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任建树的《陈独秀大传》

要谈陈独秀，在好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禁区，或者只能把他作为一个反面人物来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任建树著的《陈独秀传__从秀才到总书记》和新近出版的《陈独秀大传》中的陈独秀，却是一个反映他本来面目的正面人物。陈独秀本人，经历十分复杂，人们对他的评价差异很大，也可说是个有争议的人。即使一个人对他的看法，前后也都会有很大的不同。拿毛泽东对他的评语来说。

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他写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1936年7月，毛在陕北保安 对斯诺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谈到大革命失败时，毛认为陈独秀应该负最大的责任，说他是一名不自觉的叛徒。“陈独秀的确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当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大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

1942年3月30日毛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但1955年3月,毛在对《邓小平关于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时又写了：“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的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

陈独秀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研究他是一个复杂艰巨的工程。本书作者是努力按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来写他一生的历史的，因为忠于历史，也就是突破了禁区，读来就感到特新鲜，让读者知道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50多万字的一本大书，要想全面地详细地知道这些新鲜事，那只好去读原书。当然，也不是读这一本书就够的。对他创办《新青年》杂志提倡科学与民主，发动文学革命直到成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对他团结中国最初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创建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五届总书记这些事，虽说一般读者也知之不详，但为大家所公认，就不必在这里介绍了。这里我只选几个大家特别关心的、或者说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或者说是大家心存疑问很想求得解答的事情，作个简单的介绍。

任建树可说是忠于史实的研究者，他是努力考察、分析、比较、研究了陈独秀的思想怎样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演变的。在陈独秀整个政治生涯中，单说从事工人运动，也是有他的进步过程和复杂变化的。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原来是他独自主编，后来主编者是轮流坐庄，因为思想发生分歧，从七卷一号起又由他一人编辑。在这一期上他写了《本志宣言》，由于他从激进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刊物也跟着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了。不久，他就站在劳动者立场上讲话，在《晨报》上发表了《告北京劳动界》，说明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有新兴无产劳动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之别；他号召劳动团体和各校学生联合会接近，号召学生“恳恳切切”做劳动者的“朋友”，请他们帮助劳动者联合起来。

陈独秀是个不知疲倦的宣传家，他有两大武器：一是讲演，一是写文章。有人请他讲演，总是有求必应。他走到哪里，《新青年》就办到那里。有一次他坐牢五个月，《新青年》就停刊五个月。原来他的讲演和文章，都是面向知识青年。他思想转变后，他的演讲和文章，他办的《新青年》的读者对象也由知识青年扩大到工人群众。他向工人讲，最高的觉悟就是阶级觉悟。

1920年初，是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者飞跃前进的时期。他调查研究中国工人的状况，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是这时前进的一个主要方面。这年一月，他写了《告新文化运动诸同志》，劝上海的朋友要办报，不必办和人雷同的报，象《店员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但至今无人肯办。难道不高兴张嘴和店员劳动家说话吗？难道这种报不时髦，不能挂“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招牌吗？他指出新文化运动将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自己的地位。陈独秀从北京一到上海，便开始对当时的中华工业协会、中华总工会等团体进行调查。他向各方面约稿，请好多人调查各地工运情况。陈独秀把这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主编成《劳动节纪念号》，共约400页，相当原来的两倍多。有孙中山、蔡元培等16人的题字，有九个劳苦工人的文章，第一篇文章是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有美、英、日和我国许多省市工人状况的调查，还全文刊载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陈独秀写了《劳动者的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在前一篇文章里，他把工人称为支撑社会的“台柱”。《新青年》这个专号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开始结合的产物。这是陈独秀思想转变的一个重大表现。蔡和森曾说：《新青年》以前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同时他还积极地参加工会庆祝“五一”节的筹备工作。他首先提出将纪念会的名称定为“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上海工人第一次大规模地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以及所提出的口号和发布的宣言，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进行的。陈独秀在参加上述工会团体的活动时，很快就发现这些工会是由“小政客发起的”，办工会的人“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他形容那些招牌工会都是“虚张声势”的“一个把总一个兵的工会”。因此，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他即着手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真正的工会。他和李汉俊等8月创办了《劳动界》、10月创办了《伙友》（均周刊）。1920年陈独秀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约20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他当时着重宣传的是：工人的重要社会地位；宣传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宣传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批判资产阶级言论；揭露招牌工会，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

