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档案馆藏有190万卷(册)珍贵档案资料，记录着北京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和演变，每一次重大变革历史瞬间中的人和事、寻常百姓日常生活和社会状态，都可以在这些浩如烟海的历史记载中探寻到踪迹。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北京市档案馆与《北京青年报》合作策划了这一专题，组织馆内中青年史料工作者，在前人已进行的档案史料挖掘、整理、公布的基础上，仔细研读，深入探究，用档案记述解读五四，再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这篇不足百字的小文章发表在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上，题目叫《研究室与监狱》，作者正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大起大落，跌宕起伏。

　　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总共有过五次牢狱之灾，一次是辛亥革命中，一次是五四运动中，两次是共产党总书记任上，最后一次是为国民党所拘，监狱对他来说是平常的居所，遭通缉和被追捕更是家常便饭。

　　这位中国思想界的“普罗米修斯”，以自己一生的“直接行动”，实现着“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豪迈宣言，在近代中国书写下苍劲而悠远的一笔。

　　“五四”的烟云，已飘过了近一个世纪。遥想“五四”，就会想到陈独秀的振臂高呼；遥想“五四”中陈独秀，就会想到他“白帽西服”在“新世界”屋顶花园散发传单的风采！

　　-当晚陈独秀与高一涵前往小印刷所，所内的两位工人警惕性也很高，事毕将底稿和废纸一概烧得干干净净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军警狂捕游行学生，北京一时间风声鹤唳。

　　5月9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迫秘密离京， 6月3日和4日，又有近千名学生被捕。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罢工，商人开始罢市，全国各地纷纷响应。随后几天，形势发生重大转变，被捕学生陆续放出，民愤极大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被免职已成定局。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位运动舵手，却在此刻商量着如何把斗争引向深入。

　　6月9日，他们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北京市档案馆藏有《北京市民宣言》的印刷传单。

　　《宣言》起草完后，陈独秀把它交给了老乡胡适，由胡适译成了英文。为安全起见，李大钊建议把《宣言》送到北大平时印讲义的蒿祝寺旁小印刷所印刷。当晚陈独秀与高一涵前往该处，印刷所内的两位工人警惕性也很高，事毕将底稿和废纸一概烧得干干净净。传单印完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

　　陈独秀想试探一下市民对《宣言》的反映，于是他和友人首先来到中央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时值暑假，市民多在午后去中央公园转转，吃茶的，乘凉的，会友的，十分热闹。陈独秀友人将一张张传单放在公园没有人的桌上，用茶杯压好，然后在一旁悄悄等待。等到吃茶的人回来，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他们就在远处偷着高兴。

　　-据档案记载，在押送陈独秀的路上，出现过一段对陈独秀性命攸关的插曲

　　传单在中山公园受到的欢迎，使陈独秀在更大范围进行宣传的信心更足了。永安路北侧香厂路的新世界游艺场，成了下一个散发传单的目标。对此事件，北京市档案馆藏京师警察厅档案有较详细的记录。

　　6月11日，下午七点，陈独秀受友人之邀，来到新世界附近一个名叫浣花春的四川饭馆聚餐，他随身带上了千余份传单。晚餐后，约八点多，陈独秀西装革履，头戴白帽，立即前往新世界游艺场。到新世界后，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于是潜入了第五层的屋顶花园，那里既无游人，也无电灯。时间已近十点，恰好四层的楼台正放露天电影，趁此良机，四十一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凭空一挥，大把的传单如雪片般飘向人群，人群一片骚动……

　　陈独秀没有料到，此刻危险正向他逼近，新世界早已布满了密探。几天前，外右五区警察署查获了一张传单，说将在新世界安置炸弹，于是警察署立即加派了区警署侦缉队的便衣侦探，每天晚间分布在各楼严密侦查。此外，步军统领衙门也安排了密探严加防范。弹丸之地的新世界，已布下了天罗地网。

　　进入新世界后，“白帽西服”的陈独秀，因上下楼频繁，而且衣服兜中显现膨满之物，引起了侦缉队两名便衣侦探和步军统领衙门一名密探的注意和跟踪。当陈独秀在五楼屋顶花园准备再次抛洒传单时，一伙埋藏在暗处探员立即涌出，把陈独秀抓住，并从他身上搜出传单一卷和信函一封。因新世界处于闹事繁华地带，为避免引起公众注意，一名侦探脱下灰色大褂将陈独秀罩住，秘密押往外右五区警察署。

　　当晚十二点，数百军警立即前往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的住宅，从陈独秀家中搜出《北京市民宣言》传单一共数百张，以及杂志、稿件、信札数十件。

