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文章中说:“列位呀！有一件事，世界上人没有一个不喜欢，无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个个都诚心悦意受他的教训”，“你道是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唱戏的事啊！列位看俗话报的，各人自己想想看，有一个不喜欢看戏吗？我看列位到戏园里去看戏，比到学堂里去读书，心里喜欢多了，脚下也走得快多了。”陈独秀认为，与开通风气的各种办法相比，“像那开办学堂虽好，可惜教人甚少，见效太缓。做小说，开报馆，容易开人智慧，但是认不得字的人，还是得不着益处”。惟有看戏这件事，“无论高下三等人，看看都可以感动，便是聋子也看得见，瞎子也听得见”，“且没有一个人看戏不大大地被感动的，譬如看了长坂坡、恶虎村，便生些英雄气概；看了烧骨计、红梅阁，便要动哀怨的心肠；看了文昭关、武十四，便起了报仇的念头……哪一个不是受戏曲的教训，深信不疑呢”！

　　既然世上的人没有一个不喜欢看戏，陈独秀进而推定戏曲“算得是世界上第一个大教育家”。“依我说起来，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的大教师，世上人都是他们教训出来的”。

　　在旧中国，演戏一直被视为是下贱的行业，演员被看做是与娼妓、乞丐一样的最下等人。陈独秀却不这么认为。他说:“世上人的贵贱，应当在品行善恶上分别，原不在执业高低”。“西洋各国，是把戏子和文人学士一样看待的”。演员在西方是被当做艺术家，受着社会的尊重的，“只有我中国，把唱戏当做贱业，不许和他人平等”，这种封建旧观念，是应该被摒弃的。陈独秀从考证中国戏曲发展史着手，批判视戏曲为“贱业”的封建思想认识。他说，考起中国戏曲的来由，本不是贱业。古代圣贤，都是亲自学习音律，孔夫子也专门学习过音乐，并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当代的戏曲，“原是与古乐一脉相传的”。既然我们尊重古乐，以为是高雅庄严的艺术，那么也应该尊重“今乐”——戏曲。

　　针对封建文人歪曲戏曲为“俚俗淫靡游荡无益”之术，陈独秀针锋相对反驳道:“你要说他俚俗，正因他俚俗人家才能够懂哩。你要说他是游荡无益的事，倒也不见得，那唱得好的戏，无非是演古劝今，怎算是无益呢。”他还把鄙视歪曲戏曲的种种谬论称为“书呆子”的“迂腐”之见。

　　在《论戏曲》中，陈独秀客观地分析了当时戏曲的状况，认为“唱戏虽不是歹事，现在所唱的戏，却也是有些不好的地方，以致授人口实，难怪有些人说唱戏不是正经事，我也不能全然袒护，说他尽善尽美……若是说唱戏全然不是正经事，正经人断不可看，实在是迂腐的话，我断断不敢承认”。“各种戏曲有好的，有不好的，有应当改良的地方”。陈独秀提出，一是不能演神仙鬼怪的戏。“鬼神本是个渺茫的东西”，荒诞无稽的神魔鬼怪戏，“煽惹愚民，为害不浅”，对民众起了极大的愚弄作用；二是不能演淫戏。“像那月华缘、荡湖船、小上坟……这等的戏，实在是伤风败俗”，演员“做出那些丑态，丝毫不知羞耻”，“实在是不成话说”。

　　对一些有一定教育意义的“旧有的戏”，陈独秀提出要加以改造。他认为，有些戏“看起来也可以发生人忠义的心”，但要去除其中“富贵功名的俗套”。“戏中若改去这等荣华富贵的思想，像那封龙图、回龙阁、红莺禧等戏，一概不唱，倒也很于风俗有益”。陈独秀还提出改革唱戏的固定模式，“可采用西法”，“戏中夹些演说，大可长人识见，或是试演光学电学各种戏法”。

　　陈独秀认为，戏曲改革的方向是演“新戏”。“新戏”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要多多的新排有益风化的戏”。他说:“把我国古时荆轲、聂政、张良、南霁云、岳飞、文天祥、陆秀夫、方孝孺、王阳明、史可法等等这班大英雄的事迹排出新戏，要做得忠孝义烈，唱得激昂慷慨，真是于世道人情必有大益处。”二要“暗对时事开通风气”。他说:“现在上海丹桂、春仙两个戏园，都排了些时事新戏……，新排的《桃花记》和《瓜种兰因》两本戏曲，看戏的人被它感动的不少。”其中《瓜种兰因》是说波兰被各国瓜分的故事，暗切中国时事。该剧本在《安徽俗话报》上全文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