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各国先后倒台。曾被认为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突然间发生这种多米诺现象，人们对其原因见仁见智。原保加利亚党和国家领导人日夫科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作过这样的总结。他说：

      我们共同体各国的社会主义悲剧。我们将向马克思做什么样的总结呢？显然，在这个总结中不能漏掉马克思如何经常从源头、从主要方面被伪造。他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还有，不能漏掉马克思所奠定的原理怎样没有被进一步发展，以致使我们能从所处的死胡同里找到出路。特别重要的是，它没有被进一步发展到让我们能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

      最使我失望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仍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仍旧像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形，总的来说，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问题越来越紧迫。却没有找出那种决定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的原则。

      “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垮台奠定了基础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日夫科夫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9，第227、228―229页）

      那末，曾被认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日夫科夫称，这是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是从源头“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遗憾的是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

      斯大林死后，苏联和东欧国家，都曾经想进行改革。但是正如日夫科夫所说的，每走一步都碰到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就是“要还是不要社会主义”（《日夫科夫回忆录》，第227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历史正是这样发展的，请看：

      纳吉在1953年7月取代拉科西任部长会议主席，提出了他的施政纲领；1955年3月，纳吉被指摘为右倾机会主义，拉科西复辟。

      我们六十年代批判赫鲁晓夫为修正主义。实际上，赫鲁晓夫只是在原有模式的框架内搞修补，并没有认识要改变原有体制的模式。苏联问题专家陈之骅先生主编的《苏联史纲》评论说：在国内改革问题上，与其说赫鲁晓夫失之于离开社会主义方向，还不如说失之于未摆脱传统的体制而改革不彻底。赫鲁晓夫既没有改变斯大林时期的经济管理理论和产业结构，也没有完全抛弃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和方法。（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210页）

      “布拉格之春”被镇压，更是勃列日涅夫之辈为维护斯大林模式的恶果。俄罗斯学者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分析当年苏联领导人出兵镇压的原由说：除了对捷克所发生的事件的虚假报导和不真实的描绘之外，在这种致命的决策中起巨大作用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这就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模式，根据这种模式，任何背离你自己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观念，就等于是背叛，是犯罪。我想，勃列日涅夫是赞同这些模式的，并使自己确信：如果不干预事态的进程，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事业，或至少是会损害自己作为苏共和苏联领导人的地位。”（[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188页）

      卡达尔的改革曾经被称为匈牙利模式，但也没有能跳出原有的框框。从六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计划和市场就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之后，苏联报刊指责匈的发展是“违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则”，“助长了资本主义倾向”，要匈来个“方向性的转变”，并对市场社会主义展开批判；民主德国对匈的改革展开了公开论战；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领导批评卡达尔“搞西化”，经济机构正在脱离党的领导，敦促匈立即“刹车”。与之同时，匈党内部的争论也趋激化。所以，卡达尔最终难越雷池。

      日夫科夫总结说：我们有个弱点，就是记载下来的巨大成就有时压抑了我们总结失利的原因和后果的能力，从而使我们对采取注意事物根源的方法不感到必要。在新的形势下，事情已变得越来越清楚，失却这种新的方法不仅使我们面临困难，而且使我们面临对社会主义本身命运攸关的非此即彼的抉择。……

      那时，我并不完全清楚，社会主义的哪些地方需要改变。（《日夫科夫回忆录》，第227页）

      可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质疑，这对批了几十年修正主义的老一代领导人来说，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

      中国在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之后，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页）又说，总结历史经验，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这可以说是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