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家长制作风与建党初期的多人退党_研究文章_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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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陈独秀

集合在“三社二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产主义小组之中的上述一批进步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在中共成立前后，在他们中间发生了急遽的思想和组织分化。其主要标志，则是“二李一陈”（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的先后退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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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也曾在中共三大上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不过，在中共创建之初，由于活动的限制，这笔经费是相当有限的。也就是说，到了1922年以后，即随着工农运动的展开，经费来源才逐渐有了着落。因此，在陈独秀和李汉俊等人中间发生经费之争，也就不难理解了。

李达：自己总结认为小资产阶级意识过于浓重，以致思想与实践脱节——这是当年离开党组织的总的原因

李达回忆说：“陈独秀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在当时虽相信马克思主义，却完全带着恶霸作风，领袖欲极强。每逢同志们和他辩论的时候，他动辄拍桌子，摔茶碗，发作起来。记得当时派赴郑州做铁路工人运动的李震瀛寄来了一个详细报告，他看了最初几行，就大发牛性，接连摔破了两个茶碗。

陈望道：对党的工作缺乏信心

具体到陈望道，虽说是“参加了渔阳里的社会主义研究会，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和瞿秋白、陈独秀诸先生往还甚密，而且担任了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结果依然不是共产党的革命战士”。曹聚仁认为：所有这些，“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没有实践决心的半知识分子”

对中共早期一些知识分子党员退党现象的分析

独立思想的品性、“宗派主义”也是一些人的退党原因

张国焘曾在《我的回忆》中忆及张申府：“他是研究罗素哲学的，对马克思学说也曾公开表示赞成。”后来张申府赴欧洲留学，李大钊等曾计划让他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开展活动，“可是学者气味很重的张申府并不是勇于实行的人，他到达英国即放弃了他那发起人的责任，后来连党员的名义也因此消失了”。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同仁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即，经李大钊介绍南下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建议陈独秀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遂成为不久后成立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前身，其主要成员大多是当时在上海从事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进步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当时，他们主要活动于“三社二团”（即星期评论社、民国日报社、新青年社、上海工读互助团、沪滨工读互助团）之内。

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三社二团”为核心，构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渊源。其中，除了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外，《星期评论》、《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也都是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报刊。以浙江籍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有戴季陶、沈玄庐、沈仲九、刘大白、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丁宝林等）为主的《星期评论》（沈玄庐主编）设在上海法租界附近。据称，《星期评论》是五四时期全国近400多种刊物中“较有唯物观点”、“比较好的”。当时，由邵力子主编的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的《觉悟》，也是致力于宣传新思潮的一个重要阵地。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它的宗旨更是“专以研究马克思底学说”。上述人员都加入了这一团体。此外，还包括了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沈雁冰（即茅盾）等。之后成立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其发起人中除了陈独秀，还有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邵力子、沈雁冰和沈泽民兄弟等。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是《共产党》，主编是李达。中共一大召开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主任的李达还和陈独秀创办了一所旨在培养妇女干部的平民女校，也由李达任校长，在大约30人的学生当中，有蒋冰之（丁玲）、王一知（当时施存统的夫人）、王剑虹（当时瞿秋白的夫人）、张琴秋（当时沈泽民的夫人）、傅戎凡、傅一星、王醒锐等，李达夫人王会悟、陈独秀夫人高君曼则是该校高级班的旁听生兼初级班教员。

此外，原东南高等师范更名为上海大学，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出任校长，不久也成为培养国共两党干部的一所学校，并实际由邵力子、邓中夏、瞿秋白、陈望道等主持校务，而沈雁冰、沈泽民、蒋光慈、侯绍裘等中共党员也都是该校的教员。

李汉俊：与陈独秀在建党原则及经费问题上发生矛盾和分歧而退党

李汉俊是湖北人，此前曾在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学成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写作和翻译工作，传播新文化及马克思主义。他曾与陈独秀共同发起和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并创办有《劳动界》周刊。此外，他还参与筹建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李汉俊是中共第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后因与陈独秀发生意见分歧，脱党而去。

早在中共创立伊始，围绕讨论党的组织原则，李汉俊就和陈独秀等产生了严重的分歧。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份党的章程，拟采取中央集权制。李汉俊不悦，也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张地方分权，而中央只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后来李达回忆说：“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这个草案，大发雷霆，从广州来信责备我一顿，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从此以后，陈独秀和李汉俊二人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我觉得党刚发起就闹起分裂来，太不像话，只得调停于二者之间，要大家加强团结。但李汉俊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并连书记也不做了，《新青年》也停刊不编了，他就把党的名册和一些文件移交于我，要我担任书记，我为了党的团结，只好接受了。”