陈独秀等人写的文章，说的都是工人的事，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受工人欢迎。如他在《劳动界》创刊号写的《两个工人的疑问》一文：“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我们吃的粮食，住的房屋，穿的衣裳，全都是人工做出来的。所以说‘劳工神圣’”。《劳动界》还特别重视刊登工人的来稿来信，反映工人的呼声和要求，出版24期就刊登工人来稿来信30多篇。被誉为“工人的喉舌”、“工人的明星”。陈独秀在《劳动界》第二期上写的《真的工人团体》中说：“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觉悟的工人啊！赶快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啊！”陈独秀身体力行，便致力于组织真正工人自己的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发起时陈独秀等被接纳为名誉会员，并被推举为经募处主任，陈独秀也参加了章程的起草，《上海机器工会简章》可说是中国的第一个工会章程。上海机器工会成立时到会约千人，孙中山、杨明斋等到会，孙中山并发表两个钟头的演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领导的第一个工会，随后又领导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这时，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共产党筹备小组也积极从事工人工作，北京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创办《劳动音》周刊和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与上海《劳动界》南北呼应，最有影响。1920年初,陈独秀受聘到广州当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做了许多教育改革的工作。他创办宣讲员讲习所，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了一批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又开办了工人夜校，他认为机器工人比较进步，先试验办了机器工人夜校，有100多人参加。理发工会成立大会请他演讲，他说“工人的知识比较缺乏，故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现在想在广州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令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理发工会会员猛增上千，也开办了夜校，开学那天陈独秀还去祝贺。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开展工人运动为党的中心工作。因此党成立后，各地党组织首先致力于工人工作，到1922年便兴起了第一次工运高潮，这其中是有陈独秀的贡献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在回沪的路上，对包惠僧说：“作为共产党员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九月中回到上海，11月间签发了《中央通告》,提出了到下一年7月前的工作计划。最主要的是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要求各地集中力量，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使铁道工人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先锋。陇海铁道工人随即打响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头炮。陈独秀对陇海铁道罢工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在给罗章龙的信中说：“陇海罢工，捷报先传。东起连云，西达陕西，横亘中州，震动畿辅， 远及南方。这是我党初显身手的重大事件。”8月成立劳动组合书记总部后，不久又成立5个地方分部：北京（负责人邓培、罗章龙）、武汉（包惠僧、林育南）、湖南（毛泽东）、广卅（谭平山、冯菊波）和山东（王烬美）。党把主力都投入了工人运动，中国工人阶级迅速地由自在阶级转变成自为阶级。这时陈独秀很重视工人运动，李立三从法国回来，也派到湖南搞工运，又派徐梅坤到商务印书馆去组织工会。

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筹组上海总工会时，先组织了各业工会代表团，陈独秀就在《民国日报》上两次发表欢迎的文章。声称“鄙人对新组织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抱有无穷的希望。”甚至在第二篇文章里说：“鄙人因此第二次脱帽欢呼：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万岁！”1921年11月至1922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表了10多篇论述工人运动的文章。其中尤以《告做劳动运动的人》最为重要。它指明了工人运动的主要对象和最终目的，阐明了对各党派应该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及当前争取8小时工作制对工人切身利害的关系问题等等。这是一篇对工人运动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献。此外他还结合斗争实际写了许多战斗性的短文。1922年4月陈独秀第二次来到广卅，中共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最成功的是通过了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即公认是全国工运的唯一领导机关。5月1日参加全国劳动大会，他在会上作了《劳动节的由来及意义》的演讲，各地代表和广卅工人举行庆祝大会，会后10万人示威游行。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卅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讲了《马克思的两大精神》。这两次大会促进了中国工运的第一次高涨，这一年全国罢工有100次，21万人参加，因此有“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的美称。

