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25日，我找出因机关装修放入纸箱中的1992年我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复印回来的1922年1月初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详细翻阅后发现，该书从“总纲”以下共十五条，全文从右及左用繁体字竖行印刷，开篇写的是“俄国共产党（多数党）党纲”，第二行写的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第八次会议时可决案）。全书连封面共四十七页，涉及党纲部分就有四十页，“俄国共产党党纲目录”如下：

    一、总纲

    二、普通政治范围

    三、民族关系的范围

    四、军事范围

    五、裁判范围

    六、人民教育范围

    七、宗教的关系范围

    八、经济范围

    九、乡村经济范围

十、分配范围

    十一、货币和银行事业范围

    十二、财政范围

    十三、居住问题的范围

    十四、社会安全劳动保护的范围

十五、人民康健的保护范围

        在“总纲”部分说明俄国共产党原名是社会民主党。《俄国共产党党纲》全文后面还有三页，分别印有“人民出版社通告”，以及“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11种及“其他”9种四部分共49种书的目录。比《俄国革命记实》书后的目录少了“其他”部分的《李卜克内西纪念》和《太平洋会议与吾人之态度》两种标着“（已出版非卖品）”的书以及“康民尼斯特丛书”中的《共产主义与妇女》一书 。

        12月26日，我在社科院近代史所上网查询，发现敲击“中国共产党党纲”几个字时，无论在近代史、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图书总库，还是北京图书馆（即国家图书馆）书目库中，都没有任何记载，而在北图书目库中，敲击“俄国共产党党纲”几个字时，出现以下内容：

    1、俄国共产党党纲    希曼     人民出版社     1922

    2、俄国共产党党纲    希曼     长江书店       _

在第二条的最后，没有出版时间，只有一个短的下划线。我对照一九二七年三月印刷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看到这一版的最后写着：

     印刷者     竞新印刷所

     总发行所   长江书店

     分发行所   长沙真理图书馆

                广东国光书店

     分售处     全国各大书局

        可见“长江书店”就是1927年3月发行《俄国共产党党纲》第六版的单位，而且此书是可以公开在全国各大书局出售的。

        12月27日，我向谢荫明请教，他告诉我从俄文本和英文本翻译过来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虽然也是十五条，但总共只有三页纸，约1000来字，相比之下，《俄国共产党党纲》四十页的内容就丰富厚重得多了。而且从二大到五大，《中国共产党党纲》的中文版本也只是在有关资料的合订本中发现，却没有公开印刷过单行本。

     同一天我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查报，民国史研究室负责《中国报刊史》编辑的杨光辉副研究员在图书阅览室翻阅我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复印回来的《俄国共产党党纲》时，看到了1922年1月初版封皮上刻着“曾净吾印”4个字的图章印记，他告诉我，他知道“曾净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个党员，可以在广东建党时期的材料中寻找这个同志的线索；另外杨光辉清楚地记得，以前他查阅报纸时曾看到过1925年的广东报纸上有再版《俄国共产党党纲》的文字记载，我非常高兴，这真是又一个大好消息，现在1925年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第四版也有了线索，那么寻找第二版、第三版也就有了希望，今后应该更努力寻找1923、1924、1925年《俄国共产党党纲》的二、三、四版这三种版本的情况；而且杨光辉还说，由于1925和1926年中国国民党曾先后两批选送了240人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推测这本珍藏在俄罗斯国立图书馆的1922年1月初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时期带到苏联去的。杨光辉建议我找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的老教师寻找查阅过《广东群报》的同志。下午回到办公室，我就开始打电话到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通过办公室找到邱捷教授时，他告诉我，可以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的黄修荣主任联系，看是否有新的线索，并推荐了80多岁的通过广东早期报纸对中共党史颇有研究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李坚教授，李坚教授告诉我，他虽然没有见过我的父亲，但是他对我父亲的名字很熟悉、印象很深，原来李坚教授是父亲1935年创办中苏文化协会时的生前好友盛成教授的学生，我从他那里终于得知《广东群报》原来在北京就有存本，而广东中山大学、省党史办、省档案馆等单位如今只存有缩微胶卷。

