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是什么？》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文献之一。作者陈独秀。原载于1921年1月3日《广东群报》，又刊于同年《新青年》杂志第8卷第6号。

陈独秀(1880—1942)，安徽怀宁(今安庆)人，字仲甫。1898年入杭州求是书院，开始接触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901年因参加反清活动遭清廷追缉，亡命日本，旋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法政。1903年回国后，先后编辑创办《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进行反清革命宣传活动，并兼任安徽公学及安徽公立速成师范学堂教师。1907年一1910年又两度赴日，先后就读于东京正则英语学校、早稻田大学。1908年曾任浙江陆军小学堂国文和史地教师。辛亥革命后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并创办安徽省高等学堂。1913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又赴日本，协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回国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1917年1月受蔡元培之聘任北大教授兼文科学长。1918年底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底应邀到广州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并作了试图改革教育制度的尝试，如拟定全省教委组织法，学校系统图等，《新教育是什么？》一文即是他在广东任职时于1921年1月2日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发表的演讲词。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1至1927年一直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由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大革命惨遭失败，在“八七”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职务，但他仍坚持错误，终于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32年10月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出狱，发表演讲，主张坚持抗战。1942年5月27日病逝于四川江津。

　　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将之一，是“五四”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之一，也是著名教育家。主要教育论文还有：《今日之教育方针》(1915年)、《宪法与孔教》(1916年)、《近代西洋教育》(1917年)、《<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新教育的精神》(1920年)、《教育缺点》(1920年)、《教育界能不问政治吗？》(1923年)、《收回教育权》(1924年)等。

　　陈独秀把教育改革视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教育，多次著文批判北洋军阀政府在学校恢复“祀孔”、“读经”的倒行逆施；在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文教侵略的同时又热情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和实践；主张用民主和科学精神改革中国传统教育，积极倡导并创建科学与民主的新教育，推动了教育领域反对尊孔、复古的斗争，对中国新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独秀认为，新教育的方针应贯穿四大主义。一是“现实主义”，即用科学和现实生活的教育取代复古迷信的“理想主义”教育；二是“惟民主义”，即用民主主义教育取代封建主义的专制教育；三是“职业主义”，即用职业教育取代空洞的以伦理说教为主的传统教育；四是“兽性主义”，即用注重体魄和意志锻炼的强身教育取代忽视体育的弱民教育。他把旧教育的弊端概括为两种：一是主观主义，一是形式主义。他深刻揭露当时学校教育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各种现象，指出：“这两种主义不破，中国的教育决不会有进步的希望。”表达了改革旧教育的迫切心情。

　　作者认为，旧教育是“主观的”，其“教育主义”是“个人的”，其“教授方法”是“教训的”；新教育是“客观的”，其“教育主义”是“社会的”，其“教授方法”是“启发的”。陈独秀从“教育主义”和“教授方法”这两个方面分析了新教育和旧教育的根本分歧，认为，旧教育“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而新教育“不专在造就个人的伟大”，而“注重在改良社会”。最后，作者得出结论：“改革教育底的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

　　作者深刻揭露了“旧教育个人主义”的四大缺点：

　　1．“减少教育的效力”。陈独秀认为，“人类的精力不可滥用，必须用得很经济”，“用十分精力去注重社会得十分效力，如注重个人不过得两三分效力，就是得七、八分效力，我们的精力也用得不经济了。”精力用得不经济就减少了教育的效力。

　　2．“减少训练的效力”。在教育的实际经验上表现为：(1)家庭教师的成绩：在家庭受教育的儿童其学科或较优于在校儿童，然而缺乏社会知识、秩序及公共观念的训练，最好的结果不过养成一个文弱、乖僻、不解事的书痴；(2)学校儿童的成绩，小学生在校受训练的时候活泼、守序、合群，一入家庭、社会，即与学校环境相反，在校所受短时间的训练遂不发生效力。(3)专门以上学生的成绩：许多学生在校读书时，品行纯洁、志趣高尚、大有希望，一旦出了校门、进入社会马上变得“胸中无主”，在社会上混久了，则会变成一个毫无希望的恶人。这是因为，个人主义的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分离了，“教育自教育，”社会自社会”，致使训练失去效力。

　　3．“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旧教育把教育与社会相分离，学生和学校在社会中便分别成了一种“特殊阶级”和“特殊事业”。社会上的一般人视之为奢侈品、装饰品而不是看成必需品，此种弊病“社会固应负责任”，而教育家“至少也要负一半责任”。旧教育是离开社会的教育，从而减少了学术应用的效力。改革这一弊病的唯一办法是“把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一切的教育都建设在社会的需要上面，不建设在造就个人的伟大的上面。”作者主张，无论设立农工何项学校及农工学校何种科目，都必须适应学校所在地社会的需要及产业、交通、原料各种状况。

　　4．“减少文化普及的效力”。

　　作者认为，旧教育是“贵族的”、“神秘的”，各学校门口大书特书；“学校重地、闲人免进”，“明明白白地是要把学校与社会截为两段”，这种“学校的个人主义”以“造个人名誉为目的”’专以玄秘难解为高贵、通俗易懂为浅陋，这种教育界的“闭关主义”减少了文化普及的效力，也是“明明白白的事”。

