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任命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委员会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6月1日，陈独秀启印视事（同年底，孙中山裁撤宣传委员会。陈即卸任）。就在忙于孙中山的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长职事的同时，陈独秀于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共“三大”。“三大”的中心任务是要解决中共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此时全国的中共党员仅420人）。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1月12日的《决议》，同意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当然中共“三大”讨论该问题时仍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焘和蔡和森极为反对加入国民党、马林颇为不满，并强调：“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的指示应是（中共）党必须遵守的命令，而张国焘和蔡和森在讨论时的发言证明他们把这些指示忘得一干二净。”(53)最后大会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民主统一战线。大会已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话又说到国共两党合作的具体主要人物，即两党的领袖孙中山与陈独秀。孙中山任命陈独秀为国民党的参议也好，参与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也罢，还是担任大本营的宣传委员会的委员长，从表象上看是孙中山对陈独秀委以重任，其实质是孙中山为国民党的总理，陈独秀加入了国民党就得服从孙中山的任命和调派，服从国民党的纪律。但陈独秀并非是单纯而又普通的国民党员，他是以共产党员（而且是中共首席领导人）的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是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共“三大”旨意的。他对国共两党合作愿望的表现及主要贡献之一，是批评国民党的军事政策，并且批评是直接指向孙中山的。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发表了《和平统一宣言》：“为救国危亡计，拟以和平方法，图统一之效果，期与四派（即指直系、奉系、皖系和西南诸武力集团）相周旋，以调节其利害”，强调“和平之要，首先裁兵”。(54)2月2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在粤军政人员欢迎会上演讲：提出和平统一、化兵为工的主张，并认为，“……先裁兵，后统一”，才是“真统一”。(55)第2天，孙中山对记者说：“……为了促进统一，除‘西南之团结为必要’外‘予（以）张（作霖）、段（祺瑞），之三角联盟，现在进行亦顺利’。”“吴佩孚若不从予之主张，当用联盟之力讨伐之。”(56)孙中山的《和平统一宣言》反映了他对军阀抱有幻想。他想以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的政策是不可能成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孙中山的言论见报后立即遭到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人士批评，认为孙中山的言论中以军阀制军阀是模糊了敌我界线，也明显地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忽视了对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陈独秀首先指派蔡和森撰文《四派势力与和平统一》，并发表在《向导》第18期上。蔡认为孙中山“若舍却革命的宣传与行动，只与军阀谋统一，结果只有上当。”陈独秀本人也撰文《怎么打倒军阀》，发表在《向导》第21期上。陈文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打倒军阀”，才能求得国家的统一，而不是幻想军阀自己去裁兵的事情。陈独秀提出“必须做民族独立运动，排除外国势力”；“必须做武装平民的裁兵运动……希望军阀自己裁兵，真是与虎谋皮”；“希望军阀行兵工政策，更是附虎以翼，这些方法都是不行的”；“必须做民主的统一运动……才能根本改变军阀纷争的局面”；“必须做统一的国民运动，使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部分争取自由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结合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必须做民主革命势力集中的运动，……集中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必须认定劳动阶级是国民运动中的主要部分，……是最勇敢急进的先锋了”等6点措施。陈文对国民党（即对孙中山）有批评，但更多的是希望与建议。陈独秀认为对待民主革命的对象——封建军阀，国共两党必须采取一致的政策。1923年6月25日，中共“三大”刚刚结束后不久，陈独秀领衔与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4位中共中央委员联名写信给孙中山。信中指出：鉴于北方军阀派系争斗，“给我党（国民党）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时机，我们万不可坐失。我们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要求你裁决下例两个问题：1、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 2、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攻占地盘的同样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对象……我们只能用新手段、新方针、建立新力量……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起新军队”来捍卫民国。信中还列举南方诸省的军阀并不比北方军阀的罪恶少。既使把南方诸省军阀联合起来，与北方军阀斗争也“绝不会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斗争”。陈独秀等人还在信中向孙中山建议，建立一支国民革命的军队，“这是居于首位的重要任务，唯有您可为之，因为您是四年前护法运动的领导者。”(57)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信是言辞诚恳而又热切，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也是溢于字里行间。后来事实证明，陈独秀等代表的中共党人的建议和原则是非常正确的。可当时的孙中山先生未采纳陈独秀等5人的意见。

1923年7月11日，《向导》第31、32期发表陈独秀的《北京政变与国民党》文章；同月，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只有国民会议才能代表国民，才能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58)以上由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意见及主张，显示了其彻底革命的精神：即南北各派系的大小军阀都有其共同的反动本质，不能对他们抱有任何幻想；要抛弃联络一派军阀以反对另一派军阀的军事投机政策，依靠人民群众，团结一切民主势力，召开国民会议，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求得国家的统一。这些恳切的言词、中肯的批评、正确的意见竟然惹怒了孙中山先生。