        2001年12月28日，我在机关门口遇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研究员，向他谈起最近关于《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的新发现，并告诉他至今我还没有找到藏在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的《俄国共产党党纲》1926年版本的复印件，他告诉我，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室李长莉主任明年初要到法国作访问学者，可以请她帮忙，经与李长莉联系，她说2002年2、3月之间她肯定要到里昂市立图书馆去，她答应帮助我，我非常高兴，相信找到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藏的1926年版本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这天我与国家图书馆任继愈馆长联系，感谢国家图书馆对我的支持，并汇报了我对《俄国共产党党纲》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的看法，任馆长称赞我的发现“很有文献价值”，我备受鼓舞，更坚定了继续深入钻研的决心。晚上我来到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在办公室高颖的帮助下，兴奋地看到谢荫明为我找到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的俄文译稿（注7）和英文译稿（注8），文章题目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内容果然非常简略，虽说是一共十五条，但两份材料都不约而同地缺少第十一条，估计是当时遗漏了，实际应该说是共十四条内容。这两份译稿均收入“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中，都是仅仅三页纸。从这两份材料的注释中，我得知了一大党纲俄文译稿和英文译稿的确切来源。

        2001年12月30日，我的好友葛纪娥向我推荐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曾任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专门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史的高放教授，因为高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经人大党史系彦奇教授的帮助，我与高放教授取得了联系，果然素有研究、不同凡响，他告诉我，俄国共产党历史上一共有三个党纲，分别是1903、1919和1961年通过的，我就提出既然《俄国共产党党纲》是1919年才通过的，为什么我父亲在简历中说是1918年开始节译《俄国共产党党纲》呢？2002年1月4日高放教授经查阅资料后进一步告诉我，他认为我父亲张西曼自己撰写的简历中提到1918年开始着手节译《俄国共产党党纲》是有道理和根据的，早在1903年《俄国共产党（原名社会民主党）党纲》就决定了俄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帝制，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帝制的统治，已经实现了最低纲领，所以1917年4月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就提出要重新决定新党纲，同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1918年3月俄国共产党的七大通过重新拟订新党纲的决定，列宁在1918年就开始着手起草了新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可参考《列宁全集》中文本27卷），并且在1919年3月俄国共产党八大上正式通过。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幼年时期，对党的纲领有研究的人很少，没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还不知道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当时尚不具备写出有份量和详尽的《中国共产党党纲》的条件，只能“以俄为师”，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的历史作用应运而生。

        2001年12月31日，我收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黄修荣寄来的一份重要党史资料，标题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时间是“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所研究员尤拉所说的时间“七月”只差一天，其内容如下：

   “（1）现在状况………

   B  政治宣传………，

   6．中央机关设立之‘人民出版社’所印行书如左：

   马克思全书二种………

   列宁全书五种………

   康民尼斯特丛书五种

   共产党计画（布哈林），

   俄国共产党党纲，

   国际劳动运动中重要时事问题，

   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

   Troskys From October to Brest Litowisk（9）

   (附注)以上书十二种各印三千份”（注10）

”

