对社会主义的若干认识，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五是从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直至抗战时期去世，他5次蹲监狱，既坐过北洋军阀的班房，也坐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大牢，两个儿子都献身于了中国革命事业，对反动势力一直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有高贵的民族气节。

我去年讲的这几点，不一定准确、科学和全面，也算抛砖引玉吧。再则，那只是结论性的表述，能否站得住，还需要加以论证。立足于明年的大型学术纪念活动，我们全国的陈独秀研究者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陈独秀总体评价的研究，我以为还是需要的。对陈独秀总体评价的研究，也可以有多种视角，进行多层面、乃至多种话语体系和多元理论的研究。离京前，我翻阅了1985年由王洪模同志主要执笔、并经过中央党史研究室集体讨论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参与指导和修改的《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的长篇论文。这是篇很有份量和影响的文章，代表当时党中央的基本看法。现在对陈独秀作总体评价的研究，可以不完全拘泥于该文的观点，但必须了解它、认真地研究它，以该文作为重要参照展开更为深入全面的研究，达到20多年后新的研究起点的新的水平。

（三）要加强陈独秀后期错误的研究。基于对明年进行大型纪念活动的设想，对陈独秀作总体评价研究的重点，在我看来，主要是加强陈独秀后期错误的研究。因为对陈独秀前期的贡献，一般没有大的分歧，在主要方面基本形成共识，只是在贡献多少、分析深浅和归纳表述上存在某些差异。对陈独秀后期错误的认识，无论政界还是学界，则分歧较大。陈独秀研究的若干重大难点也主要在后期。上述《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一文，对陈独秀后期错误的分析具有代表性。该文三个部分，有两个部分讲的是陈独秀后期所犯的错误。其第一部分为“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前进为马克思主义者”；第二部分为“由马克思主义者蜕变为托洛斯基主义者”；第三部分为“组织上脱离托派，思想上徘徊歧途，日益消极悲观”。现在要推动陈独秀的研究，使对他的结论有某些改变，不能不对该文所讲的后两个问题作出更为科学、更加符合历史实际的回答。尽管该文对陈独秀后期的错误定位为“右倾投降主义”（这是1981年《历史决议》的结论，我们在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已经作了改变），但该文的文风还是好的，摆事实，讲道理，没有搞“文革”时期的大批判。读者可以不同意它的这个那个观点，但是它的非情绪化、心平气和地作学术研究的治学态度，还是应当肯定的。

在去年的武汉会议上，我对陈独秀的错误主要讲了两条。一条是大革命后期的严重右倾错误；另一条是参与托陈取消派。前者，是党内路线是非问题，不是革命与不革命问题。在党内犯有所谓“路线错误”的不在少数，这不能构成什么“罪名”。对于后者，其是非基本清楚了。我主要讲了四点：认为第一，这主要涉及当年联共（布）的党内斗争，对于当年联共（布）的党内斗争，人家都不拘泥于几十年前的“老皇历”了，我们为什么不能与时俱进，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呢!? 第二，陈独秀参与托陈取消派，属于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纷争，尽管其看法有严重错误，但更多地属于理论论争，也不能因有这方面的错误而继续“定罪”。第三，陈独秀参与托陈取消派，尽管具有分裂党的性质，但并没有做危害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事情，没有里通外国的勾当。第四，对陈独秀的分裂行为应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加以区别，两者的性质和情节是不一样的。张国焘是明目张胆地成立“第二中央”，自封主席，拥立为“王”。“托陈取消派”是一种不赞同中共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的派别活动，并没有搞两个“中央”。再则，张国焘在抗战开始后就跑到蒋介石那里去了，拿国民党的津贴做事；而陈独秀拒领国民党的津贴，即使穷困潦倒，始终不为国民党的金钱所诱惑。就这点硬骨头精神言，也不能与张国焘等而视之。

半年前讲的这几点，也是在大面上作宏观把握，而没有对照《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一文的观点展开具体分析。现在看来，该文所提出的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只有根据新的历史资料，将该文对陈独秀后期错误的分析逐一回答了，才有可能改变对陈独秀的结论。这个工作需要“举全国之力”——即全国的陈独秀研究者共同努力，提出新的论点，对有些问题作新的分析，争取有新的突破。如果能这样，那将功德无量。

毫无疑问，对陈独秀后期错误的认识不可能取得完全一致，作为学术问题应当允许。因为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尽管《历史决议》作了结论，在学界至今仍有不同看法，这属于正常的学术探讨。何况对陈独秀这样极为复杂的历史人物，更会是这个情况。对于学术歧见，应当允许求大同，存小异，不必定于一尊。但是对于推动有关部门对陈独秀作出新的结论，则必须形成几条基本共识。

我们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惠同志生前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胡耀邦对陈独秀评价的关注情况。他说：在中央有关负责同志讨论《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一文的写作时，耀邦同志特别提到鲁迅临终前写的纪念章太炎的文章。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说，“太炎先生虽先前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垢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耀邦同志提出，要学习鲁迅的这种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态度，对陈独秀复杂的一生根据确实的材料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正确结论；要像鲁迅写章太炎那样，有一种深远的历史眼光，采取厚道公正的写法，这样才能正确评价前贤，深刻吸取历史教训，使后人受到教益。我以为，耀邦同志提出的上述要求，对我们今天研究陈独秀仍然有指导作用。

（四）要积极建议并推动有关部门正式举行隆重纪念活动。这与对陈独秀研究的新进展有一定关系。因为1984年初，陈独秀的后代曾给中央写信，提出过恢复陈的党籍的问题。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作了讨论，认为不应当恢复陈的党籍，但指示中央党史研究室写一篇评价陈独秀一生活动的文章。这才有了上述的《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一文。这是20多年前的情况。4年前，锦涛同志在2004年4月底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只是讲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这是一个新的定位。既然如此，就可以根据这个新的精神，对陈独秀的研究提出新的看法。所以，在前面强调要加强陈独秀后期错误的研究，就是要努力贯彻这个新的精神。只有这方面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纪念活动问题才容易解决。

当然，即使来不及将陈独秀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平台，也可以推动有关部门正式举行隆重纪念活动。这就要有牵头的部门或单位来具体操作。这不是坐而论道能解决的，必须尽早确定牵头的部门或单位来操办这个事。我以为，至少可分几个层面协调进行。一是在北京，建议以中央有关单位名义写一个关于陈独秀问题的报告和开展纪念活动的建议上报中央有关部门，希望获得批准。二是建议在安徽以省党史研究室和省党史学会、陈独秀研究会名义写一个关于陈独秀问题的报告和开展纪念活动的建议上报省委，如果在北京举办不了大型纪念活动，在陈独秀的故土安徽应当举行隆重纪念活动。三是如果在省里仍有困难，最后的落脚点又只有我们安庆了。这里的关键是要写好报告，有理有据，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情真意切。上述几个方面可以联手，相互沟通，密切配合，分工协作。这个报告最好在今年10月以前上报，以便纳入明年的重要纪念活动的工作安排。

我来前临时想到以上几点，不一定合适，仅供与会同志讨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