据1923年7月18日马林在广州《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中讲到：马林与孙中山、廖仲恺在一起谈话，“孙用汉语与廖仲恺谈论一份关于钱的电报，但突然用英语（马林懂英语而不懂汉语）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指《向导》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苏俄）财政援助。”7月20日，马林又在信里重新提起说：“孙中山告诉我（我已向你们报告过），这个周报上的批评是无法接受的。如果陈独秀不放弃批评，孙一定要把他开除出党。”(59)颇为气愤的孙中山之所以不能自由地开除陈独秀及共产党人出国民党，确与接受苏俄的援助有关。该年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给孙逸仙二百万墨西哥（银）元的资助。” (60)这是俄共为国共合作而援助国民党的，也是为了在相当时期内对国共两党的矛盾起着制约作用。也是苏俄向远东输出革命的全球战略措施之一。上述可见，孙中山不能接受陈独秀对其军事政策的批评，说明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孙中山还没有坚定地走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路，也未能更明确地主张新三民主义。

行文至此，还得谈谈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如何联俄的？这一问题又与陈独秀及共产党人是分不开的。本文前述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推动新文化运动和宣传苏俄方面起到震撼中国的影响。孙中山极其赞赏陈独秀，并且于1919年10月建立中国国民党以继续领导民主革命时，指派与陈独秀交往频繁的戴季陶及朱执信、廖仲恺等人效仿《新青年》，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和《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探索民主革命理论和宣传民主革命的思想，以“激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文化之维新。”(61)孙中山长期依之为重要助手的朱执信受《新青年》中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影响并效仿办《建设》等时认识到：“国家之中最有力者为人民，人民所归向者，始谓之实力”，(62)“离了农工的帮助，学界也没有真正的力量。”(63)在《新青年》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朱执信提出一个“寓兵于工”形式改造中国的乌托邦方案：“创造一种劳动军……就是俄国最新的劳动军一样”，(64)依靠该军队去建设“理想地区”，并波及全国而实现“共产社会”。此时，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也渐渐有了“以俄为师的想法”即“中国宜以俄为鉴”的思想。

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第一个主要代表维经斯基（又名吴廷康）来中国，先后到北京、上海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在他的帮助下，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共产党小组，并草拟了纲领性的草案。11月，陈独秀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如饥似渴地询问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特别关注“如何将刚刚从盘据广州的反动桂军手中解放出来的华南斗争与遥远的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并“一直询问是否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或满州里建立一个我们可以与广州联系的大功率电台”，(65)以便孙中山的广州革命政权与苏俄直接通讯。这是由陈独秀介绍的共产国际代表与孙中山的第一次会面。经使陈独秀、维经斯的介绍和联系，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又会见了俄国的记者达扬诺维奇和A·霍多罗夫，再次探询苏俄的革命经验。由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向孙中山介绍并联络苏俄代表，使孙中山越来信赖和学习苏俄。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曾致函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它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的军队和教育的组织。”(66)

但是自1920年春至1922年上半年，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在政策上还未协调一致且各自采取各自的甚至是相互抵牾的政策。这些都使在共产国际主导下的三方合作关系一时难以确立。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马林以共产国际的直接代表身份到中国工作，并通过陈独秀的介绍和交往来协调共产国际、中共和国民党三方的政策。众所周知，马林先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陈独秀介绍马林与国民党要人张继建立联系。前文已提到过，在张继的安排下，马林于12月23日一道到达桂林访问了孙中山。其间，马林与孙中山长谈了3次。马林与孙中山的会谈使孙中山消除了对苏俄制度的疑虑，认识到“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苏俄的必要性，(67)坚定了联俄的信念。

1922年8月至9月，中共杭州会议后，陈独秀、李大钊又多次拜会孙中山并与张继（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进行多次会晤，介绍苏俄代表与孙中山、张继等人晤谈。8月，苏俄政府副外长越飞以俄全权大使身份到北京进行外交谈判及商务问题。后在陈独秀、马林的安排下与孙中山会晤。此后孙中山与越飞书信往来7封之多，就国民党与苏俄进行联盟的问题交换意见。1923年1月22日，越飞与孙中山在上海会谈，经数日谈判，双方达成协议。26日发表《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双方就苏俄放弃在华特权和中东铁路之管理以及在外蒙的政策达成了相互谅解。(68)该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民党与苏俄联盟关系正式确立。所以孙中山的“联俄”与陈独秀等的介绍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1924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蔡和森、恽代英、鲍罗廷（1923年8月，孙中山鉴于苏俄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决心以苏俄为榜样建党、建军，便派蒋介石、张太雷等人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政治、军事、党务等，并就苏俄援助孙先生的革命事宜定了协议。根据协议，苏俄派鲍罗廷到中国帮助改建国民党并建党军。鲍罗廷先到北京，9月底到上海，与陈独秀晤谈后，再去广州，任孙中山的建党、建政、建军的总顾问，兼“国民党组织训练员”）。鲍罗廷、陈独秀2人就国共两党合作中关于国民党的纲领首先要同中共中央代表一起制定及讨论、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及国民党改组等问题发了言。会议还讨论了陈独秀作为国民党中央候选人的问题（此际，孙中山指定陈独秀、柏文蔚、张秋白、管鹏等为国民党“一大”安徽代表）。陈独秀因无法在负责上海的中共中央工作的同时，再去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同意鲍罗廷的意见，不当国民党中央的候选人并得到全体参会者的同意。虽为代表，陈独秀未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