        2002年1月4日，我与黄修荣通电话感谢他给我寄来这份重要资料时，他告诉我，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1927年的一大到五大期间，由于党是处于秘密状态下，肯定不能公开出版《中国共产党党纲》，否则会对党造成严重的损失和带来不必要的打击。他的解答证明我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先父张西曼教授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确实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弥补了《中国共产党党纲》不能公开出版发行的缺憾，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战斗武器。当我亲眼看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以后，原来产生的一些疑问和部分错误信息全都得到解答和纠正，这份报告使我确切了解了在1922年7月以前，中国共产党实际印出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不是书目中介绍的52种，而是12种。从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可以得知《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仅初版就印刷发行了3000份，加上其他五版发行的份数，我相信该书印刷发行的总数应该在数万本以上，直接受惠的革命青年不计其数，对最早一代共产党人起到深刻的启蒙作用，我相信张西曼教授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在中国共产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必会引起中共党史学界和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俄国共产党党纲》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极其可贵的贡献，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2002年1月4日晚上7点多钟，当我在办公室基本完成了这篇稿子的全文时，再次拿起“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的俄文译稿和英文译稿，详细对照比较其内容有什么不同之点时，才发现我竟然忽略了在两篇译文的第六条中不约而同地有一句至为关键的话：

“六、在公开时机未成熟前，党的主张以至党员身份都应保守秘密。”（英文译稿）

“六、在党处于地下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俄文译稿）

             一切答案尽在不言中，我认为，党的纲领就是党的主张，既然“党的主张”或“党的重要主张”都是“应保守秘密”的，那么《中国共产党党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保守秘密”当然就根本不可能公开出版发行，因而更显示出中国共产党连续六版印刷发行先父张西曼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中的重要意义。

        2002年1月6日，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咨询部张清允的帮助下，得知该馆藏有1921年至1922年的《广东群报》；我还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馆孙振清副馆长的帮助下，与中央档案馆保管部的贺德海主任取得联系，得知在中央档案馆保存有1927年第六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的再版本以及父亲在《群众》杂志上发表的悼念李公朴的诗和怀念“四·八”烈士纪念册上的文章，真是太高兴了。我相信只要继续努力，今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好消息向广大读者汇报。

        2002年1月22日，我与近代史所李长莉博士见了面，送给她两本《张西曼纪念文集》，其中一本托她带到法国赠给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请她帮助代查法国保存的1926年《俄国共产党党纲》等有关先父张西曼的资料。

       1月23日我到近代史所还书时，偶然看到东方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的近代史研究所闻少华副编审所著的《陈公博传》，在该书47页上，记载了陈公博于1923年2月12日从日本横滨赴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经济。1924年完成了题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硕士论文”，书中谈到陈公博在美国没有获得博士学位，因此我查清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不是陈公博的“博士论文”、而是“硕士论文”的题目，终于找到了历史原貌，避免了误传。书中谈到在该篇论文的附录中，“保存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的六个文件的英文译本，特别是其中的四个文件，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组织章程》等，上述文件长时期以来不被人们所知，直至1960年才被发掘出来，对于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

        2002年2月22日，受到办公室同事的启发，我开始查阅国际互联网，当我敲击“俄国共产党党纲”几个字时，惊喜地发现在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珍藏的1922年的重要文物中，有一本《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的初版本，该书刊登在网上的照片非常清晰，虽然已经陈旧不堪，掩饰不住岁月的沧桑，但封皮上从右及左横印的“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的音译）丛书第二种”和竖排的两行字组成的书名“俄国共产党党纲”、“希曼译”和“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这些字的字体分外鲜红，紧挨着“俄国共产党的”的“党”字右边有用英文写的“Wang”4个英文字母,估计是第一个持有者的姓氏，不知道是中共创始人中的“王烬美”还是“王荷波”，或者其他哪位姓“Wang”的同志 ，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另外我更高兴地从网上查到，在广州革命历史博物馆竟然也保存有一本1922年《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的初版本，这本书的封面上，在“俄国共产党”和“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两行竖写的字中间，靠近左侧“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一边有一方端端正正的印章，但上面的篆字比较模糊，经过仔细辨认，看来象是“高林中印”四个字，是否正确当然还需要向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请教，还可以继续深入寻找“高林中”的进一步情况。

        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室主任李长莉博士启程赴法国里昂市访问，我已拜托她帮助我把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珍藏的1926年《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等资料全部复印回国，多年来寻找法国里昂市保存的《俄国共产党党纲》1926年版本的梦想即将成为现实。