可见，当时双方的分歧，主要是陈独秀主张要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建党，李汉俊等表示反对，李还指责陈独秀有独裁的念头。后来蔡和森在撰写党史时写道：一大时李汉俊没有被选入中央，因此就消极地回家当教员去了。至中共二大召开时，“召集汉俊，他未到，只写一封意见书，内容是反对集权制、铁的纪律”。

陈独秀和李汉俊的分歧，还有一条导火索。据李达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记述：中共建党初期，“当时党的工作经费，每月仅需大洋二百元，大家却无力负担，因为当时在上海的党员大都没有职业、不能挣钱，搞工人运动没有钱不成。新青年社在法租界大马路开了一家‘新青年书社’，生意很好。李汉俊向陈独秀写信提议由‘新青年书社’按月支二百元做党的经费，陈独秀没有答应。还有陈独秀临去广州时，曾对李汉俊约定，《新青年》每编出一期，即付编辑费一百元，后来李汉俊未能按月编出，该社即不给编辑费。因此，李汉俊认定陈独秀私有欲太重，大不满意。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冲突的起源。这时候党的经费是由在上海的党员卖文章维持的，往后因为经费困难，《共产党》月刊出至第二期就中止了”。

这又涉及经费的使用和派发问题。毋庸置疑，政党的活动是需要经费的。而当年中共的成立及其早期的活动都与邻国苏俄和共产国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表现在对方帮助了中共建党，而且还有经费和资金的支持。根据有关资料，中共从创建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其经费的90％来源于苏俄的帮助。陈独秀也曾在中共三大上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不过，在中共创建之初，由于活动的限制，这笔经费是相当有限的。也就是说，到了1922年以后，即随着工农运动的展开，经费来源才逐渐有了着落。因此，在陈独秀和李汉俊等人中间发生经费之争，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当时外援是至关重要的，但当时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却非常注意自己的独立，他不想由于中国革命需要外援而被敌对者诬蔑是“卢布党”。当然，事实上也因为要接受援助，就得只好受其左右，想独立也独立不起来。陈独秀为此曾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大吵过。陈独秀还曾说：“每月只拿他们2000多元，事事要受支配，令人难受。中国一国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这在后来就被视为是搞“独立性”了。因此，后来陈独秀被开除出党，除了是因中国革命的失败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背黑锅”，这也不失为其中一个原因。所以，陈独秀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当然，这只能是一句空话。李汉俊等人因此说陈独秀大搞所谓“家长制”，说“陈独秀是家长作风”。“当时是有一点，但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他想当家长也不行了。”

以上是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在建党原则及经费问题上发生矛盾和分歧而最终退党的背景。显然，陈独秀的责任并不突出。

李达：自己总结认为小资产阶级意识过于浓重，以致思想与实践脱节——这是当年离开党组织的总的原因

李达是湖南人，曾参与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产主义小组，并一度担任代书记。李达曾主编《共产党》月刊，并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在中共一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后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委员，并参与创办中共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后来也是因与陈独秀发生矛盾而退党的。

关于李达的曾经退党，后来他在写回忆时特别强调是因为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所致。如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文中，李达回忆说：“陈独秀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在当时虽相信马克思主义，却完全带着恶霸作风，领袖欲极强。每逢同志们和他辩论的时候，他动辄拍桌子，摔茶碗，发作起来。记得当时派赴郑州做铁路工人运动的李震瀛寄来了一个详细报告，他看了最初几行，就大发牛性，接连摔破了两个茶碗。我劝他把报告看完了再说，他才勉强看下去，看完之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他就是这么样的人。”在另一篇《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思想斗争情况》中，李达又说：“陈独秀是个资产阶级左派，他不研究马列主义，只是文笔好，文章写得流利，又懂得很多古文，所以一些老古董很怕他，胡适也推崇他，青年人很崇拜他。他的威望很高，党内叫他老头子，中国的列宁。他的领袖欲很强，恶霸作风，动辄拍桌子骂人。那时候我搞宣传工作，下边的文件都集中到我这里。我自己租了一间房，陈独秀不跟我一起住，他的住处根本不许我们去，他弄了个女人在那里。有一次，他到我那里去，看到一个同志来信谈工作困难问题，一看就大骂，一下子把个茶碗拿起摔碎，等信看完了又冷静下来。当时我说：‘你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

