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是创建时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机关设立的广州人民出版社在1922年1月印刷发行先父张西曼教授（1895-1949）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初版本的八十周年。

        先父张西曼是老同盟会员，著名的国民党左翼人士，更是一个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富于传奇色彩的毕生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曾任国府政治顾问、孙中山奉安专刊编辑主任、立法委员、蒙藏委员等职，在1949年7月10日因多年革命奋斗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北平，倒在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大门外，终年54岁。当时由董必武、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李达、沈钧儒、李济深等19位中央首长组成治丧委员会，朱德、聂荣臻、谢觉哉、阎宝航、黄鼎臣、赖亚力等均亲临医院告别，全国各大报纸均转载了消息（注1）。同年8月周恩来亲笔为“张西曼教授之墓”题写了“敬题”的墓碑，田汉作、李济深书写了墓志铭（注2），并成立了以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为首的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田汉作的墓志铭情真意切，因为是并肩战斗的同时代战友，他详尽地介绍了张西曼可歌可泣的一生，其内容如下：

       “西曼，长沙人，生于一八九五年，适当甲午战后。西曼英年忧国就学海参崴，即已投身革命，尝在中俄边境招募反满骑兵。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西曼至深，一九一九年五四与李大钊等创社会主义研究会，竭力介绍苏联文物制度。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等三大政策，西曼实为建议者之一。及蒋介石背叛革命，西曼耻与合作，敝弃权位，专力教育著述，当时革命青年多得其救护。抗战军兴，汪精卫叛迹日著，西曼在武汉公开声讨，请诛逆贼，闻者服其胆识。蒋介石名为抗日，阴实反共，终于发动反革命内战，西曼在反动凶焰下，口诛笔伐，不忧不惧，先后主持中俄大学、中苏文化协会、民主与科学杂志、民主宪政促进会，尽力民主事业。一九四八年冬，西曼由金陵挈妇携雏，冒风雪险阻，渡江而北入解放区，目击新中国艰难创业规模，不胜其欢慰感动，复毅然参加民主东北参观团，遍历关外山河，访问努力生产支援解放前线的工农大众。正期不断再学习，尽展其平生抱负，为人民服务，贡献于新中国之光辉诞生。乃归平之后，忽因肺癌不治，赍志以殁。知与不知，无不为西曼叹息。西曼病床赋诗云：卌年革命为人民，绝未投机背此心。因为之铭曰：

          权位不动    威武不屈    反帝反封建    四十年如一日

          风雪万里    追自由之光芒    埋骨于此    山岳皆香

                                                              田汉作   李济深书(标点符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1995年6月我将46年来各方面悼念张西曼的文字及张西曼本人部分著作加以搜集整理编辑、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题写书名、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张西曼纪念文集》，文集收录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海鹏在1995年3月16日所写的跋，他以史学家的高瞻远瞩，叙述了张西曼光辉的一生，高度评价了张西曼在近代革命史中的重大历史作用，文字感人至深，张海鹏说：

    “………

        先生诞于百年前《马关条约》签订的那一年，那是烽火连天、国难当头的岁月。年仅13岁，便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孙中山旗帜下一个革命小兵，为推翻封建帝制而奋斗。及长，留学俄国，早在十月革命前，他就从所接触到的列宁著作和俄国革命党人身上学习和研究了俄国革命的经验。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他在北京推动、组织了著名的社会主义研究会，

        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都是会中成员，终于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他又将苏俄革命中党与群众相结合的经验贡献于孙中山先生，屡次向孙先生建言“联苏联共”，又促成了国民党的改组。

        先生是老资格的国民党员，直到1948年被开除党籍前，他始终是忠诚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员，但他同时却宣传马列主义，是中国最早宣传并始终宣传马列主义的人之一。许多共产党人从他那里学习过马列主义。瞿秋白早年曾师从先生，学习俄文，以研究俄国革命经验。1922年1月以广州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的先生译著《俄国共产党党纲》，于中国革命运动，贡献良多。1927年，他译出苏俄宪法，提供武汉国民政府参考。苏联1937年宪法，也是他首先在国内予以译介。

先生是教授，是学者，知识渊博，著述颇丰。但他始终投身于中国历史的前进事业，在革命运动中，在抗日战争中，在反内战反独裁中，他总是站在革命一边，站在进步力量一边，站在共产党一边。他是革命者的真正朋友，是共产党人的真正朋友。