就在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邓泽如等11名国民党党员联名写信给孙中山说：本党改组、党章党纲等草案“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宗旨是“使我党丛国际之仇怨……在国内断绝实力派（笔者注此指军阀）之协助”，“使我党陷入孤立无援之地。此陈独秀共产党对于我党阴谋之纲领也。”实际上，鲍罗廷、陈独秀等制定国民党党纲时遵循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在国民党改组中促其重新解释“奉为该党基础的三民主义”，使之成为“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孙中山对邓泽如等人的来信中的观点予以分析，批评邓泽如等人“疑神疑鬼”。(69)不久孙中山又在《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0期上刊发《总理致海内外同志训词》（原标题为“通告党员解释本党改组容共意见书”），指出：容共可使“吾党之新机，于是乎生”，斥责反对容共的人“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孙中山不愧是一位顺应时代潮流的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

1924年1月20日上午9时，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开幕。孙中山任大会执行主席，致开幕词。谭平山（共产党员）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作了报告，陈独秀的老朋友柏文蔚作了军事报告，地方各省和海外的支部作各自的党务报告，国民党安徽支部筹备处长管鹏(70)作了安徽的党务报告。大会通过了《宣言》，完整地阐明了党纲。该党纲是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是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会议还通过了国民党《总章》、决议及《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1月30日的国民党“一大”一中全会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25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中央监察委员5人。其中有共产党员身份的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据不完全的统计，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机关任职的有组织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工人部秘书冯菊坡。国民党派赴各省市建立党组织的负责人，也多为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如热河的韩麟符、江苏的张曙时、湖北的刘芬、浙江的沈定一、山西的韩麟书、湖南的夏曦、直隶的于方舟等；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辖江苏、安徽、江西等省市）的有毛泽东、恽代英、罗章龙、邓中夏、沈泽民、王荷坡、向警予等；在北京执行部（辖华北和内蒙）的有李大钊、于树德、蔡和森、王烬美、何孟雄等；在汉口执行部的有林祖涵、李立三、项英、刘伯垂、林育南等。在陈独秀与孙中山为代表两党的国共合作中，共产党人以它主要力量从事于国民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截止1925年底至1926年初国民党党员就发展到40万人。与此同时，共产党员也发展1万人。

1924年5月5日，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开学，以培养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骨干。7月3日以共产党党员为主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培养一批批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的骨干。国共第一次合作促进了大革命的发展。

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还是有着把希望放在“西南团结”（即以西南军阀联合的军事势力来打倒北方军阀）的不现实的情结。陈独秀对这类关系到民主革命方针的大计也是执著不弃的。1924年9、10月间，陈独秀在《向导》上继续批评“孙中山先生想把艰难的革命事业粘附在利用南北军阀冲突的机会上面。”即所谓的“西南团结”，其实西南团结“顶争气也不过与北方军阀争夺地盘，和力量建立在人民团结的国民革命——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一切军阀——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陈独秀还提醒孙中山应停止北伐军事行动，因为当时还没有进行北伐的条件，并劝告孙中山为总理的国民党在党内、在广东“都急需积极的采用肃清内部政策”。正如陈所料，1924年10月间，南方广州发生了商团叛乱。北方是北京发生政变，冯玉祥囚禁北京政府总统曹锟，推翻曹锟、吴佩孚把持的政府。由皖系军阀段祺瑞临时执政，其间段祺瑞、冯玉祥等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此时孙中山采纳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主张，并在中共支持下决定北上，并发表《北上宣言》（即《时局宣言》）重申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把“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作为北上奋斗目标。《宣言》在谈到武力问题，说“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表明抛弃了对军阀武力的幻想，显然是接受了陈独秀对其军事政策的批评后而所为的。

11月，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名义撰文《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再次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希望国民党领袖们号召全国人民团体，促成此国民会议”。并通告全党，要“各地方联络各地人民团体，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71)

