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1921年2月1日，钱玄同致胡适的信，全文如下：

昨晚我接到你请人吃茶的贴子，我今天因为儿子患白喉未愈，亟须延医买药，下午四时恕不能来。

《新青年》事，我的意见，已签在来函之末尾，又前星期六别有一信致足下。即使下午能来，意见亦是如此。至于决议之结果，我自然服从多数（若“移京”和“别组”各占半数之时，则我仍站在“别组”一方面）。

还有要声明者：我对于《新青年》，两年以来，未撰一文。我去年对罗志希说：“假如我这个人还有一线之希望，亦非在五年之后不发言。”这就是我对于《新青年》不做文章的意见。所以此次之事，无论别组或移京。总而言之，我总不做文章的（无论陈独秀、陈望道、胡适之……办，我是一概不做文章的。我非反对谁某，实在是自己觉得浅陋）。

虽说是“非反对谁某”，实际上是发泄对胡、陈两年前批评的不满。因为当年面对保守派的攻击和胡适的妥协，钱玄同曾写信给胡，明确表示不满。

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不知道外面骂胡适的人很多吗？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狠骂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们的气呢”[11]

实际上，当时北京诸人不可能让上海的《新青年》停办。至此，新文化阵营终于分裂。

胡适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绝不妥协的态度显然也刺痛了陈望道等上海编辑人员。1月15日，陈望道给胡适一封明信片，很生气地表示：“新青年内容，我不愿意多说话，因为8卷4号以前我纯粹是一个读者，5号以后，我也只依照多数意思进行。”[12]胡适还给他一封明信片，表示他争持的不是何地何人编辑，而是办报方针。他直率地说：“我不是反对你编辑《新青年》，而是反对你把《新青年》作宣传共产主义之用。”陈望道在给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的信中也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也不想要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时间的历史，并且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不过适之先生的态度，我却敢断定说，不能信任”。信还指出胡适不做文章，又企图支配《新青年》，表示与胡适等人“早已分裂，不能弥缝”。“上海广大同人及一般读者”对周氏兄弟支持《新青年》——“病中也替《新青年》做文章”——表示感谢。认为：“办《新青年》不能靠胡适，要靠你（鲁迅——引者）”。[13]

可见，这一次的分裂由于是思想上的分裂，深刻之至，难以挽回。其实，二人的矛盾实质上是共产党的专政派与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的矛盾，是中国走俄国十月革命之路，还是走英美资本主义之路的分歧。因此也不可能解决。陈独秀只得接受这个现实。1921年2月15日，他致函胡适：“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作文章。”同时，他又致函周氏兄弟：“《新青年》风浪想必先生已知道了，此时除移粤出版，无他法。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唯求助于你们两位。”[14]

至此，《新青年》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地位才完全确立起来。《新青年》由一个文化刊物变成一个政治刊物，意味着从1915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正式结束。此后的文化改革、文艺改革、文学革命、文字改革、教育改革等，虽然从未中断过，但作为一种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运动，特别是对于长期生活在封建主义社会中的中国人民至关重要的民主主义启蒙运动，的确是结束了。在这个过程中，胡适曾企图挽回，提出过重整新文化运动的纲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5]但是，一是胡适这时还远没有陈独秀那样的人望；二是更重要的，由于巴黎和会和苏俄对华宣言这一反一正事件撞击性惯性的推动，这时历史潮流，西方民主主义潮流衰落长达30-40年之久，而马克思主义潮流磅礴而来，任何个人，即使是陈独秀也难以阻挡。陈独秀作为一个弄潮儿式的思想家，不知不觉地被历史潮流所裹胁，并且被推到浪尖上。这是他一生悲喜剧、曲折人生的总根源。

陈独秀是重感情而留恋昨天，同时又追求理想而向往明天。这种难以两全的困境，使他以后与胡适等人的友谊，镀上了传奇的色彩，即政治思想上不断争吵，个人名誉、生活和某些工作上互相关心和帮助。首先表现在下面这封信中：