………

值此西曼先生诞生100周年的时候，西曼先生幼女小曼女史搜集乃父遗文、遗物及40多年来各界对西曼先生的悼念文字，编成《张西曼纪念文集》，即将付梓，索句于我。我乃后生，望西曼先生之项背而不可及，敬仰崇慕之情而不可抑，终于不敢辞，不能辞。想先生的人格及为人，想先生的信仰及追求，想先生的事功及影响，在在与近代中国历史行程的轨迹相关甚巨，我辈追思前贤，何其唏嘘。寄望执史笔者，展开对西曼教授的研究。并祈小曼女史继续努力，将西曼先生文集编辑出版，以确实的史料，证明先生的人格之伟，先生的事业之宏，先生的精神之不死！是为祝。（注3）”

    在张西曼逝世46年后，1995年6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王兆国部长在民革、民盟、九三中央联合召开的先父张西曼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有一个长篇发言，郑重地代表中共中央对张西曼的生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

       “张西曼是著名的国民党左翼人士，是进步的社会活动家，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是我国较早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他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反封建帝制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在十月革命前后，他两度到苏俄学习，1919年在北京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创立社会主义研究会，翻译出版过《俄国共产党党纲》、《苏联宪法》等著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不但是国民党三大政策的积极支持者，也是坚定的执行者和捍卫者，为国共合作做过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王兆国在讲话中还概述了张西曼在抗日战争中与中国共产党紧密配合、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事迹。他说“张西曼教授奋不顾身地支持救国会，声援‘七君子’，援助绥远抗战，创立中苏文化协会，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张西曼教授也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注4）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罗高寿大使在发来的贺信中说：“多年来张西曼以从事加强中国与俄罗斯友谊的事业在俄罗斯享有盛名”，“为了中俄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张西曼的事业永存！”

        先父逝世时我年仅1岁，1950年初我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的母亲魏希昭（1914-1976）被仇恨张西曼的人向党中央、政务院诬陷成“特务”，在全国镇压反革命的形势下，没有经过调查1952年初就遭到组织错误处理，年仅38岁失去公职，从此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开始了后半生的苦难，多年被公安机关当成“特务嫌疑”受到监视，至今已蒙冤半个世纪，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也被迫解散，从此张西曼的英名在新中国被埋没三十多年。受母亲影响，为了完成1949年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为了了解事实真相，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我的父母彻底平反，我开始上下求索，从1970年22岁踏上搜寻张西曼生平事迹的道路，至今已艰苦奋斗了32年，对父亲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提高。兹将我在搜集先父张西曼教授史料时，寻找到先父1922年1月以“希曼”笔名翻译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以及发现该书从1922年至1927年间曾被中国共产党连续印刷发行六版的有关经过记述如下，并试论《俄国共产党党纲》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提供给广大读者参考。

        由于过早失去父亲，我并不了解先父张西曼教授的历史，我几乎是在没有希望的环境中开始寻找希望。首先我翻阅了家中父亲的遗稿，尝试接触父亲的生前战友和学生，努力搜集先父的生平资料，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在母亲历尽艰辛保存下来的文稿里，我看到过父亲亲笔写下的简历，其中就有1908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入京师大学堂，1911年留学俄罗斯，1914年回到东北从事地下工作（据现在查找到的资料，我发现先父在东北期间就开始传播马列主义），1917年在哈尔滨创办东华学校，十月革命后再度赴苏俄考察，1918年开始节译《俄国共产党党纲》，1919年在北京大学创立社会主义研究会，曾先后三次向孙中山先生建议联俄、联共等三大政策，以及民九年出版《俄国共产党党纲》，民国十六年绝版等记载，在父亲的遗著《历史回忆》中也有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以“希曼”笔名翻译出版《俄国共产党党纲》的记录，可是我的家中并没有留下《俄国共产党党纲》这本书的原件。

        九十年代初，我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周新民研究馆员的书架上看到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一书，发现上面记载着父亲的笔名之一是“张西望——见于译著《俄国共产党党纲》，广州人民出版社20年代出版。”另外，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14页上，关于《俄国共产党党纲》的出版时间，写的是“一九二七年三月印行”，我觉得这些有关出版该书情况的记载比较模糊，与先父张西曼自己撰写的简历不符，而我遍寻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近代史图书馆等很多单位的图书目录，均未见到馆藏有民九年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原书的痕迹，这就使我产生了一定要找到先父张西曼早年翻译出版的译著《俄国共产党党纲》原版本的强烈愿望。