李达夫人王会悟也有类似内容的回忆，那是她从李达口中得知的：“陈独秀家长作风严重，常拍桌子骂人，对各省支部来信所提的建议很少采纳。如两人为了国共合作的问题，李达主张实行‘党外合作’，‘为了这问题，陈独秀和李达争吵起来，陈大发雷霆，摔茶碗，拍桌子，骂李达说：‘你违反党的主张，我有权开除你！’李达也倔强地说：‘为保住无产者的革命政党，被开除不要紧，原则性决不让步，我也并不重视你这个草莽英雄！’从此李达就不和中央往来了，他也未参加不久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王会悟还称：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发展到极点时，“独断专行竟演变到有意避开不见第三国际的人”，而“这时李达已不能忍受陈独秀的恶劣作风，曾多次对我说：‘这草莽英雄怎可领导中国革命的大事业？’”

以上作为亲历者的回忆，由于是当事人的亲身见闻和经历，读者一般会认为可信度较高，所以李达夫妇的回忆文章在后来颇有影响。不过，李达这里过于强调甚至是夸大了陈独秀的个性色彩（如“恶霸作风”等），又把陈独秀“家长制”的问题人为提前到中共建党初期，而且又将之与其家庭出身联系起来（所谓“阶级根源”），并且称其只是一位“资产阶级左派”，不能不说有失实和牵强的痕迹。又如王会悟的回忆，称李达和陈独秀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否可以采取“党外合作”的方式而发生争吵，事实上当时陈独秀也坚持不应为了与国民党合作而混淆中共的独立面目（他在“西湖会议”上的主张）。后来到了中共三大，中共最终接受了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建议，并在由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规定：中共须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应加入国民党。会议的记录显示，这一决议是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3票弃权而通过的，尽管当时会议上有种种争论，甚至是“吵吵嚷嚷”，这却充分体现了当时党内民主的气氛。至于后来传统党史称陈独秀实行了所谓“右倾投降主义”，揆诸史实，却是当时的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俄共（布）中央及其来华顾问的决策所致，陈独秀自己倒是始终与共产国际、苏俄的“瞎指挥”一直有着不同意见和看法的。

显然，上述李达等人的回忆，则有着比较明显的来自后来已有定论因素的痕迹，也就难称是确凿之论了。

此外，相对于陈独秀的性格，李达也是一个个性极强的人，他既有学者秉性直率的气质，也有湖南人身上常见的傲劲，所以，当他愤慨于陈独秀的脾气时，他自己也缺乏克制的定力。

1949年12月，李达在重新入党时曾在自传中检查了自己当年“脱离组织的动机”。他说：原因之一“是不满意于陈独秀的鲁莽暴烈的草寇式作风”，以及认为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并无研究，即陈在党的二大前发表的文章“只是当时一个新闻记者的水平”。如在与张东荪的论战中，陈反驳张东荪目前中国只能发展资本主义，即中国的发展首先要有资本，陈说：“我们反对的是资本家，不是反对资本。”李达认为：“说这样话的人配做共产党的领袖吗？”此外，李达还检讨自己当年退党的原因，有“不愿意参加示威行列”、“不愿意做国民党员”、“要专心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愿分心于他务”、“自己当时患有肺病”、“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负担颇重”、“在主观上，自以为专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即算是对党的贡献，在党与否，仍是一样”等。最后，李达自己也总结认为：“小资产阶级意识过于浓重，以致思想与实践脱节——这是当年离开党组织的总的原因。”这一结论是切中肯綮的。

陈望道是浙江人，此前也曾留学日本，学成回国后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后又返回故乡翻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5月，他前往上海，任《新青年》编辑，又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酝酿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共成立后，他出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后因与陈独秀发生矛盾而退党。此后，他在复旦大学任教，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教育家。1949年后，陈望道历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职。

陈望道最为世人称道的，是他早在1919年便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并于翌年将之交由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印行，影响颇广。但这样一位在中共正式成立之前即投身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元老，却没有参加不久后召开的中共一大，可以说是与“开天辟地”失之交臂了。据后来许多相关的文章所说，那是陈望道“由于对陈独秀家长制领导作风不满，以及愤于陈独秀根据不确凿的事实作出有损于其名誉的行为，故而脱离了党组织”。中共成立后，尽管他还担任过中共上海地委书记，但不久后又提出了辞呈。1923年，中共上海地委兼区执委召开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央与会并负责指导，当时曾建议对欲退党的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三人加以劝阻，“以缓和的态度对待之”，并建议将之编入小组活动。当时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之所以要退党，据说也都是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事后，沈雁冰奉命去做这三个人的工作，劝他们不要退党。结果除了邵力子之外，陈望道、沈玄庐都没有能被劝过来。沈雁冰后来还忆及陈望道当时对他讲了这样一番话：“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是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