孙中山接受了陈独秀的主张，并在国民党内号召全体党员积极努力之。1925年3月1日，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并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常设机构。从此由中共倡导，国共两党合作而共同组织的国民会议运动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迅速地兴起，如火如荼。

自1919年至1925年的7个年头里，孙中山与陈独秀从神交到诤友，再到民主革命领头的同路人——两个阵营的革命领袖，友情深厚。孙中山曾两次营救陈独秀出狱，使陈的革命事业没有中断。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掀起新文化运动，领导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也促使孙中山扬弃旧民主革命、探索新民主革命，萌芽其以俄为师的思想。进而在共产国际的支援下，在陈独秀为核心的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并逐步系统地形成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和发展更是陈独秀与孙中山携手共进，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历史贡献。在共产国际的主导和经济援助下，陈独秀和孙中山就中共和国民党的合作达成共识，中共帮助国民党改组重新建立，发展壮大、建政、建军等方面做出了丰功伟绩。孙中山对国民党内右派势力驱逐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出国民党予以制止，维护国共合作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然而陈独秀也对孙中山的军事政策给予极为原则的批评，并使其回归到“武力为国民之武力”的正确的轨道上。陈独秀与孙中山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征途上，既有合作，又有矛盾。矛盾的是陈、孙两人的思想体系不同，故对军阀的认识上分歧很大，甚至对立，革命军事政策上相互抵悟等等，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陈独秀与孙中山的合作，领导了中国人民开展了新的民主革命，并推向高潮。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此后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仍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一致地进行了北伐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大革命取得胜利。这一切，历史是不会忘记的！                                  {载于《安庆日报》2004年2月27日 下午版}

注释：

⑴《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1期P8、9、13。

⑵《孙中山全集》第5卷，P66。

⑶《沈定一给胡适的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P77。

⑷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二）。

⑸任卓宜：《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传记文学》第30卷5号。

⑹⑺《孙中山全集》第5卷P209—210、103。

⑻《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1号，1919年12月1日。

⑼《民国日报》1920年1月31日。

⑽《国民新报》1920年2月12日。

⑾陈独秀：《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长沙《大公报》1920年1月11、12日。

⑿台北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日志》1979年P490。

⒀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P27。

⒁《时事新报》1920年12月31日。

⒂《民国日报》1920年12月18日。

⒃梁复然：《广东党组织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P456。

⒄《晨报》1921年1月7日。

⒅⒆《民国日报》1921年1月3日、16日。

⒇《民国日报》1921年12月24日。

(21)谭天度：《回忆广东的五四运动和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广东文史资料》1979年第24辑。

(22)陈独秀：《在理发工会演说辞》，《劳动与妇女》第1期，1921年2月13日。

(23)《袁振英回忆》，《“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P168。

(24)《民国日报》1921年1月1日。

(25)陈独秀：《实庵自传》。

(26)(28)《“一大”前后》（二），P387—388、14。

(27)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上），《新文学史料》第4辑。

(29)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大”前后》，P389—390。

(30)参见《十里洋场的侧影》、《孙中山与中华银行》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黄嘉树（据谢菊的回忆整理作文）：《陈独秀第三次被捕是谁营救的？》，《党史研究》1985年2期。

(31)《广东群报》1922年5月23日。

(32)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寒风集）。

(33)《“一大”前后》（三），P421。

(34)(44)(4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 P189、207—209、242—243、248。

(35)参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杜魏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斯内夫利特（马林）在华记事》。

(36)(3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P15 、39、44—45。

(37)(43)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39)(41)《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参见《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0)(42)《马林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信》，1923年6月20日，参见《马林致共产国际的执委会信》，1923年5月，又转引托尼·塞奇：《亨克·斯内夫利特与第一次联合战线的起源》。

 (45)孙中山：《致国民党书》，见《孙中山选集》。

 (47)刘健清、王家典、徐梁伯主编：《中国国民党史》，P183。

(48)《国际、联共、中国革命档案》丛书（3），P440注③。

(49)李玉贞：《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P93—95，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50)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册，P312。

(51)《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丛书（1）P187。

(52)(53)(57)《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丛书（2）P436—437、462、467、495—496。

(54)《民国日报》1923年1月26日。

(55)《孙中山演说集》，P155—160。

(56)《民国日报》1923年2月25。

 (58)《中共中央文件集》（1）P133。

(59)(60)《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2）P425、226。

(61)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册），P160。参见陈独秀：《挽朱执信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62)(63)(64)《朱执信集》，P480、726、836，中华书局1979年版。

(65)维经斯基：《我与孙中山的会见》。

(66)(67)《孙中山选集》，P504、507。

 (68)《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P238。

(69)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P311—312。

(70)刘健清、王家典、徐梁伯主编：《中国国民党史》P188。

(71)《中共中央文件集》（1），P236、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