1922年6月到年底，陈独秀从反对加入国民党到同意马林主张的“一切归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观点。这时他写的文章，认为中国社会既然必定要经历一个资本主义时代，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统率，等到民主革命成功了，那时无产阶级来统率它的革命大军吧！这就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陈独秀忽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这也正是“二七”罢工失败低潮时期的消极的反映。1923年陈独秀写的文章，就认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他认为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的，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瞿秋白、李大钊、邓中夏都不同意他的这个观点。邓中夏曾批评说：这种观点，才是真正的幼稚。并曾针对他的错误观点进行分析批判后呼吁：“我所敬佩的负中国革命唯一使命的社会运动家啊！希望你们仍鼓励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与热心，持续的努力啊！”

1924年“四大”前夕陈独秀写的《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中，说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是社会革命的主力军、督战者。1925.1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取得共识，第一次明确提出，在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要掌握领导权。“四大”闭幕后不久，5月中,日商内外棉工厂工人罢工，陈独秀曾指出“此次罢工是含有阶级的反抗和民族的反抗两个意义”。后来日人惨杀工人顾正红，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名义签发了两个通告，号召支援工人，组织反对日本的大运动。席卷全国600座城镇，有1700万人参加的反帝爱国运动，当时自始自终在上海参加领导工作的中共中央委员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上海总工会对外是李立三、对内是刘少奇、对学生和国民党是恽代英、对教职员工是沈雁冰和杨贤江。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自然负总的领导责任，自然是中共中央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共产党为响应北伐军攻打上海，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第二次失败了。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策动了一连串破坏三大政策的活动。陈独秀连续发表文章，不指名批评蒋介石“和军阀妥协便是间接和帝国主义妥协”。蒋介石演说“我主张如何如何，反对如何如何，时常我呀我的大喊，这在党便是表示我即党，在政府便是表示朕即国家，这些口气乃是个人独裁性之自然流露”。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接受头两次起义没有以工人为主的教训，决定发动以工人为主的武装暴动，积极准备第三次起义。这次会议建立了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以陈独秀为首，由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主要负责人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8人组成。此外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和以尹宽为首的宣传委员会。这是一个十分精悍的领导班子，有着令人惊异而敬佩的工作能量和高效率。特委会开了31次会，陈独秀到了30次，他到会必发言，他讲话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总同盟罢工、武装起义和召开市民代表会议，三者紧密结合进行；二、争夺市民代表会的领导权；三、掌握火候，确定起义日期。起义胜利，使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垂手进驻上海。蒋介石进上海了，汪精卫回国了。陈独秀与汪精卫发表《汪陈宣言》，只讲合作，不讲斗争，以后在一系列问题上，陈独秀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潭。陈独秀真心诚意搞缓和，蒋介石则策划于密室，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剿杀工人纠察队，屠杀上海人民。终于造成大革命的失败，二十年代的中国革命开始走入低谷。八七会议后，陈独秀也离开了领导岗位。

我们党有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邓中夏等一大批工运领袖，他们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中间，也有陈独秀的一席之地。历史就是历史，增不得，减不得，假不得，更不能以一时的政治需要抹杀一切和乱戴帽子。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定要实事求是。读《陈独秀大传》，得益颇丰，这是一本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好书；对有关陈独秀问题的疑点、争论等，作者以他多年研究的成果向读者作出了奉献；有些问题作者还打破习惯的旧说，提出了他新的解说，比如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上所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作者指出斯大林是指蒋介石、唐生智所率领的北伐军反对军阀，因而会上并未作出要中共建设工农正规军去反对反革命武装的决议。而那样的北伐军后来实际是屠杀工农的反革命武装啊。这本书除提供了上述陈独秀领导工运的事实外，还写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反映陈独秀思想和革命事迹的十分可贵的史实。

进出托派和主张联共抗日

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共八七会议,临时中央是主张让陈独秀参加的，但共产国际的代表反对。陈独秀受到缺席批判，中央领导人员改组，便自然解除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斯大林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完全是由于中共中央犯了一系列极大的错误，不承认共产国际也有责任。在联共党内，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一派，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所执行的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政策，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陈独秀是反对共产国际要中共参加国民党的，他主张“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他想不通国际为什么不同意他退出国民党的建议，为什么国际自己不承担责任，反而过多地追究他个人的责任。他既抱怨又委屈，又内昝自责。而毛泽东到湖南搞农民运动，经过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闯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他化装去了上海，鲍罗廷要他去莫斯科参加讨论中国问题，他不去，他也拒绝了去莫斯科参加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下半年，他应瞿秋白约稿，在党刊上发表了146篇评论国民党抛弃三大政策等方面的文章。善长旧诗词的毛泽东，曾留下一首歌颂南京路上好八连的白话诗；善长写旧诗的陈独秀，这时也留下一首民歌《国民党四字经》：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以党治国，放屁胡说；党化教育，专制余毒。