如果说陈独秀的脾气不好，而陈望道当时也有一个绰号叫“红头火柴”，也是一个有着暴烈脾气的人。人们认为陈望道“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中，因不愿受陈独秀的家长式统治和背后的造谣诬蔑，终于与他闹翻，拂袖而去”。这所谓“拂袖而去”，正是指陈望道在中共召开三大之际，因脾气发作而终于正式地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对陈望道的“拂袖而去”，周维强在《太白之风——陈望道传》一书中说：“在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筹备党的一大时，陈独秀和李汉俊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发生了争执。当时必须经过书记陈独秀的签字，才可领取党内活动经费。但陈独秀并不知道组织中还有多少经费可用，不清楚经费的收支情况，他只管签字。于是常发生领取人拿了陈独秀批的条子，而李汉俊这儿已无钱可支的事。李汉俊意见很大，让陈独秀不要乱批条子。陈独秀为此大发脾气，说李汉俊要夺他的权。《李达自传》里说‘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社垫点经费出来，他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这事涉及陈望道。陈独秀写信散发说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想当书记。那时留学日本的施存统接到陈独秀的信后，很生气，给李汉俊写了一封信，措词严厉地批评李汉俊、陈望道他们，说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你们就先在那儿争夺起书记来了。施存统是陈望道在浙江一师的学生，受陈望道的影响，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后受陈独秀委派留学日本，在东京负责创建了共产主义小组。陈望道看了施存统的信，大怒，他坚决要求陈独秀出来澄清事实，并作公开道歉。但陈独秀一向‘大家长’做惯了，不肯道歉。陈望道一气之下就提出了脱离组织的要求，这样，他就没有能够参加中共一大的会议——虽然此前他已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中共一大召开之后，1921年11月间，遵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指示，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为第一任书记。但到1922年5月，陈望道就正式提出了辞呈。陈望道要退党的原因，一是陈独秀在党内的家长制领导作风，一是组织内一些年轻党员不明真相而向陈望道表示了偏激的指责，与陈望道产生对立情绪。当时要求退党的还有邵力子、沈玄庐等人。”

这里，关于陈望道的退党，其原因一是陈独秀的“家长制领导作风”，一是所谓“不明真相”者如施存统对他的“偏激指责”，却一点也没有从陈望道自身寻找一下原因。

陈望道的浙江同乡、也是中共元老的徐梅坤（曾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后为国务院参事）曾在《九旬忆旧》中回忆说：“我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时，上海地方委员会的书记是陈望道，到会的还有陈独秀、沈雁冰、杨明斋、李达等七八个人。会开得很简单，首先由陈独秀向大家介绍了我的斗争经历，接着大家谈了党的性质和目的，最后我向大家表示：坚决跟着党干革命，永不变心。第二次开会时，又有张国焘、李启汉参加。记得在会议上我曾提出：‘每一个党员要有具体的工作活动，并把每次活动情况，在会上作简要报告。不然，党是很难有进展的。’这个意见被大家接受了，多数人主张党要积极开展活动，多发展工人入党，否则，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会上只有陈望道反对这个意见，他听了很不高兴。陈望道是个知识分子，很有学问，翻译过《共产党宣言》，但他偏重于搞宣传教育，而忽视开展实际活动。我们准备在平民女校买些旧机器，织袜子，他也不赞成。后来他对党的工作缺乏信心，变得非常消沉，甚至连党的会议都不参加了。所以，上海党的组织曾一度陷于半瘫痪状态。为了劝他出来继续抓工作，我几次到陈望道家里找他谈。可是，他说什么也不干。他的爱人吴庶吾也是早期共产党员，当时和陈望道持同样的态度。为了这件事，我曾找陈独秀谈过两三次，我说：上海工作没人抓不行。陈独秀说：先找张太雷商量一下。大约在党的二大前不久，陈望道辞去了党的书记职务，上海党的工作暂由张太雷负责。”