　　陈独秀认为，新教育的一切学校都是为社会设立的，而不是仅仅为一部分学生设立的。自大学以至幼稚园，凡属图书馆、试验场、博物院都应公开，使社会上人人都能享用，只有如此，才能将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才能使社会就是一个大学校，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才能造成“社会化的学校”、“学校化的社会”。

　　陈独秀还分析了新、旧教育在教授法上的区别，他认为，旧教育采用“先生教学生”的“教训式”，即“教学生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而“不问学生理会不理会”；新教育采用“启发式”，是“学生教先生”即“事事须由学生之反应供给先生教授法之知识。”“研究学生何以如何如何，何以不如何如何，”“怎样才能使学生如何如何，怎样才能使学生不如何如何。”陈独秀认为，新、旧教育的区别只是采取的主义和方法不同，并不是空间(国界)或时间(时代)的不同，所以他又强调，中国古代的教授法并不一概都是教训式的、旧的，也不认为欧美各国现代教授法一概都是启发式的、新的。

　　陈独秀根据新的教授法的原则对伦理、历史、地理、理科、图画、手工及唱歌等学科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意见：

　　1．伦理。作者主张“教训式的伦理科应该废除”。要在游戏、体操以及对人接物时，采用实际的训练方法，“使儿童感觉道德之必要，使儿童道德的本能渐渐发展”，这才是真正的伦理教育。

　　2．历史。历史科要注意儿童的心理特点，要让学生感到有趣味。历史一科在小学校应该废除，就是不废除，也只可以教最小范围的乡土史，而不应该教国史。

　　3．地理。小学校只能教乡土地理，而乡土地理的第一课就应从本校讲堂教起；要采用能培养学生实际观察能力的教授法，不要教学生死读教科书。

　　4．理科。理科各科目更要重视“实物经验”，小学理科必须注重乡土教材；各省物产不同，各省的小学教材便要有所区别。

　　5．图画手工。作者认为，把“教育品”作成“美术品”是图画手工教育的失败。教育儿童直接的目的，不是要教他们成为一个艺术家，而是“要寻种种机会，用种种方法训练儿童心身各种感官”，使他们“各种器官及观察力、创造力、想象力、道德情感等本能”渐渐地自由生长发育，游戏、体操、手工、图画正是使这些本能生长发育的工具。最好是听凭儿童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使他们“观察、创造、想象的天才”得以自由发展。“若由先生的意思教儿童造成作品”，学生只是被动地按教师的要求去活动。那么这种教育只能称之为“填谱的”教育，它限制受教育者的“智识”自由活动而使其固定，造成机械的、盲从的习惯，戕害人类最可贵的创造天才。不独手工图画教育如此。

　　6．唱歌。唱歌可培养学生的美感、协作精神和遵守规律的习惯。合唱比单唱好，歌词须通俗易懂、要挑选儿童最常见的材料，不可太文雅、抽象。

　　最后，作者归纳出新教育的两大特点：一是新教育的主义和方法与旧教育完全不同；二是新教育的效力大过旧教育。

　　陈独秀以其反对封建文化为中心的急进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把中国近代教育思想提高到了一个崭新阶段，他以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猛烈批判封建主义旧教育，为建立民主的、科学的新教育做出了自己可贵的探索和应有的贡献。他注重学校教育与社会生产、生活实际的联系，强调利用启发式教学以发挥儿童的自主能动性，发展其天赋才能；他主张要适应儿童身心特点革新教授法，并发展乡土教材，提高教育、训练、学术应用及文化普及的“效力”；这些都是针对旧教育弊端而发的，都是当时中国反对封建传统教育的斗争所必需的。

　　“五四”运动之前，当陈独秀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封建礼教时，他把教育看作是追求个性解放的手段，并一味地崇拜西洋教育制度。“五四”运动之后，他才开始注意考察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然而真正较好地把握住二者之间的关系，则是在他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新教育是什么？》一文即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出发，反对“教育是主观的，教育主义是个人的”，提倡“教育是客观的，教育主义是社会的”。并对西洋教育开始有所批判，如认为当时欧美的教授法还是灌输式的居多，进而提出教育为改革社会服务，教育与社会生产劳动、生活实际相结合的主张，为此，就必须打破贵族式封闭式的教育，实施平民的开放的教育，“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教育权，这是陈独秀在刚刚就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时提出的教育改革意见和建议，毫无疑问是新颖而深刻的。陈独秀也只有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之后，才有可能回答“新教育是什么”这一问题。同时也无可否认，《新教育是什么？》一文也多少流露出陈独秀受当时所谓新教育思潮即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某些观点影响的痕迹，如此强凋新教育要注重改良社会，主张使社会就是一个大学校，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等等。

　　尽管陈独秀犯过严重政治错误，但是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反对封建复古教育、反对帝国主义文化教育侵略及倡导科学、民主新教育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留下了大量精神财富，他关于教育改革的意见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