三民主义，胡说道地；五权宪法，夹七夹八。

建国大纲，官样文章；清党反共，革命送终。

军政时期，官僚运气；宪政时期，遥遥无期。

忠实党员，只要洋钱；恭读遗嘱，阿弥陀佛。

这年底，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的总方针上开始发生分歧。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作出《中国现状与共产党任务决议案》，形成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会议没让陈独秀参加，他知道决议案后，反对实行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他一连给中央常委写了三封信，他说：“我见到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党中央拒绝在党报上发表他的信,不同他进行公开争论。1929年6月在六届二中全会上就迅速地将托派定性为敌我矛盾。这自然是接受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观点。陈独秀在消极无奈中写成《中国拚音文字草案》书稿。六大上王若飞大胆提议选陈独秀为中央委员，未被接受，后来他个人竟遭到很大的麻烦。

中国的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主义本来是在中国留苏学生中形成的，他们回国后才带回来的。中国第一个托派小团体是1928年12月在上海建立的。陈独秀因和托洛茨基有不谋而合的相同主张，1929年8月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才可说他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了（托洛茨基早在这年1月就被驱逐出苏联了）。1929年12月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曾写过《告全党同志书》，那是为自己辩护的。随后又由81人签名写过 《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这是托派集体的意见。后来，中国的托派组织，有过四个小团体，政见纷纭，互相争夺领导权，没完没了。也曾统一起来，叫“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陈独秀为书记。陈独秀在托派期间，脱离了工农革命斗争。1930年7月1日发表的《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也骂过共产党为“匪”，“红军”为“寇”。他曾既反国民党，又反共产党，国共两党都反他。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陈独秀提出反蒋抗日，要求与共产党并肩战斗，共同挽救民族的危亡。当时掌握中央领导权的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者，1932年1月9日中共中央决议攻打大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指责陈独秀和一切中间势力，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这期间，陈独秀被国民党投入了监狱。接着一二八、七七事变发生，陈独秀出狱后，托派的人要他回上海重整托派组织。他批评托派“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他去了抗日战争的中心武汉，他一去便投入抗战宣传，到处演讲写文章，到年底就写了16篇抗战文章(包括演讲)，宣传抗战的伟大意义和主张全民总动员，几和中共抗战纲领相似。他主张联共抗日，反对托派各派对抗战的意见，说“道不同，不相为谋”。1938年11月3日他在《致托洛茨基》信里说：“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倾向。”他详细列举了托派人士各种“左”的论调后说：“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音，即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的障碍。”这无异是陈独秀脱离托派的声明。

对陈独秀抗战言论的反映，1937年11月20日延安《解放》周刊署名文章说，陈先生恢复自由，大家都为他“庆幸”。说他对抗战的意见，与中国托派的主张已大有差别。文章虽对陈仍有指责，但对被开除出党的陈独秀来说，这还是一个友好的表示。王若飞虽说谈过第三国际支部不容第四国际渗入，但他也说：“他极端希望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一切的是非都无须再费笔墨口舌去争辩。”这也是良好的愿望。但王明却嗤之以鼻，他自称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是斯大林派他回来的。1937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责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指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例外。”“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康生心领神会，迫不及待地于1938年1月、2月连续在《解放》杂志上发表了16000字的长文《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说日本侦探机关与托派中央谈判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日本给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就是国民党统治区有名的“陈独秀事件”。