显然，徐梅坤的回忆对陈望道何以最终退党，有了更加接近于“现场”的揭示和分析。当年曾与陈望道等有过亲密接触的自由主义报人、浙江同乡曹聚仁回忆说：陈望道这个人，处事持重，但优柔寡断，“还脱不了罗亭型的性格，这正是我们不敢和现实政治太接近的主要原因”。他分析说：当年他们“都是属于‘口的巨人，手的侏儒’罗亭型的人，有战斗的气氛而缺乏战斗勇气的人”。具体到陈望道，虽说是“参加了渔阳里的社会主义研究会，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和瞿秋白、陈独秀诸先生往还甚密，而且担任了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结果依然不是共产党的革命战士”。曹聚仁认为：所有这些，“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没有实践决心的半知识分子”，也即他们是时代和革命急遽转型时期一些具有“罗亭型”性格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他们在时代和革命急遽转型的初期，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时代和革命转至政治运动的具体操作时，却往往身不由己地退了出来。

在中国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运动通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运动中，由于斗争对象的相同，它的同盟者是非常广泛的，但最终，却因为思想信仰和斗争方法的分歧而趋于分化。这在中共正式成立之前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就看得非常清楚。这也正如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所说：“党内大的倾向的不同，不是开始就有很大的倾向，而是由小的不清楚、不明显的渐渐地扩大了的。”

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可以大体上分为三派：民主主义运动；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运动”。这里的所谓“知识分子”，就是指中国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中共创建之前，其中一些人，“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旧礼教、旧制度、旧思想，作为攻击旧文化和提倡新文化的工具，是有相当意义的”。与此同时，当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时，许多人会不由自主地被思潮卷入，甚至参加进有这种色彩的组织中来。而由于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条件，与之对应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等，在某种程度上还不是可以鲜明地划分出来的，即它们有着边界模糊或交叉的特点。于是，这些参加者中的一些人，在思想和行为上就表现得非常暧昧。特别是在中共创建之初，由于势单力薄，必须要有广大的同盟者。既然当时还看不上孙中山的国民党，那么，能够成为同盟者的，就是在思想上有共同点的无政府主义、“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派”（所谓“李汉俊主义”）乃至“戴季陶主义”了。这正如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所回忆的：“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不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是不行的。”在五四运动之后，“其时又以国内思潮汹涌，倡无政府者最多，反对孔孟及旧礼教者亦甚多，反对军阀者亦极努力，故由独秀与季陶等决定约集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叶天底等各个社会主义者，在戴宅密商组织办法”。但随后，即中共成立前后，围绕“阶级斗争”、“集权制”、“无产阶级专政”等，双方的分歧渐大，如沈仲九，“即以主义根本不同，不能合作，而不争斗地消极退出去了”。此外，在论战中更实行了双方公开的破裂，其中一些“先进分子都被马克思主义化了，而成为我们的同志”。

不同于共产党人的阶级自觉，那些同盟者或同路者，当时，“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很无知的、贫穷而又软弱的阶级，因而可以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思想意识上的隔阂，再加上中国工人运动客观上已经“走到政治斗争必须有政党的领导”的阶段，于是，“暂时的同盟者”就会被急遽演进的时代大潮所抛出。这又如蔡和森在总结建党经验时所分析的：原来作为合作者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与共产党宗旨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集权制等方面的龃龉加深，这在北京、广州的小组中反映得很清楚。但“在上海无政府主义者的势力较弱”，只有沈仲九、刘大白等人，他们也就没有被小组所接纳。显然，中共成立之后，作为一个政党，它必须要有自己的党纲以及党员的责任和义务等的约束，何况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并且直接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开展活动。由于历史的条件，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最先活动和组织起来的，因此，在中共创立之后，随之必然会发生分化，同时也会更加向无产阶级政党的方向发展下去。如邵力子的回忆：建党之后不久，“我们一面觉得只做宣传、研究工作是不够的，有学习布尔什维克党的作风，建立严密的组织的必要，同时也看到时机已经成熟，青年中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也不少，应该组织起来”。这样一来，当时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即共产主义小组）中就有了分歧，既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有的虽“赞成成立有严密组织的团体，但自己不能积极参加组织生活”，这比如陈望道。又如上述星期评论社的“二沈”。其中，沈仲九是“思想接近社会主义”，又有无政府主义思想，更“不愿过严密的组织生活”，加上爱情受挫，于是消沉下去；沈玄庐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据陈望道、邵力子等人的回忆，他是仅有“倾向”而“并不相信”的，再加上此公又有“个人英雄主义”，“不大接受领导”，即“个人英雄主义较强，不大接受领导（在国民党时也不大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领导），没有参加”。也就是说他难以认同中共的政治主张，也就不可能被党组织所接纳了。