        1992年7月,在俄罗斯保卫和平委员会、俄罗斯驻华使馆、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外交部、民盟中央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踏着先父张西曼教授的足迹，我乘火车经过6天的长途跋涉，千里迢迢来到俄罗斯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在各个图书馆和档案馆苦苦搜寻先父的著作和生平资料，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原列宁图书馆）里，在好心的中文专家玛拉索娃女士的热诚帮助下，我迅速找到了先父张西曼以“希曼”笔名于1922年1月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初版本，以及父亲以“张西曼”的本名在1923年编著出版的《中等俄文典》、1925年的《新俄罗斯》读本等一批原始文献。手捧这些珍贵的书籍资料，我惊喜万分、如获至宝，立刻全部复印下来带回国内。

        这本初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的书名是用毛笔分为两行竖写的，看来是父亲的手迹，署名是在右侧与书名并排的“希曼译”三个小字，下面有一方盖着“曾净吾印”四个字的红色印章，看来是第一位保存者的名字，书皮最上方有一排从右到左的横排小字，写的是“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第二种”，在该书封底从右至左，用繁体字竖写着以下几行字：

“公历一九二二年一月初版

                     俄国共产党党纲

                             定价大洋一角

        原著者             俄国共产党

        译  者             希      曼

                               广州昌兴新街

        出版者             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人民出版社”

        看来，“广州昌兴新街”是当时“人民出版社”所在的地址，在以前写文章时我还误以为这个地址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迷惑敌人以“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的，经查陈独秀年谱，才知道陈独秀于1920年12月底就抵达广州，1921年1月中旬担任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暗中从事组建共产党的地下革命活动，此后才有“南陈北李”建党之说。据此看来我觉得这本《俄国共产党党纲》应该是在广州由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印刷出版的。

在该书的封三上刊登了《广东群报》的一则启事，内容如下：

      “本报是中国南部文化运动的总枢纽，是绍介世界劳动界消息的总机关，是在广州资本制度底下奋斗的一线曙光。诸君有关心文化消息、世界趋势和社会问题的吗？请看

        文化运动的中心

        世界消息的总汇

        改造社会的先驱”

        这则启事登在该书上，我认为足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这本书的政治倾向了。

特别使我高兴的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专家尤拉先生对先父张西曼也颇有研究，他在查找资料时发现，在《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第三集第8页的《一九二一年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据考证，这是1921年7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张国焘执笔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其中曾提到“我们翻译了一些小册子，如《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纲领》等等，但译文尚未印出。”而在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史事综录》中提到：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届总书记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写道“我们出版了《俄国共产党党纲》”，尤拉还告诉我，他发现我的父亲张西曼是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发挥过重大作用，而又在当前的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党史中都很少涉及的边缘人物，他的话更引起我钻研先父张西曼鲜为人知的生平以填补历史空白的兴趣，我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14页中看到“康民尼斯特”的意义在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中指的都是共产党或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先父张西曼1922年1月初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不仅为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提供了“以仿效苏俄改造国民党”的借鉴，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参考，更直接为在黑暗落后的旧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1997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周永珍告诉我在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藏的原中法大学藏书中有1926年先父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再版本，但因没有见到复印件，不清楚是第几版， 4年来我曾从多个角度想方设法，希望能从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复印到这本书的封面及有关内容，却由于不通法语、渠道不畅等原因一直未能与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方面联系上。

        1998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朱宗震研究员在整理黄炎培日记时发现1949年8月20日黄炎培曾应我母亲魏希昭之属，为《张西曼永念集》题词：“平生只有主张正义，绝不计较利害。待友好热肠如火，其与所否，则冻若冰霜。甚早接受最新学说，迨此学说大行，而先生遽逝，然既及见大行，则复有何遗憾？”盛赞了张西曼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高贵品质和他毕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只可惜《张西曼永念集》在1966年被“红卫兵”抄走，至今不知流落何方。但如今能够找到这份题词的线索，实在是太有意义了。

         2001年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查到了“一九二二年一月”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的托洛茨基著《俄国革命记实》一书，在封三部分的扉页上发现有“人民出版社通告”，内容如下：

       “近年来新主义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项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

        本社出版品底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特在这里慎重声明。”

        通告之后分为：

        “马克思全书”（包括《马克思传》、《哥达纲领批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乱》、《资本论》等共15种书）；

         “列宁全书”（包括《列宁传》、《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列宁文集》等共14种书）；

        “康民尼斯特丛书”（包括《共产党计划》、《俄国共产党党纲》、《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入门》、《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妇女》等共12种书）；

“其他”（包括《李卜克内西纪念》、《马克思学说体系》、《空想的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等11种书）

        以上四部分共52本书的全部目录中，《俄国共产党党纲》列于“康民尼斯特丛书”的第二种，可见出版者对该书的重视，书名后有“（印刷中）”三个字，由此可见《俄国革命记实》与《俄国共产党党纲》虽然同是“一九二二年一月”出版，但《俄国革命记实》出版的时间应该略微在前；目录中《俄国共产党党纲》译者的署名是“张西望译”，我估计是正式出版时才改为“希曼译”吧！