王星拱(武汉大学校长)、周佛海、傅汝霖、段锡朋、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漫、陶希圣、林庚白等社会上的头面人物，联名给武汉各大报写信，为陈独秀声辩。3月16日《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及一些杂志陆续刊出。3月18日陈独秀《致＜新华日报＞公开信》，未登。3月20日《新华日报》发表叶剑英、博古、董必武三人联名公开信，叙述他们在南京接见罗汉，介绍罗汉去延安，为托派与中共商谈合作抗日问题。信中虽指责陈独秀不愿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但也未说陈领日本津贴。据当时《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石西民在《报人生活杂忆》一书中回忆，指出就连张西漫教授这样靠近我党的著名学者都表示不满，王明不但不允许发表这些信件，并以评论形式对此提出责难，伤害了这些朋友的感情。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几位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发表文章澄清此事。1991年7月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也对原来关于托派各条错误的注释作了更正。

原中共党员罗汉，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曾转入托派，后脱离了托派的政治活动，在苏州磁工学校做事。八一三抗战后，他为了营救狱中难友，约于八月中去南京中共办事处会见李克农、叶剑英（叶曾任第四军参谋长，是罗老熟人）。罗要求敦促当局释放一切政治犯。李、叶欣然允诺，要罗开出所知老朋友姓名，并为营救王凡西开车四处奔走。后来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回忆到此事时说：“中共党员对于托派关系，并非一贯敌对，亦非一致敌对的。……只有极少数如陈绍禹一派，才把反托作为重要的政治资本。”罗汉对“如此友谊与热情”，大为感动。在谈到曾给中共中央建议合作抗日未得答复时，“现在我想旧事重提，并请中共中央重新加以考虑。他们甚以我的意见为然。”我便以我个人名义写一简信请转中共中央。剑英兄答应以电报拍往延安，并劝我最好到延安去一次。他们给他开了介绍信和给了路费，罗于9月2日到西安，与伯渠兄详谈，延安复电相招，惜山洪毁路，9月10日洛甫、毛泽东电致林伯渠《关于对付托陈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表示欢迎真心悔悟，欢迎转变，对联合抗日提了三个条件：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中共曾经宣称，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律不计前嫌，只要拥护抗日战争谁都可以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看来，唯独托派则必须首先接受组织问题的解决；托派分子则必须脱胎换骨为非托派分子。看来曾经创建共产党并曾五次任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要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比杀共产党人如麻的蒋介石加入的条件还苛刻得多。9月5日罗汉返抵南京。博古、剑英告诉他“已和独秀见过面，关于合作抗日问题谈得很融洽。独秀对中共与国民党抗日合作的路线是大体赞成的。”博古还对将向陈独秀转交《指示》的罗汉说：“据他自己观察，独秀的意见，很少有和托洛茨基相同之点，故近来中央刊物上已不把托陈并为一谈，至于中央的电文还恐辞句上引起独秀的反感。”因此再三嘱咐罗汉不妨口头传达。独秀看到《指示》里唯一点到名字的是他，他便写了一封亲笔信和七条纲领交给罗汉带回南京。陈独秀看到《指示》中有“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的话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博古看到陈独秀起草的抗战七条纲领，认为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路线，并无不合。博古还说：“他本想到武汉去和独秀谈一次，但因为自己党龄太浅，以前与独秀个人没有私人接触，恐怕难于谈到任何具体结果。如果润之来谈也不适宜，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无论直接间接的谈，都有闹翻的危险。最好等恩来、必武到武汉再谈吧。

董必武曾访陈独秀，劝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他说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遵命。陈独秀这时既脱离了托派，又不想回到党内来，他在武汉试图在军事和民主党派两方面开展活动，企图组成一个联合战线，想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不拥国，不阿共，以争取民主和自由为共同目标。张国焘想借他这块牌子组织个共产党，陈独秀说：“我没有这个能耐。”谭平山找他组织第三党，陈亦无意于此。他最关心的仍然是抗战。

1938年初，国民党发动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思想统一运动，宣扬拥戴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受到中共的批评和抵制。陈独秀也撰写了一组文章，论述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主要是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他认为国民党是执政党，或称政府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是在野党。他认为国民党应承认在野党的合法存在，合力抗日，而不取招降的态度，并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在野党绝对拥护抗日战争，在野党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抗日战争之最高统率权。但在野党应有政治自由，集会结社言论之自由。不自由的奴隶，很少有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自动性。但不幸得很，竟有人提出思想信仰之统一，如此则只有一党存在，根本无所谓各党派，便根本无所谓合作、团结了。陈独秀对国民党的批评，为中共所赞同。但是，也不幸得很，陈独秀竟听信一些流言蜚语，骂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游而不击”，“抗日不足扰民有余”，“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等等。这是陈独秀完全信任国民党政府，把抗战与建国的希望寄托与国民党了。