        3月4日，我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倪兴祥和保管部主任陆米强取得联系，陆米强告诉我，1922年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珍藏，该书是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钱志喜在五十年代捐赠的，但该同志估计如今已不在世，真是太遗憾了。

        3月5日，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主任邢淑霞答复说，该馆没有人对1922年《俄国共产党党纲》进行过研究。但是她爽快地答应我，尽快帮助复印该馆保存的1922年《俄国共产党党纲》的封面及有关出处给我寄来。

        3月15日，我看到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溥力主任14日发给我的Emile，告知李长莉博士已经到了他们图书馆，说该馆保存有1922年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并感谢我赠给该馆的《张西曼纪念文集》是“很珍贵的”，但是看信时我忽略了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保存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的出版时间，直到19日我才注意到，原来在该馆保存的竟然是“1922年”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也就是“康民尼斯特丛书”的初版本，而不是我从1997年以来一直认为保存有的1926年的版本。

        3月18日，我收到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邢淑霞主任寄来该馆保存的一本《俄国共产党党纲》复印件，与互连网上的封面照片是同一本书，字体却清晰多了，可上面的印章并不是我猜想的“高林中印”四个字，该书的来源是“广东古籍书店购入”。我又打电话给邢淑霞主任时，惊喜地得知在该馆保存的并不是仅仅一本《俄国共产党党纲》，而是有两本《俄国共产党党纲》，我大喜过望，邢淑霞答应立即将两本书的封面和版权页全部复印寄给我。

        3月20日，我请机关群言出版社刘亚华编辑帮助辨认印章，得知广东革命博物馆珍藏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封面上的印章最后两个字是小篆体的“之印”两个字，又经书法家寒石老师指点，初步确认印章上前两个字是“水竹”，综合来看这枚印章上刻的是“水竹之印”四个字，我认为“水竹”这个名字恐怕不是持有者的真名，可能是字，也可能是号，更可能是书斋的名字，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3月21日我惊喜地收到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部溥力主任20日发给我的E-mail，把该馆珍藏的1922年《俄国共产党党纲》的封面和版权页传给了我，封面左上方有一枚圆形的兰色图章，经辨认是里昂中法大学图书馆的藏书章，在书名《俄国共产党党纲》的第一个“党”字左侧，也有一个钢笔字体的签名，象是一个姓氏。我给溥力主任回信，告诉他我为了寻找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藏的这本《俄国共产党党纲》版本情况的艰辛历程，我曾经找过外交部欧洲司法国处，也曾与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代表、上海法国总领事馆以及一些法籍华人联系过，都没能与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联系上，经过多年的寻觅之后这次终于如愿以偿，真是太兴奋了。我随即与周永珍联系，才知道1996年中国革命博物馆曾有两位同志赴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查阅资料，并带回一本该馆1921-1949年的中文书目，约有一寸多厚，是由两位台湾留学法国的青年学生六十年代整理的。1997年周永珍在翻阅时偶然发现有关先父张西曼的记载，就及时转告了我，估计是整理书目中出现了误差。同时她告诉我，1920年北京中法大学建校，1921年里昂中法大学建校，当时北京中法大学曾源源不断地把国内的图书资料寄给法国里昂中法大学。1922年6月正好是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等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在法国组建少年中国共产党的时候，1922年底李维汉回国，1923年才通知周恩来、邓小平他们将少年中国共产党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法支部。这本书肯定是中国学生用的，书上的签名可对照用汉字、法文和当时的汉语拼音整理的同学录名册查出该学生的名字。而据我分析推测，由于这本书上有持有人的签名，不可能一开始就珍藏在里昂中法大学图书馆，很有可能是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直接从国内带到法国的，可见这本《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对远涉重洋旅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确立共产主义思想发挥了重大作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