        同时我又发现在中国文化部由先父挚友田汉之子田大畏任总编、历时十年出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这套大厚本的丛书中，记载了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里珍藏有先父张西曼1922年1月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并于1926、1927年再版，还存有1923年的《中等俄文典》、1925年的《新俄罗斯》读本等重要情况，由于《俄国共产党党纲》这部书的各个版本是我在读者阅览室书目中没有找到过的，所以我开始求助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从内部寻找。令人振奋和惊喜的是，2001年3月在国家图书馆特藏部郭满旭的帮助下，我终于找到了在普通读者查不到的新善本图书中存放的《俄国共产党党纲》1926年6月的第五版和1927年3月的第六版。虽然至今还没有在国家图书馆找到1922年1月初版（即第一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的踪影，但能找到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的第五版和第六版已经是感觉非常珍贵的。过去我一直以为作为“康民尼斯特丛书第二种”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在1922年初版后，只是在1927年再版过，做梦都没有想到从1922年到1927年的六年间，中国共产党组织将先父张西曼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竟然不间断地先后连续印了六版。

        《俄国共产党党纲》1926年6月第五版的封面与1922年1月初版的封面基本相同，最上面的一行字都是“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第二种”，而在1927年第六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封面上部的横字从右至左写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书名仍是分为“俄国共产党”和“党纲”两排，左侧下角只有竖写的“一九二七年三月印行”，没有前五版封面左下角竖写着“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几个字，我想这本一九二七年三月印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第六版应该是移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印刷发行的，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也就是错误地以第六版的发行时间作为《俄国共产党党纲》最早发行时间的依据吧！

         2001年是先父诞辰106周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革命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举办了《肩负人民的期望——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图片展》，7月4日《人民日报》第8版发表了我写的《张西曼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文，虽然由于版面限制，未能发表我写的全文，但能在《人民日报》这样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党报上发表哪怕是很短的文章，我已经非常高兴了。巧的是就在7月10日先父逝世五十二周年的这一天，我把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的消息告诉在党纲研究方面颇有造诣的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谢荫明副主任，而谢荫明则告诉我一个更大的好消息，他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参观“肩负人民的期望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图片展”时，发现在第一个展柜的展品中就有先父翻译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的小册子，他经过仔细查看，确信无疑，特将这个消息转告给我，使我倍感兴奋。

        7月16日下午4点多钟，当我从外地出差刚刚回到北京，顾不上旅途的劳累，急急赶到中国革命博物馆门前时，却已经超过了售票时间，买不到门票了，可是当我向守卫大门的警卫战士说明来意，他们立刻友好地放行，于是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一路畅通无阻地走进展览大厅，当我走过大厅一转弯，在正式展区的左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的大幅照片和说明文字，而在右手第一个高大的玻璃展柜的底部，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出版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刊物”白底黑字的标签下面，摆放着一排已经陈旧发黄的小册子，我第一眼就看到，从右侧起第三本书就是先父张西曼教授以”希曼“笔名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翻译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书名上方有一行从右向左的小字，写的是“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第二种”，这本书上红色竖写的书名分外鲜明，那是父亲的亲笔笔迹，岁月的流逝使书页发黄变脆，可是却永远磨灭不掉这本书对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革命者起到的启蒙作用。没有想到，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竟然有我在国内各大图书馆四处寻找“踏破铁鞋无觅处”，却竟然“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俄国共产党党纲》早期的版本，这种喜悦难于言表。经与中国革命博物馆曹欣欣、胡惠强等同志联系，才知道在展柜中摆放的是个惟妙惟肖的仿制品，原件是1922年1月的初版本，已经作为珍本收藏，需要有关领导批准才能见到呢！

         党的纲领是一个党的旗帜，由于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处在秘密状态下，环境非常险恶，在白色恐怖下要想公开出版发行《中国共产党党纲》是极端困难和不现实的。根据谢荫明撰写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党纲的研究资料来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纲》是参照《俄国共产党党纲》等国际上其他各国共产党党纲所制定的，而《俄国共产党党纲》和《中国共产党党纲》这两本书除了一个是“俄”、一个是“中”名字不同以外，其中有关共产党的最高纲领、组织路线、奋斗目标等等内容基本一致。谢荫明同志告诉我，他在研究中至今没有发现过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的中文本，鉴于先父张西曼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至今竟然已经发现先后曾有过六个中文版本，我考虑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以《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连续六年的反复再版发行代替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我把这个设想告诉谢荫明同志，他表示赞同我的观点。