至于当时所谓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派”，如戴季陶、李汉俊等，公正地说，“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旧礼教、旧制度、旧思想，作为攻击旧文化和提倡新文化的工具，是有相当意义的”。比如戴季陶，“他一面介绍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面也读过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可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了解，对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终是怀疑的”，于是最后便离开了共产主义小组。对此戴季陶说是“有不方便处”，其实是指他一直觉得对不起孙中山，“从道德、心里都过不去”，同时又反对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进而遂成为“戴季陶主义”。

对中共早期一些知识分子党员发生退党的现象，后来沈雁冰曾反思和自白道：“我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惘，我需要时间思考、观察和分析。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我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这种习惯，其实在我那一辈人中间也是很平常的，它的好处，大家都明白，我也不多讲了；但是这个习惯在我的身上也有副作用，这就是当形势突变时，我往往要停下来思考，而不像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共产主义的理论我深信不疑，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在以前我自以为已经清楚了，然而，在1927年的夏季，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弄清楚！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从伪装极左面貌到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也看到了自己阵营内的形形色色——右的从动摇、妥协到逃跑，左的从幼稚、狂热到盲动。在革命的核心我看到和听到的是无休止的争论，以及国际代表的权威——我既钦佩他们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熟悉，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也怀疑他们对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真能了如指掌。我震惊于声势浩大的两湖农民运动竟如此轻易地被白色恐怖所摧毁，也为南昌暴动的迅速失败而失望。在经历了如此激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

可见，“独自思考”即独立思想的品性，也是当年一些知识分子党员选择退党的一个原因。其实，一旦五四新文化运动进入实际的政治操作，文人习气的知识分子势必会与实际的现实政治发生隔膜，如李汉俊就反对“专门”做工人运动。他认为“我们应办学校，看书籍，宣传学生，而不应作组织工作”，并视学生（即知识分子）是“党的基本势力”，进而反对单纯的“政治运动和宣传”，更“反对有政治机关报”、“反对中央集权制”、“反对领薪水”等。李汉俊、陈望道等当年“都反对党的宣传和传单，他们对于这种工作是很害怕的、不高兴的，而且认为能够损害他们地位的”，他们习惯坚守在传统的“文人论政”的范围之内。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他们的民主主义立场和他们对任何形式的独断专制的警惕，如他们“反对党的宣传和传单”（认为这样会容易暴露自己并不强大的势力），“漠视”思想启蒙刊物成为“政治机关报”，尤其是对从苏俄带进来的党的集权制的反感，预感到政治运作的中央集权会导致“个人专制”，并可能会“使一二野心家利用作恶”。于是，一旦他们发现了这种苗头，他们就会本能地掉头离去。

这不仅在上海，在其他地区也是同样存在着的。如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现象。朱务善回忆说：“在我们党初组织的时候，在我们党员中不少的常常表现出很幼稚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那时我们很少懂得党的纪律，一切偏重于感情。我记得邓中夏和几位同志在工作上发生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引起对邓中夏同志个人的不满，他很生气、消极，并且要求退党，他说：‘我不对，DISMISS ME（即开除我）。’”当时对张申府、刘清扬、刘仁静等，赵世炎等对他们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浪漫生活深为不满”，“他常常强调地对我说：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某种条件下他是积极的，但遇着艰苦困难，则有不少的人首先动摇不定，甚而至于脱党叛党”。

廖焕星也回忆说：张申府是因为“个人宗派主义”而受到旅欧中共党组织处分的。

至于说到“宗派主义”，这也是一些知识分子党员退党的一个原因。由于中国异常复杂的国情，资本主义因素和城乡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大量存在，使得中共成立之后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意识非常容易传播，并且影响到党的生活中来，如宗派主义等，就曾在党的历史上造成过相当大的危害。据包惠僧的回忆：就在中共一大召开之际，由于“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都没有与会，以张国焘为首的北京代表（由北京大学学生所组成）不久即形成了“以北大同学为基础”的“一个党内的小组织”，其成员还有罗章龙、高君宇、刘仁静、邓中夏等。“这个组织在北京、上海发展得很快，武汉也很厉害”，其中关键人物是张国焘，他“作风不正”，“专横跋扈”。于是，一些知识分子党员的退党也与此有关，如“当时李汉俊、李达被开除党籍，我被排挤，多半是小组织的作用”。而李汉俊、李达、包惠僧，显然都是有湖北人背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