十、1921年9月5日，陈独秀致胡适的信，全文如下：

    《新青年》已寄编辑诸员百本到守常兄处转交（他那里使用人多些，便于分送），除我开原赠送的七十本外，尚余卅本，兄可与守常兄商量示置。

    皖教厅事，非你和叔永不会以全体赞成，即陶行知也有许多人反对，何况王伯秋。

这封信可注意的有两点：1、原来《新青年》编辑部中，陈与胡关系最密切，所以此刊离京出版后，都由陈寄胡分送北京同人，现在，由于刊物成了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李大钊是陈组党最亲密的合作者，而胡适成了反对者，所以，陈寄赠刊物自然由胡转李；胡适对已经“变质”的《新青年》自然不会再有兴趣，难以再做它的转送工作，而李大钊身边都是北京共产党支部的成员，自然如信中所说“他那里使用人多些”。2，陈独秀并不以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而改变对胡适卓越才智的赞赏，竭力推崇他任安徽教育厅长。

但是，胡适却受了这次分裂的刺激，一反原志，在1922年5月，也创办起放弃“不谈政治”、“不谈主义”的诺言的“另一刊物”——《努力》周刊，并且邀集蔡元培、汤尔和、梁漱溟等16人签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要求建立一个“好政府”。同时对南北统一、裁兵、裁官、改革选举制度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以推行他的“实验主义”，对抗“马克思主义。这是胡适要求改良政治的第一个具体纲领。

当时有人劝他全力教书、著书，不要办报时，他还表示不能放弃“言论的冲动”；又说自从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后， “我等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斗争’与‘赢余价值’；……他们索性把社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爱罗先诃的主张来做挡箭牌、掩眼法！”“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 [16]

可见，胡适办《努力》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因此，他在中共“二大”制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后，发表了《国际的中国》一文，第一次直接攻击中共政治纲领，完全否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宣称现在“只须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17]

1923年1月，又因蔡元培因反对反动政客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18]，请辞北大校长。北大师生掀起一个驱彭挽蔡运动。这个运动本来是反对北洋政府的正义行为，应该同情和支持，但陈独秀却站在“革命万能论”的左倾立场上评论说：“正告蔡校长及一般国民：革命的事业必须建设在广大民众积极运动的力量上面，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浊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19]于是引起胡适过度的反应，著文反驳时，竟对陈进行人身攻击：“自从袁世凯以来，政府专用金钱来收买政客，十年的功夫，遂使猪仔遍于国中，而‘志士’一个名词竟久已不见经传了！新文化，学生运动，安那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不可作猪仔之敲门砖！今天谈安其那，明天不妨捧为政客；今天谈共产主义，明天不妨作教育次长（指陈独秀于1921年上半年曾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引者）！在这个猪仔世界里，民众不用谈起，组织也不可靠，还应该先提倡蔡先生这种抗议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为要做人而有所不为的精神。”[20]

8月以后，二人又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短兵相接。出版这次争论集的亚东图书馆（出版社）同时请陈独秀和胡适为其写序。陈独秀宣传唯物论，批评胡适“心物二元论”。胡适反击说：“仲甫的答书，近于强辩，末段竟是诬人，使我失望。”[21]

由此看到，二人矛盾，由信仰、政治领域，深入到了世界观。

1924年9月，在纪念辛丑条约23周年时，陈独秀曾撰文，改变过去彻底否定义和团的观点，肯定其反帝的意义，“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悲壮的序幕”[22]。胡适立即攻击说：“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的作者（指陈独秀——引者），现在也大出力颂扬拳匪了！”“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只好叫他讼棍的行为！”[23]——其实胡适攻击和讥讽的恰恰是陈独秀知错必改、追求进步的精神。因为不管怎么说，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性质是抹杀不了的。

