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18日，鲁迅从厦门大学来到广州，开启了在中山大学任教并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旅程。鲁迅怎么会来中山大学任教呢？根据有关史料和回忆，这完全是陈延年推动的结果。陈延年对鲁迅是非常了解的。此时鲁迅已南下厦门大学任教，听说工作得非常不愉快。于是，陈延年建议并力促鲁迅先生前来中山大学。

　　“我能见见陈延年么？”“他可是我的‘老仁侄’啊”

　　鲁迅来后，如何做好鲁迅的思想引导工作，成了陈延年以及广东区委急需考虑和急迫要解决的问题。

　　针对鲁迅当时的思想状况，陈延年给鲁迅做了个“政治定位”。他对区委和中山大学党组织的负责人说，鲁迅是“自由人”（注：指知识分子），但不是一般的“自由人”，而是彻底反封建的“自由人”，因此我们应该好好地做工作，团结他，同右派进行斗争。为此，陈延年专门召开区委会议，就鲁迅来之后如何做好他的工作进行研究。恽代英、邓中夏、李求实、毕磊等人参加会议。会上分析了鲁迅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思想和战斗业绩，认为鲁迅是能够与共产党共同战斗的。陈延年特别指出，鲁迅到广州后，一定要尽快帮助鲁迅了解情况，了解当前的政治局势。首先是要求广州党组织做好鲁迅来时的欢迎工作。其次是确定专人做好鲁迅的日常思想工作，并要常常去求教鲁迅，按时将党组织的刊物送给鲁迅。时任中山大学党总支书记的徐彬如（原名徐文雅）回忆说，他给鲁迅送过《人民周刊》《少年先锋》《做什么？》等刊物。《少年先锋》封面上印着列宁的画像和革命火炬，鲁迅对此印象很深，在当天日记记道：“徐文雅、毕磊、徐辅国来并赠《少年先锋》十二本。”

　　根据徐彬如回忆，有一次和鲁迅在一起谈起党的事情时，鲁迅突然问：“贵党在这里的主要领导是不是陈延年啊？”徐彬如点点头，是的。鲁迅仰着头，似乎在回忆着什么，说：“他可是我的‘老仁侄’啊，他人很聪明啊！”徐彬如立即回来将此事向陈延年作了汇报。过了几天，鲁迅再见到毕磊时，试探地问毕磊，“我能见见陈延年么？”毕磊说，“我抓紧时间向陈延年同志汇报，此事一定能行，争取让你们早点会见。”陈延年听了毕磊的反映，在征求区委同志们的意见后，立即表示同意。之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在毕磊和陈延年秘书任旭的安排下，两人秘密作了一次会见，这次会见给鲁迅产生了极大影响。此时跟在鲁迅身边的许广平先生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鲁迅深深感到孤独的悲哀。幸而党的领导像明灯一样照耀着每一块土地，鲁迅在此期间，见到了一些党的负责人，如陈延年等同志。”通过这次会见，陈延年对鲁迅的认识也进一步提高，他对大家说，我们党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鲁迅，我们要研究鲁迅，越研究鲁迅的著作和思想，你会越觉得他是那么深刻，通过我们的工作，鲁迅的“思想发展得很好，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我的思路因此轰毁”

　　从鲁迅1月18日到达广州，到广州“四一五”反革命事变发生，虽然这中间只有近乎三个月的时间，但陈延年等共产党人通过对鲁迅的工作，对鲁迅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促成了鲁迅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与共产党人更直接全面的接触，使鲁迅对共产党人有了直观且真切的认识，并迅速投入到对党的事业实际支持中来。两位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曾是他的好朋友。但鲁迅与他们的交往基本集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且都定格在学术文化层面。他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是因为有陈延年等共产党人的动议和坚持，来了后，通过与共产党人的直接交往，他对共产党人有了全面真切的认知。认识的转变必然产生行动的转变，鲁迅开始自觉投入到对党的事业的支持中来。

　　共产党人的引导，使鲁迅对广州的形势尤其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有了愈来愈深切的认识。鲁迅初到广州，即在学生会的欢迎会上警醒大家，这里是“红中夹白”。“四一二”“七一五”等反革命事变连续发生后，鲁迅忍无可忍，认为“国民党把有为的青年推进了陷阱”。“打那以来，对于骗人做屠杀材料的国民党，我怎么也感到厌恶，总觉得可恨。他们杀了我的许多学生”。基于这样的认识，鲁迅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理性上都开始拒斥国民党反动派。

　　共产党人的引导，使鲁迅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蒋介石国民党右派集团的背叛革命和对共产党人的大肆屠杀，终于轰毁了鲁迅原先的认识与思路。鲁迅说：“我是在27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这种思路的轰毁，许广平先生当时即评价为：“这时他有了突变……于是他否认了进化论的偏颇，投入了阶级论的洪炉去锻炼自己，去向革命队伍中当个小兵。”

　　鲁迅实现思想上的飞跃，“陈延年是起主要作用的”

　　鲁迅先生的根本性转变，是陈延年及其所领导的广东区委努力引导的结果，其中，陈延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这本身，也具有多方面的历史意义。

　　开创了我们党做好代表性知识分子工作的光辉范例。鲁迅到广东时，面对青年，无论左右，一律给予热情接待。国民党右派也是极力拉拢鲁迅，欢迎会上不仅大肆吹捧，一些头面人物甚至试图通过送礼宴请方式来接近鲁迅。但渐渐地，鲁迅同共产党人越走越近，对国民党右派包括右派青年由冷淡、疏远到排拒、鄙视甚至用笔开始批判。鲁迅何以能够迅速认知接受马克思主义，走向走近共产党人？在送给他的党的刊物中，他读到了党的先进思想先进方针，在同他密切交往的青年共产党人身上，他看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的精神与风采。

　　开创了我们党同鲁迅密切合作共同战斗的先河。鲁迅到达上海后，虽然处在更为严重的白色恐怖包围之中，但他始终同我们党同呼吸共命运。党先后派出了瞿秋白、李立三、冯雪峰同他联系，向他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听取他的意见，争取他的声援与支持；方志敏同志牺牲前，怀着对鲁迅先生的无比信任，把自己《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文稿辗转托付给他，请他转交党中央；作为左翼文化战线的主将，他前后组织并参加“左联”等革命文化团体，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党的文化“围剿”。正是因此，毛泽东同志才高度称赞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而鲁迅实现思想上的飞跃，正是在广州开始的，正是广东区委努力工作的结果。徐彬如后来在接受访谈时这样说：“我们党最早做鲁迅的工作并不是30年代以后的事，鲁迅最早和我们党接触，陈延年是起主要作用的。”

　　奠定了陈延年具有文化思想史意义的又一座革命丰碑。陈延年到广州后，一开始是协助周恩来处理区委日常工作。当他接替周恩来担任区委书记后，狠抓党的建设，到1927年3月他离开广东时，广东地区的党员数增加9000多人；为声援五卅运动，和苏兆征、张太雷等人一起领导组织了省港大罢工。正是因此，毛泽东、周恩来才称赞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广东党开疆辟地的拖拉机”。陈延年倡议推动鲁迅来中山大学任教，并部署党组织做好鲁迅工作，促成鲁迅思想产生根本性转变，这一历史功绩，我们一直忽视，但它无疑是陈延年革命生涯的又一座丰碑。它不仅具有革命史意义，更由于鲁迅以及促成“鲁迅思想转折”的关键性作用，而在现代文化思想史上闪烁着令人景仰的光辉。（作者李传玺为安徽省委统战部副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