　　据档案记载，在押送陈独秀的路上，出现过一段对陈独秀性命攸关的插曲。当陈独秀押送至中途时，步军统领衙门密探与警察署探员发生了争执，他们都想将陈独秀送往自己的部门进行处理，由于当时区警察署的便衣人数比步军统领衙门的密探多，陈独秀才被送至警署解至警察厅。后来，步军统领王怀庆和警察总监吴炳湘又发生争执，王怀庆想以治安妨害绳以军法，吴炳湘想以违反警律处置，争执到徐世昌大总统那儿，徐总统以送法庭判决结束争执。王怀庆是何许人也，他是陈独秀《告北京市民宣言》要求罢免官职并驱逐出京的6人之一，对陈独秀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主张“非严办不可”，而与之相比，吴炳湘是安徽同乡，态度也较为缓和。幸亏吴炳湘的坚持不让，否则陈独秀若落入王怀庆之手，生还希望必定十分渺茫。

　　-汹涌的营救浪潮席卷而来:“请准予保释陈独秀”

　　在“五四”这个敏感时刻，陈独秀的被捕，立刻引起全国极大的震动，各大报刊、社会团体、学者名流及政界人士强烈谴责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汹涌的营救浪潮席卷而来。

　　媒体很快向社会披露了此事。

　　6月13日，北京《晨报》等率先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全国舆论一片哗然。14日，上海《民国日报》全文发表陈独秀的《北京市民宣言》。

　　15日，《时事新报》刊出《陈独秀无端被捕》时评，《民国日报》发表《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黑暗势力猖獗》的述评：

　　“当此风潮初定、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过之诚心，不应对于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

　　17日，《申报》刊载《北京之文字狱》的杂评：“陈独秀之被捕，益世报之封禁，皆北京最近之文字狱也”，“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树欲静而风又来，是诚何心耶？”

　　随之，《神州日报》和《时事新报》等各大报纸都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

　　学界和教育界立刻行动起来了。在档案馆馆藏中，当年声援的信件电函保存至今，一一可见。

　　15日，在张国焘等学生的艰苦努力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率先致函京师警察厅，提出以下两点：

　　“(一)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遂加之罪，恐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计。

　　(二)陈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学新思潮见忌于一般守旧学者，此次忽被逮捕，诚恐国内外人士疑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为摧残近代思潮之地步。现今各种问题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以滋纠纷。”

　　16日，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联名马裕藻、马叙伦、程演生、王星拱等知名教授40人，致函警察总监：

　　“查陈独秀此次行动，果如报纸所载，诚不免有越轨之嫌，然原其用心无非激于书生爱国之愚悃。夙仰钧厅维持地方，向主息事宁人，商学各界钦感同深，可否于陈独秀宽其既往，以示国家爱护士类，曲予裁成之至意。”

　　17日，江苏省教育会致函教育部：

　　“陈独秀被捕，众情疑骇，谓将兴文字之狱,查言论自由载在约法，学潮甫息，似不宜再激波澜，请从速省释，以免各方误会。”

　　20日，民国大学校长应善以，联名中国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新华商业专门学校等学校29人，致函警察总监：

　　“查陈独秀平日言论无论是否适当，然原其用意无非出于书生爱国之忱。窃念钧厅保卫地方，维护士类，素为学商各界所钦仰，可否于陈独秀宽其既往，以示国家宽大之至意。”

　　共同起草《宣言》的李大钊，得知消息后，立即组织学生将陈独秀被捕消息四处传播，通过制造社会舆论压力营救陈独秀。23日，北大学生黄昆仑致信全国学联，请求声援：

　　“夫苟使鼓吹新思想之人而受武力之摧残，是明与吾等运动之初意相背戾，且去吾等之目标更远矣”，“敢请同学诸君对于陈先生竭力营救，或出于示威运动亦所不惜”。

　　陈独秀的同乡、北大庶务主任李辛白也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首小诗《怀陈独秀》：

　　“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乡党纷纷登上了营救舞台。陈独秀是安徽人，北京、上海等地的同乡故友，在皖的各界名流，纷纷奔走游说。

　　6月19日，余裴山致函安徽协会：

　　“陈君独秀为革新思想之先导，实吾皖最优秀之分子。今无辜被捕，不于陈君反对旧学说之时，乃遵在学潮澎湃之后，显系有意加害，闻且陈君被捕后备受虐待，且已染暑疾，似此殊为可危” ……“贵会为吾皖最近之正大机关，似不能无一言，敢请即日电京请即将陈君释放”。

　　25日，安徽同乡会吴传绮等8人联名致函警察总监吴炳湘：

　　“惟陈君本系书生，平时激于爱国之忱，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历年办理教育，潜心著述，在学界似亦薄奏微劳。传绮等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谂，用敢公同具函，恳请阁下曲赐矜惜，准予保释。”

　　26日，胡适给《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写信：

　　“陈独秀先生被捕事警厅始终严守秘密，不把真相发表也不宣布真态度，到前日始许一人往见独秀。他现染时症发寒,他的朋友听见了很着急，现在有许多人想联名保他出来养病，不知能办得到否？”

　　29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短文《爱情与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借以鼓励陈独秀坚持斗争。