这就是陈独秀，他四次坐牢不屈；后来坚不接受国民党经济支助，穷病客死江津，也有他这些因素。

我国近代的先进知识分子，几乎都是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开始的。陈独秀还是个15岁的娃娃时,就想到中国怎样才不受侵略，怎样才能富强。他先信奉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维新，20世纪初转为革命派,立志推翻清王朝。开始在老家安徽办俗话报，又组织爱国运动演说会，宣传反帝爱国。他参加过蔡元培、章士钊、刘光汉等组织的暗杀团爱国协会，曾想暗杀慈禧太后。武昌起义成功后他当了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反袁世凯又险遭枪决。他办了“岳王会”，成了军界革命运动的先锋。总之，20世纪初期陈独秀已是安徽革命运动的领袖。他五次东渡日本，或留学，或逃避追捕，会日、英、法三国文字。他第二次去日本时，曾和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闯进清政府派去监视留学生的学监的房里，声言要割掉学监的脑袋。学监哀求宽大，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陈独秀便挥剪出了割发代首之恨。1914年7月他第五次东渡日本时，帮助章士钊编辑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最有影响的民主刊物《甲寅杂志》，陈独秀以文会友，结识了李大钊、高一涵和易白沙等。

陈独秀认为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因而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提倡科学与民主，又发动文学革命。革命的文学，要有自己站得住脚的文学作品，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讨伐封建的《狂人日记》，以后陆续发表了50多篇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陈独秀进北大，蔡元培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文学革命，思想自由大流行，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陈独秀成为中心里的中心人物。1918年11月陈独秀、李大钊等又创办《每周评论》论政，与《新青年》并肩战斗。世界大战结束，反帝爱国运动爆发。陈独秀全力投入，从5月4日至6月8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就发表7篇文章33篇《随感录》，成为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并具有英勇过人的胆识，敢说敢做。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强力拥护真理，平民征服政府”。

宣言印好后，陈独秀还和北大的教授、同学一块分头到街上去散发。他先在中山公园散发无事，待他和高一涵两人走上新世界屋顶花园向露天电影场散发传单时被拘捕了，并随即抄了家。消息传出，各界纷纷营救。连在上海的孙中山也在会见北京政府的许世英说：你们也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着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每周评论》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有个读者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贵报的‘只眼’（陈独秀笔名），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了。是谁夺去了我们的光明？”另一个读者的诗是：

“依政府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为我们痛苦。”

逮捕陈独秀不仅未能阻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反而通过营救活动宣传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关押了他98天,只不过因为粗食,让他肠胃受了病。他出狱后，每月都有警官来视察，但他并未遵守约束的规矩，他出席了北大学生的慰问、欢迎会，表示对北大师生的谢意；他参加了《国民杂志》的周年纪念会，发表演说称赞同学为五四运动出力独多。武昌文华大学毕业生邀请胡适去讲演，胡正陪杜威，推荐陈独秀去。陈在武汉四天，竟演讲座谈多次，宣传新思想，湖北省当局驱逐，各报却美誉他卓识谠论，颇受学生欢迎。他刚回到家，警察即来扣门，见陈在家，大吃一惊。警察说，陈先生，你刚保释出狱，离京至少要向警察关照一声。陈知大事不妙，即躲到李大钊家，两人即雇了骡车，化装潜往上海。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标志，《每周评论》初期李大钊起的作用最大。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比李晚半年多，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地位和显赫声望，他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就大大超过李大钊了。李大钊护送陈南下途中，两人就筹划好创建共产党的事了。陈独秀到上海，出席孙中山宴会作了第一次会晤。他不但继续到处演讲，而且从知识青年扩大到劳苦工人。以后南陈北李不断搓商，两人分别联络好已有的七个地方马克思主义筹备组，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参与下，便决定创建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建党后，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积极准备开展工作，10月4日他和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家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被法租界当局捕去。后来孙中山给法租界领事发了救援电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多方用钱活动，才把他们营救出来。1922年8月又在法租界被捕，经过多方努力，也是时间不长，交些罚款就放出来了。

