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七十二岁高龄的杨祖慧女士收到了复制的陈独秀写的四十封书信———那是父亲杨鹏升四十多年前留下的遗物

　　杨鹏升，1900年出生在四川省渠县三汇镇一个没落的书画之家，自幼丧父，家境贫寒，由伯父收养过着苦难的童年生活。

　　杨鹏升靠自学写得一手好字，特别擅长篆刻，后流落四川渠县街头以卖字刻章为生，恰逢四川军阀杨森、李家钰等路过，觉得杨鹏升聪明能干，便特别器重招其入伍，后又资助其就读北大。

　　忘年之交

　　北大读书期间，杨鹏升对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鲁迅极为崇拜，喜读《新青年》，多次有幸聆听陈独秀的讲演，对其崇拜得五体投地，于是他找到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引荐自己。因得幼年时相同的身世和经历，陈独秀与这个比自己整整小21岁的四川学生甚是投缘，从此两人交往频繁，终成忘年之交。

　　不久，杨鹏升留学日本。回国后投笔从戎，在上海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司令部上校参谋。1938年，武汉沦陷，杨鹏升调任四川成都。

　　陈独秀也于1938年秋寓居江津。

　　两人同在蜀地书信往来更为频繁，陈独秀对杨鹏升的精湛艺术深为欣赏，同时，陈的书法也有一定的造诣，于是以文交往，互赠往来频繁。杨鹏升曾为陈独秀精心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陈独秀视之为珍品，为他人题字常盖上这四字章。陈独秀把小他21岁的杨鹏升视为晚年倾诉衷肠的知己，从1939年5月至1942年4月5日，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函就达40件之多。

　　40封信见证友情

　　从这40封信中，我们可以大致还原出陈独秀与杨鹏升的关系:

　　1939年3月，陈独秀养母谢氏在江津病逝，他十分悲痛。5月5日他在致杨鹏升信中说:“弟遭(母)丧，心情不佳，血压高涨，两耳轰鸣，几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心丧何止三年……”那年月，书信往来成了他们相互交流的纽带和桥梁。

　　1940年2月，杨鹏升从信中得知陈独秀去重庆看病，他及时寄给陈独秀住院医疗费300元，陈独秀甚感不安:“顷接行严(即章士剑)由渝转来16日手书并汇票300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先生此时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恶可乎……”而陈独秀也以写条幅、或赠其作品如《中国古史表》、《韵表》等以作答谢。

　　1940年8月3日，陈独秀在给杨鹏升的信中说:“弟对大局素不敢乐观，近益情见势绌，倘一旦不支，成渝水陆大道，必为敌人及汉奸所据，乡间又属土匪世界……兄为川人岂无大碍，弟为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惟坐以待命耳！”自然生出英雄陌路之感。

　　陈独秀与杨鹏升的最后一封信为1942年4月5日。这天，陈独秀正好收到杨鹏升赠他的信纸、信封及1000元，感到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他在复信中不无感慨地说:“鹏升先生左右:3月12日两示均敬悉，承赐信纸二百信封一百，吾兄经济艰难，竟为弟谋念，且感且愧！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天寄千元，且出于吾兄之请求，更觉渐恧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文中言及晋公当杨鹏升为瞒学长而托名耳)。

　　据杨祖慧女士回忆:当先父6月20日收到陈独秀这封信时，陈已于5月27日病故于江津，先父颇为伤感地在信封背后记道:“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先生于五月廿七日逝世于江津，四月五日寄我也。哲人其萎，怆悼何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