　　-政界卷入营救阵营，游说力量闯入了总统府

　　政界也卷入营救阵营。26日，在京皖籍官绅、安徽省长吕调元也致电吴炳湘：

　　“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结习。然其人好学深思，绝与过激派无涉。闻在京被捕，此间人士爱护学者，群请解救。学潮初定，似不宜又兴文字之狱。两公容纳众流，夙所钦仰，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以慰士望。”

　　6月22日，社会名流章士钊分别致电龚心湛、王克敏等政要，谴责这是“忽兴文网，重激众怒”，称陈独秀“英姿挺秀，学贯中西”，“向以讲学为务，生平不含政治党派臭味”，自己与陈“总角旧交，同出大学，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佐证”，敦促“立予释放”。

　　远在上海的孙中山，得知陈独秀被捕后也很着急。在会见徐世昌、段祺瑞的和谈代表许世英时，他郑重地提出了陈独秀在北京被捕之事。他对许世英说：“你们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又说：“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听说，口口声声地表示：“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游说力量还闯入了总统府。近代教育的先驱者严范孙先生的儿子严智怡带着父亲的手书找到私交深厚的徐世昌大总统，徐世昌开始以“这是司法部的事”推脱。严智怡说：“陈独秀生平的言论思想是一件事，陈独秀因嫌疑传单被拘又是一件事，不能拿他平日的言行来裁判他……大学为新思想发源地，无论什么思想都要拿来研究的……怎能够去干涉他呢？藉新旧思想暗潮来兴‘文字狱’，实在于教育前途有碍。”徐世昌听了，“颇动容”，应允“维持”。

　　严智怡出总统府后，又趁热打铁游说司法总长朱深，朱深推辞说：此案“现在尚没有交到司法界，所以不能过问。”经过严君再三说明“文字狱”的厉害，最后，朱深也答应“维持”。

　　除此之外，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国民大会上海干事部、中华工业协会也都致电当局，要求释放陈独秀。

　　当年的毛泽东也加入了呼吁释放陈独秀的行列。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署名“泽东”的《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一文：

　　“陈君之被逮，绝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馆藏1920年2月14日陈独秀致京师警察总监的信函，文笔犀利诙谐

　　在五四浪潮汹涌澎湃的1919年，军阀政府还不敢太肆无忌惮。社会各界的声援和营救，给北洋政府当局造成了巨大压力。

　　面对日益浩大的保陈声势，实际捕控陈独秀在手的吴炳湘想早日扔掉这个烫手的山芋了，同时诸多徽省同乡的人情脸面他也绝不能视而不见，虽然他遭受段芝贵、王怀庆等军阀派多方威胁，也受到守旧派暗中怂恿，但是对于陈独秀并十分没有苛待。在被捕期间，陈独秀患上了胃病，由警察厅医药室医师进行诊治，经过十多天的坚持服药，胃病痊愈。

　　在各方声势浩大的营救浪潮下，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于9月16日作出了释放陈独秀的裁决：

　　“查陈独秀以传单煽人为乱，殊属违法，既据联名列保称无别情，看押三月有余，查察尚知悛悔，姑念系属学子，拟从宽准予保释。惟其不知检束，殊有破坏社会道德，拟仍按豫戒法第三条四款，施以豫戒。”

　　1919年9月17日，在监狱拘禁近百天的陈独秀，终于回家了。

　　按照豫戒法规定，出狱后陈独秀的行踪仍旧受到警察署的严密监视。由于陈独秀住所位于中一区，中一区警察署需按月填表呈报陈独秀的行为。档案中记载，一次，一名石姓警员，因接到上级电话问询陈独秀是否在京时，因茫然不知而以“有失职责”给予“记大过一次”。

　　尽管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走出监狱无论如何也是值得喜庆的事情，大家都为陈独秀的释放而高兴和鼓舞。李大钊、刘半农、胡适、沈尹默等同人在《新青年》发表白话新诗，欢迎他的出狱。李大钊在《欢迎独秀出狱》中写道：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相别才有几十日，这里有了许多更易；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却不见了你和我们首创的报纸！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惜，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出狱后的陈独秀，重新开始集中精力编辑贻误多日的《新青年》，11月15日出版了六卷六号，12月1日又出版了七卷一号。1920年1月底，仍旧受到监视的陈独秀，假称去拜访胡适，经友人协助顺利脱身，离京赶赴上海，彻底获得了人身自由。北京市档案馆藏有2月14日，离京的陈独秀致京师警察总监兼老乡吴炳湘函，信中写到：

　　“夏间备承优遇，至为感佩。日前接此间友人电促，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匆匆启行，未及报厅，颇觉歉仄，特此专函补陈，希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再为面谢。敬请勋安。”

　　在这封信中，陈独秀三个多月的牢狱生活被轻描淡写一笔掠过，文笔犀利诙谐，为后人所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