1932年10月第四次被捕，是叛徒出卖。先是托派中央开会，被叛徒出卖，五个常委全被逮捕，陈独秀因病未去，得免于难。托派是个小团体，这次被捕12人,从此一蹶不振。陈独秀已被叛徒盯住，不久也被捕了，并被引渡给国民政府。陈被解往南京时，“酣睡达旦，若平居之无事者然“。与陈独秀共同北伐过的何应钦，现为军政部长，同陈进行了一次半谈话半审问式的见面。报载，何走后，青年军人竟围着索要墨宝，陈欣然书数纸。其中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陈独秀被捕，尽管他已被中共开除，仍是当时爆炸性新闻。许多报纸大字标题，有的还有社论。只是他第一次被捕时，全国一片抗议和营救声。这次却是要求当局宽大处理，刀下留人。《申报》刊出蔡元培、柳亚子、杨杏佛、林语堂、潘光旦、董仁坚、全增嘏、朱少屏合署的《快邮代电》；傅斯年发表《陈独秀案》一文，说政府决无在今日“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蒋梦麟、刘复、周作人、陶履恭、钱玄同、沈兼士等12人致电张静江、陈果夫说情；胡适、翁文灏、罗文干、柏烈武等或致电蒋介石或私下奔走，以求从宽处理。国民党将陈独秀交司法审判，拘押在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管理不像监狱那样严格，又享有优待，居室宽敞，饮食正常，让探望，可通信。他年轻的夫人潘兰珍，在秘密同住中已同居两年，尚不知他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她文化不高却具胆识，不仅前往探视，更迁居南京陪伺，甚至同宿狱中。这一对老夫少妻，相濡以沫，相伴终生。

国民党如此待他，主要是想劝降。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回忆文字中有：陈独秀“由上海租界引渡到南京，我们给予比对待一般共党分子更尊敬的优待。……他精通很多的中国书，他有中国读书人的传统风度，他有坚强的民族自信心。……他至今仍受着青年们的景仰。……他有别于一般的共产党人。同时也使我产生自信，以为可以使他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可是接谈之后，我的信心动摇了。我发现他的态度相当倔强，仍不肯放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他仍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自命。……我自己劝说无效，又邀请1919年前后在北大和他同事的许多老友向他进言，但他仍是这般态度。……以后便不再勉强他，只留他在南京过着宁静的读书生活。”

既然公开审判，就得请辩护律师。陈说，我是一个穷错大，没钱。消息传出，章士钊、张耀曾、董康、郑毓秀、彭望邺、吴之屏、汪有龄、郭蔚然等名律师都自告奋勇愿做义务辩护人，这在中国法制史上实属罕见。陈决定只请老友章士钊、彭望邺两个律师。1933年2月,陈独秀自撰《辩护状》脱稿，约4000余字.观点鲜明,结构严谨,精悍锋利,气势雄健。他不仅为控他“危害民国”及“叛国”罪予以有力反驳，且以民族大义，反控国民党危害民国，制止人民抗日，“围剿”红军。陈独秀虽不同意建立红军和苏区，但他在辩护状中说：“日本帝国主义方夺取山海关，急攻热河，而国民党之军队，却向江西集中，其对待共产党人，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此并不能消灭真正共产主义者，只以破灭廉耻导国人耳。”他在辩护状中最后说：“法院若不完全听命于特殊势力，若尚思对内对外维持若干司法独立之颜面，即应毫不犹疑的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内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陈独秀的《辩护状》成了脍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均选为法学系的教材。

审判共三天，旁听席上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审判时，陈独秀慷慨答问，被告成了原告。现略举一二例子如下：

审判长问：“你认识那几个被捕的人？

陈答：“党内情形，我不能报告，我只能说政治意见。谁是共产党，这是政府侦探的责任，我不能做政府的侦探。”（旁听席上一片笑声）

问：“何以要打倒政府？”

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剌刀政治，人民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民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穷困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问：“托派和史丹林派（指中共）主张虽有不同，但都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