1925年12月，二人因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又发生争吵。《晨报》是梁启超研究系为背景的报纸，当时站在安福派一边，对学生在“五卅”运动中的“过激”行动有所批评。11月29日，因北洋政府解散女师大及拖欠教师薪金问题，再次触发学潮，数千民众在天安门举行游行，要求段琪瑞下台。部分群众游行到宣武门，烧毁了《晨报》馆。当时有人出来指责学生行动是“不守纪律、无意识、非真正民意”。陈独秀又站在共产党的左倾立场上为学生行动辩护，指出像五四时期学生火烧赵家楼那样，不能这样“抹杀”“北京市民运动”。[24]胡适即写信批评陈的意见，主张：“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表示：“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上主张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同时又攻击陈和共产党：“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25]

很遗憾，中国以后的社会发展，应验了胡适的这个担心。但是，在当时的反革命与革命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中，胡适的这种理性呼声是极其微弱的，是没有影响的。这大概是人类文明史发展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吧！

当然，胡适的思想方法也有缺点。他也只谴责一面，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八国联军的暴行，没有看到他谴责过“残忍”和“惨酷”；对于李大钊、陈独秀等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也没有表示“容忍”。如今对于群众过分的革命行动，他却如此严厉谴责，大声疾呼，可见他的立场是很鲜明的。这就加大了他与共产党与群众运动的对立情绪。

两人除了利用自己掌握的舆论阵地进行论战之外，有时相聚还当面争吵。例如对于中国近代衰弱之原因，胡适始终不承认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只怪中国人民愚昧落后。1925年11月，他到上海治痔，住在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家。陈独秀知道后很高兴。汪的侄儿汪原放回忆说：“这位总书记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看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各不相让。”有一天，又争起来，陈独秀说：“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承认吗？”胡适一下子站起来，气争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着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接着，他又强忍怒气说：“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也走了。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26]

以上种种，充分说明了陈独秀与胡适之间矛盾冲突的性质和广泛深刻的程度。奇怪的是，尽管二人在政治思想上如此对立，友谊却始终维持着。古道热肠，这表明他们都继承了中国士大夫的一种传统美德：思想分歧不影响个人情谊，诤友比一般的朋友更可贵。例如：

1921年10月和1922年9月，陈独秀两次因《新青年》“过激”、“违禁”刊物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时，胡适都积极奔走营救，请蔡元培和外长顾维钧直接与法方交涉，并不因思想分歧而坐视不管，更不因《新青年》“赤化”而幸灾乐祸。

陈独秀也是如此。中共成立后，与陈望道不靠胡适办《新青年》的情绪相反，陈仍向胡约稿。甚至1924年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出“反对泰戈尔专号”时，也请胡适写一篇短文，胡适虽然表示怠慢，但有时也会应付一下，在《努力》创刊前，给了几篇诗作和一篇《国语文法的研究》。后者分两次连载在《新青年》1921年7、8月份出版的第9卷第3、4号的第一篇。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把这类稿子放在首位，可见陈为争取胡之用心之良苦。

这次又发现以下这封信。

十一、1925年2月5日，陈独秀致胡适的信：主要内容如下：

久不通信了。听孟兄（指陶孟和——引者）说你问我果已北上否？我现在回答你，我如果到京，无论怎样秘密，焉有不去看适之的道理。我近年本想以内乱犯的资格到北京去见章（士钊——引者）总长，但因琐事羁身，不能作此游戏。

    现在有出席善后会议资格的人，消极鸣高，自然比同流合污者稍胜，然终以加入奋斗为上乘（弟曾反孓民先生不合作主义以此）。因此，兄毅然出席善后会议去尝试一下，社会上颇有人反对。弟却以兄出席为然。但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史在此会议必须卓然自立，不至失去中国近代大著作家胡适的身份才好。

陈独秀这次对胡适参加段琪瑞政府的的善后会议行动采取如此态度，难能可贵。因为当时胡的行动被激进分子讥为“军阀分赃的帮凶”。在北大一院的厕所墙壁上甚至有学生的咒骂，说其“卖身于段贼”，“拥戴段琪瑞为父”。陈却在胡备受攻击之时致信支持：“弟却以兄出席为然。”而且上次对蔡元培对段政府的“不合作”行动，他曾站在左倾的立场上极力抨击。而这次却赞成胡适参加善后会议，不过是要胡适去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合法斗争，说明这时的陈成熟多了，革命斗争的方法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不应该拒绝合法斗争。同时也表明陈对胡的情谊依然深厚，而且对胡是真正了解的。他决不相信胡的这个行为是与段政府同流合污。

