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中，我方的“重头炮”“九评”里，说了不少未必妥当的 话；但也说了一些击中要害的话，对“老子党”的批评，十分正确。

    斯大林当了苏共头头后，对别国的共产党，从来缺乏平等对待的态度。总是把理应是同志、兄弟关系处理成专制社会的父子关系--“老子”绝对正确，“儿子”就得服从“老子 ”，不服从就是错误乃至叛变。服从了“老子”那一套错误的东西，出了问题，“儿子”仍 得兜着。

    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了：中国大革命之所以失败，过错不在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而在共产国际也即是苏共，具体来说，是斯大林、布哈林用共产国际名义给中国共产党出了一些馊 主意，陈独秀想不通也得服从和执行。事后证明，陈独秀的反对意见是对的。但是，却又是共产国际指定陈独秀当了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郑超麟的《史事与 回忆》和别的文章都有详细的剖析，此处不赘。

    “老子党”发了话，“儿子党”就得听，尽管当时瞿秋白、蔡和森也说过公道话：失败 不能“诿过”于共产国际，但也不能叫陈独秀一人承担责任；全体领导人都有责任。(瞿秋白)这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蔡和森)但是，中国共产党仍旧采用斯大林的说 法：中国革命是陈独秀葬送的。

    这种不顾事实的“老子绝对正确”，当然不能让陈独秀口服心服，他愤慨，他苦恼。当 时的中共不可能有反对“老子党”的觉悟和能力，于是，陈独秀不服也得服。他只好去研究文字学。这时，有人带来苏共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材料，其中观点竟同陈独秀相符 。托洛茨基早就公开反对布哈林、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瞎指挥，大革命失败后又公开指出布哈林和斯大林应当担负中国失败的责任。这当然引起陈独秀的共鸣。于是，陈独秀“堕落为托派”。

    在当年，“托派”是一个可怕的、比“反革命”还要严重的匪徒的称号(王实味为此丧 命)。其实，托洛茨基只不过是苏共党内同斯大林在一些问题上持不同见解的人。斯大林加给托洛茨基的一大罪状是“谋杀基洛夫”。其实，谋杀基洛夫的，不少材料说明就是斯大林 。斯大林不仅采用卑劣的手段杀害了在党内拥护者比他多的潜在的政敌基洛夫，又一箭双雕地把谋杀基洛夫的罪名强加在托洛茨基等人头上，成为他搞大清洗的一着“高招”。于是， “托派”就成了暗杀基洛夫和替盖世太保当间谍的反动派了。陈独秀“堕落”成托派，“ 老子党”共产国际降下了圣旨给中共中央：“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 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托洛茨基派。”

    于是，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了；陈独秀被亲者痛、仇者快地诬陷成接受日本津贴的汉奸匪徒了。这当中，固然有“乏走狗”王明、康生(据说他们别有用心，  目标不限于陈 独秀，不知确否)的捣鬼；但是，对“老子党”的绝对服从，应当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除了“老子党”问题外，还有一个“党老子”问题。在苏共党内，在列宁时代，党内讨 论问题，经常出现不同的意见，弄得列宁非常恼火；但是，恼火归恼火，持反对意见者还不致于被判为该枪毙的死敌。斯大林掌权后，情况大变。在党内，他就是老子，其他的人都是 儿子。儿子都得听老子的。老子错了，也不准说三道四。于是，反对派一批批地成了间谍、特务、人民的敌人，一批批地被公审、被处决。斯大林这一套，在中国也同样吃得开，对陈 独秀仅是其中一例。

    “党外无党，帝皇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可是伟人讲过的一句名言。在批判和反 对“老子党”同时，也批判和反对“党老子”，是十分必要的。可惜的是，“九评”对后一 个问题竟没有涉及。回顾陈独秀这段历史，对我们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应当有所帮助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