答：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陈抗辩之后，老友章士钊律师为他辩护：“……托派多一人，即史丹林派少一人，史丹林派少一人，则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为用，谓托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托派有功于国民党也。……”

陈独秀立即起立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辩诉状》为根据。”（旁听席上有“革命家、革命家”的赞声）“今之国民党所仇视者，非帝国主义，非军阀官僚，乃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官僚，始终努力于最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人。……”

1933年4月26日,江苏高等法院判决“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5年。”６月１５日陈独秀写成《上诉状》，与判决书针锋相对，环绕所谓危害民国罪，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揭露与抨击，全文约5000字,痛快淋漓,令人拍案叫绝。22日《上诉状》被高等法院检察官驳回。７月7日陈又写就《再抗辩书》，批驳检察官对上诉的答辩书，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转交。最高法院迟迟不作答复，直到1934年6月30日才作出终审判决:撤消原褫夺公权部分,徒刑期减为8年。陈即被押解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俗称老虎桥监狱。陈还是得到一点优待，一个人住一间牢房。但不准探监、看书、看报。陈绝食斗争：“你们执行恶法，我拚老命也要抗议。”典狱长说：“恶法胜于无法”。陈说：“恶法就要打倒。”终于取消了三不准。

陈在1919年就写过:“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他在狱中每月要花费100元，除药费26元外，就是买书。《独秀文存》印了3.2万部，版税很快花光。全靠友人接济，章士钊接济最多。仍很穷，一次狱卒为他买了三个铜板的辣酱，他竟瞪着眼睛埋怨：“买一个铜子就够了，怎么买这么多！”他是个爱书胜过性命的人，宁肯中止服药也要买书。蒋梦麟、胡适之都不断送书。他在狱中又新学会了德文；他以惊人的毅力，惊人的勤奋，写了好几本他一生喜爱的有深厚造诣的音韵学和文字学方面的书；他学识渊博，国学根底深厚，且擅长旧体诗，曾以七言绝句写出大型叙事组诗《金粉泪》，针砭党国时政，诉说民间疾苦，喜笑怒骂官僚丑态，酣畅歌颂抗日英雄，堪称史诗佳品（现有多种版本发行，原稿藏中共一大纪念馆）；他写了两章自传《实庵自传》，是用几个真实故事串联而成，情节细致奇特，笔调幽默诙谐，发表后轰动文坛，无愧为传记文学的瑰宝。（可惜因忙于抗日宣传未能写完）

他在狱中，前往探视有资料可查者约五六十人。老友刘海粟1933年从欧洲回国，在监狱见面，谈笑风生。刘对陈说：“你伟大!”陈说：“你伟大！敢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刘向陈索字留念，陈命笔赠刘一副对子：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刘11月从黄山归来，再去探监，以最偏爱的《古松图》与陈共赏，陈触景生情，为画题诗：

黄山孤松，不孤而孤，孤而不孤。

孤与不孤，各有其景，各有其图。

八一三淞沪战役后，日机轰炸南京，老虎桥监狱被炸。陈独秀幸卧桌下，没有受伤。金女大中文系主任陈中凡（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商请胡适之联名保释他。政府当局表示，本人写悔过书，立即可办。陈独秀大怒：“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后汪精卫、蒋介石商议由司法部以“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减刑三年”出狱。陈出狱后即写文章批驳减刑令中的“悔悟”。陈随即去武汉宣传抗战，后来去了重庆，继续演讲、写文章鼓动抗日。因无固定职业，年老有病，无法生活，得友人邀请住往江津。虽贫病交加，叛徒任卓宣（叶青）要送200元、朱家骅要赠5000元、蒋介石要从银行汇钱若干，他都一一拒绝。在乡中做过两件值得一说的事情。一是写有《小学识字教本》，死后曾在台湾和大陆出版，专家都说实在写得好，陈独秀不愧是我国近代语言学史上杰出的语言学家（梁实秋说他用科学方法将中国文字重新分类；对若干文字用新观点作了解说；简明易学；对中国文字有独到研究和新的诠释）。一是给友人写信一百多两百封，其中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给他的托派朋友的6封信和4篇文章，后来胡适写序以《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在香港出版。大要是：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贱视民主之过也。他认为“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正在代替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