不过信的最后，对传闻胡将与章士钊合办报纸一事，却大不以为然，说了些很难听的话。章士钊原是反清和反袁革命时期陈独秀的亲密战友，但现在成了段政府的教育总长，是陈独秀共产党要革命的对象。所以，参加善后会议是为了斗争，决不能与章合办报纸，这些都是原则问题，陈独秀是决不让步的。

在这里，人们再次看到陈与胡关系的特殊性：既坚持原则，又维持友谊。

胡适接此信后回信，抱怨陈听信与章士钊合办报纸的传言。于是又引出下一封信。

十二，1925年2月23日，陈独秀致胡适函，主要内容如下：

    倾读你十日夜回信，十分喜慰。前函措词冒昧，特此谢罪。惟此次来信说“一时的不愉快”，此语虽然不能完全做逆耳解，或不免有点逆耳的嫌疑罢，一笑。我并不反对你参加善后会议，也不疑心你有什么私利私图，所以这些话都不说好。惟有两层意思还要向你再说一下。（一）你在会议中总要有几次为国家为人民说话，无论可能与否，终要尝试一下，才能够表示你参加会议的确与别人不同，只准备“看出会议式的解决何以失败的内幕来”，还太不够。（二）接近政府党一层，我们并不是说你有“知而为之”的危险，是恐怕你有如今不知的危险。

关于与章士钊等人同为政府办报是误传，陈表示“既无此事，我们真喜不可言”，同时又解释说：《申报》、《新闻报》、《北京新闻》讥胡适为段祺瑞的留声机，列在准安福系，“我们固然不能相信这是事实，然而适之兄，你的老朋友见了此等新闻，怎不难受！”

这再一次表明了二人政治上分裂后，陈独秀对胡适个人名誉是十分关心的。

十三、1932年10月10日，陈独秀致胡适函，这是这批信中唯一用钢笔字写的信，全文如下：

    你回国，我不能去迎接你，只好以此函为代表。我现在要求你两件事：一）李季拟翻译《资本论》，但所用时间必须很长，非有可靠生活费，无法摆脱别的译稿而集中力量于此巨著。兄能否为此事谋之商务或庚子赔款的翻译机关？我知道李季的英德文和马氏的经济学知识以及任事顶真，在现时的中国能胜任此工作者，无出其右。二）我前次给你的拼音文字草稿，希望商务能早日付印。免得将原稿失去，且可了结兄等对商务的一种悬案；并且我还痴想在这椿事上弄几文钱，可不必是实际的钱，而是想一部百纳本二十四史。

    兄回到野蛮而又野蛮的祖国，一登陆便遇着我给你这两个难题，使你更加不愉快，实在抱歉得很。

    祝你快活！

自从上一封1925年的信之后，到写这封信，陈独秀的人生发生了大起大落的变化。先是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和1926—1927年的大革命，结果被盟友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政变所打败，并且被文过饰非的共产国际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对大革命的失败负责。他自认为在多次反对无效后被迫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对此指责想不通。同时，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认为是低潮，主张退却以保存力量，反对国际指导中共继续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1929年因见到莫斯科归国留学生传播的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共产国际在中国执行先右后左的机会主义路线，陈独秀猛然醒悟，从而转向托派，被党开除，并在1931年当选为中国托派中央书记。“九一八”事件后，他坚持在城市领导托派进行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反蒋抗日”斗争。但是终因托派组织太弱小，又受共产党的排挤打击，无所成就。而且其中央机关两次遭到大破获，惟其个人因隐蔽较好而幸免。同时，被党开除后，生活失去了保障，还要负担托派组织的活动经费，极其艰难困苦。

