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胡适感叹道：陈独秀“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的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12年第10期，作者：张家康，原题为：《胡适盖棺论定陈独秀》

胡适对陈独秀知之最稔，由衷地钦佩他处事坚决果断的态度，十分珍惜与他相交相识多年的友谊。尽管他们后来分道扬镳，胡适仍对身处逆境中的陈独秀施以援手，对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贡献，始终予以肯定和褒奖，而晚年则又对陈独秀作了盖棺论定的评说。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即后来的《新青年》）杂志，开宗明义向世人宣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科学与民主的呐喊，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奋进号角。

此时，胡适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他在长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中也明确、响亮地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神州文化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陈独秀亮出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正急切地寻求同盟者，当他知道大洋彼岸胡适的思想和主张后，便极力怂恿胡适的同乡朋友、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去函约稿，并让邮去刚刚出版的《青年》。汪孟邹在信中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即汪孟邹——笔者注）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即章士钊——笔者注）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拟请吾兄于校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固佳，至少亦有一种。炼亦知兄校课甚忙，但陈君之意甚诚，务求拨冗为之所感幸。”

陈独秀期望殷殷，胡适却毫无反应，这让陈独秀着急了，又催促汪孟邹连连去函，信中所表述的心情是那么的殷切急迫，“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再三转述，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杂志光宠”，“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信中甚至有嗔怪之意，“何以至今仍然寂寂”，“陈君见面必问，炼将穷于应付也”。

1916年2月3日，胡适终于给陈独秀来信，表示：“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他还将所翻译的俄罗斯小说《决斗》寄予《新青年》。陈独秀同意胡适的意见，并将《决斗》在《新青年》发表，认为《决斗》是“改良文学之先导”。他还在信中说：“中国百病，根在社会太坏，足下能有暇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告国人耶？”

胡适再给陈独秀信时，大胆地提出了具体而又激进的八项主张：“（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话。（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1916年10月初，陈独秀连去二信，对八项主张，“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只是对“须讲求文法”和“须言之有物”提出质疑，并强调“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盼望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

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飘洋过海，转到陈独秀的手中，很快便登载在《新青年》上。这篇文章对八项主张做了调整：（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胡适后来回忆说：“陈独秀先生是一个老革命党，他起初对于我的八条还有点怀疑。……但独秀见了我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就完全赞同我的主张。”其实，陈独秀对八项主张并不怀疑，只是对其中的两项质疑而已，在读过《文学改良刍议》后，这点质疑也就抛之九霄云外。他极为振奋，特意在文后的跋语中说：“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果，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

作为响应，陈独秀很快便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他的态度更果敢更坚决。他说：“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中国“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此时，胡适远在大洋彼岸的哥伦比亚大学，为撰写博士论文已是心力交瘁。对国内蓬勃兴起的文学革命，他也只能隔岸观火了。而且，历来温柔敦厚、胆怯怕事的胡适，面对那班留美朋友中“保守分子的反对”，已不愿意事态扩大，竟给陈独秀去信，表示文学革命的事，“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独秀则不然，他义无反顾、一往无前，明确答复胡适：“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文学革命就这样方兴未艾，修成正果。后来，胡适感叹道：陈独秀“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的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此不容讨论余地，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