        2001年12月18日，当我再次与谢荫明联系时，他告诉我一个更重要的情况，那就是在1957年苏联共产党向中国归还共产国际（1919-1943）有关中国问题的档案时，其中有一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的俄文本；另外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陈公博在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曾到美国留学，毕业时所作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文后有几个附件，其中就有一份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的英文版。对照俄文版和英文版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的内容，意思基本一样，证明是可信的，一共是十五条，叙述非常简略。可惜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八十年来，国内外中共党史研究者都还没有找到过一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的中文本。谢荫明还说，当时的共产国际是世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各国共产党都是其中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参考或完全引用《俄国共产党党纲》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完全隶属同一个系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需要按照老大哥的方式组建中国共产党，更显出当时翻译《俄国共产党党纲》这本书是很宝贵的。中国共产党用《俄国共产党党纲》成功夺取政权的经验在中国宣传马列主义，使中国共产党有回旋余地，讲究斗争策略，使马克思主义更容易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深入人心。而且联共（布）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的内容比《中国共产党党纲》要细致得多，无论对于会议程序、工作方法、组织结构、民主集中制的操作方式等都有详尽的解释。

         根据谢荫明的介绍，2001年12月20日，我在近代史图书馆查阅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印刷出版的《共产主义小组》一书（上下册），在上册227页上，我看到《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7月），下面有一个小注，写的是“原文无时间，此时间是编者判定的”，文后标明该文的出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第 15-20页），在这份报告中“在知识分子中的宣传工作”小标题下，有如下一段话：

       “我们曾试图在知识分子中扩大我们的宣传工作，可是现在印刷所受到监视，因此，不能刊登我们的出版物。我们翻译了一些小册子，如《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纲领》等等，但我们的译文尚未印出。……”

        仔细琢磨“印刷所受到监视”和“不能刊登我们的出版物”这两句话，就不难明了为什么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会连续六次再版发行《俄国共产党党纲》的中译本、而至今却没有找到《中国共产党党纲》中文单行本的原因了。

事实说明，先父张西曼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不仅为孙中山先生改造国民党提供了参考，为确立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借鉴，更为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八十年前先父张西曼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在社会上的影响可见一斑。

         最近，我在互联网上看到在研究中共党史的论文中有一篇《十月革命的影响》一文，谈到：

       “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同时也推动了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十月革命中俄国工农大众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发动和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更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总之，十月革命使中国产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就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而在另一篇《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文中，更提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是热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战士。他们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信念，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是为任何其他人所左右，而是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经过审慎的思考，才作出的抉择。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严密的科学理论比其他任何一种学说都更加具有说服力，“因为他能够圆满解决我们底问题，能于我们有益处”。  

        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并没有抛弃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深刻的内容。民主不再是指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指多数人的民主、劳动阶级为主体的民主。为此，他们强调必须铲除少数人的阶级特权，改变“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这种不合乎“德漠克拉西”的状况。（陈独秀语）。”

        我认为，上述两篇文章的分析是切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也十分符合先父张西曼教授思想发展的脉络。张西曼不愧是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把马克思主义的天火盗到中国大地，为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1919年7月，张西曼再次赴苏俄学习考察十月革命的情况后应蔡元培等电召回到北京，随即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室工作，开始实施他在苏俄考察期间向孙中山、蔡元培等提出的积极主张发起（科学的）“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建议，接受十月革命的经验，在适应中国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充实我国革命的领导组织、青年干部和民众基础，以补救以前同盟会仅仅利用会党新军策略的不足，同时兼任北京外交部俄文专修馆教员。利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便利条件，张西曼联络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百数十人创立了秘密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分会也分布于全国各大都会。此后又有基尔特社会主义研究会、工团社会主义研究会、无政府主义研究会等昙花一现的组织应运而生，到了1920年“社会主义研究会”因鉴于声势日趋浩大，北洋军阀未敢横加干涉，也进一步分别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俄罗斯研究会”（注5）。张西曼1920年更在北京大学积极推动创立俄文系，此后又在冯玉祥的学兵团、中国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俄大学等创办了一系列的俄文班，以培养沟通中国和苏俄两国政治、文化交流的专门人才，矢志不渝地毕生从事马列主义的传播和促进中苏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1935年张西曼排除万难，联合徐悲鸿、兄张仲钧等创办成立了中苏文化协会，使该会成为革命的据点，在唤起民众、联苏制日、推动陪都进步文化活动开展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由于张西曼在抗日战争期间文化战线的突出贡献，1945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褒扬抗战有功文武官员和社会领袖人士时，张西曼荣获了“胜利勋章”(注6)。（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