正是在这种很坏的心绪下，很不得已地他给胡适这位昔日的朋友写了这封信，因此信末称国家“野蛮而又野蛮”，对胡是出了“两个难题”，“使你更加不愉快，实在抱歉得很”。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勉为其难呢？这就再次显示出陈的两种可贵的精神：一是“穷而不坠青云之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变。因此即使自己没有力量，也要求胡适为他人（李季）翻译《资本论》而奔走。二是“学无止境”，在任何情况下研究学问永不懈怠，而且越是困难越研究。五四运动时，他鼓励被捕学生的一句座右铭就是：“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27]他自己就是这样以身作则的。1928年，他与左倾盲动主义政见相左，被国际“冷冻”时，花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最终写成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然后他托胡适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信中所托第二件事，就是请胡适加以催促。因为他在国民党反共后成了政府“悬赏万金缉拿的共匪首领”，过着地下生活，不便出面。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书稿当然也不可能出版，虽然它是纯学术著作。但陈独秀毕竟不是一般的作者。于是，他在政界和学术界一些很有地位的朋友、学生和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张菊生、王云五、胡适之、傅孟真、赵元任等，共同捐赠了稿费千元。使得主要靠《独秀文存》（当时也不能再重印）版税收入维持生活的陈独秀，渡过了一次难关，过了一段贫困的生活。而书稿的出版却如信中所说成了“一种悬案”。所以，一知胡适访问后回国，又来催促。而由于已经接受了他们捐赠的千元稿费，不能再提钱事，但他渴望一部“二十四史”，以便在恶劣的环境中研究点学问。

不幸的是，这封信写后第五天，即10月15日，托派中央又一次被大破获，而且是一网打尽，陈独秀也被捕了。

可贵的是，这时的胡适虽是亲国民党的高层人士，还是参加了营救，为陈聘请辩护律师。陈坐牢后，胡经常去看望他，送物送书，关心其生活，并为出版陈的上述文字学著作而奔走。1937年8月，全国抗战爆发后，还为提前释放陈独秀，出了大力。在这个过程中，胡适并不因党派之见而落井下石。

陈独秀也因摆脱了地下生活，与胡适重新亲热起来，如他在要胡帮助出版他的《中国文字拼音草案》时：中国字“实在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甚望先生（胡适——引者）能够拿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又劝胡从著不从政，[28]真是殷殷切切，一往情深。

1933年11月，陈独秀还在南京狱中，胡适匆匆路过南京而未能去“奉看”。陈独秀知道后十分生气，致函汪原放表示要与胡适绝交：“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但又说：“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了一个，如此而已。”[29]

这时的陈独秀怪可怜的，有点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味道。但不久，陈又心血来潮，要作太平天国史研究，得知罗尔纲有一部书稿交亚东图书馆，陈借来阅后颇赞赏。因当时罗正从学胡适，他便要汪原放转告胡适，要请罗到南京来谈一谈。把自己的身份和坐牢，全然不当一回事。胡适得知后笑对罗说：“仲甫是有政治偏见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国，还是让尔纲研究吧！”[30]

就这样，二人这种奇特的友谊，一直维持到1942年陈独秀逝世。

实际上，这种奇特的友谊，除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传统的古道热肠之外，是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历史时代的产物，是社会主义者与民主自由主义者在认识和改造世界问题上，世界观与方法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现象的反映。在对待北洋和国民党政府反动独裁统治上，二者都有不满而向往民主，这是相同的，但陈主张彻底革命，胡主张批评改良。在救亡问题上，二人都是爱国主义者，但陈先强调克服国民落后性，后强调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胡则停留在谴责国民落后性上，放过帝国主义的侵略。自然，“七七事变”后，面对祖国沦亡的危机，爱国主义又把二人联系起来。

陈独秀晚年，看到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许多罪恶，否定了自己多年来信仰，重新估价西方民主主义推动人类文明进化史的价值，写下了不少文章和书信，逝世后，被他的学生何之瑜编为《陈独秀最后论文与书信》一书，靠朋友集资印刷。胡适阅后大喜，将其改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与书信）》，推荐给出版社公开出版，并写序指出：陈独秀的这些独立见解“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他“从苦痛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 [31]

这时，二人20多年的分道扬镳，又在思想上达到了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