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5日，《新青年》杂志创刊90周年。
回头遥望，那也是一个新世纪开始的年代，迎来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的新时代。在那些开始的年代里，有太多值得纪念的东西。而《新青年》，是一份最值得纪念的媒体。
尽管有《时务报》等先贤在前，有《观察》等名刊在后，《新青年》在近现代中国传媒史上的至高地位，却少人可以望其项背。它对当时、现在和将来的影响，怎么高估都不为过。
现代意义上的媒体，本身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舞台。这本杂志和北京大学一起，“一校一刊”，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那时候思潮纷涌，那地方群贤毕集，一个自由开放的公共讲坛，便应运而生。
据说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之前，多次和友人商谈办刊计划，预计一本刊物要成功需要耐心培育七八年。然而《新青年》一出，顷刻间即名动中华，主导时代，留名青史。以今天的话说，实在是非常成功。此间奥妙何在？
很多专家学者已经从社会史、思想史或文学史的立场给出了答案，如果从传媒史的角度看去，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新青年》第一次在中国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实践了现代传媒的几个要义：社会责任、开放视野。
当时的中华，内忧外患，满目疮痍。多少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图谋变革。其深厚的爱国热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自不待言。《新青年》的问世，便是基于陈独秀这样的认识：“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
但是这救国爱国的热情，却并没有蒙蔽这本杂志的视野。非常重要的是，它拥有的是开放的、全球化的视野。
在它的作者队伍里，有东渡日本的鲁迅，有研究俄国革命的李大钊，也有负笈美国的胡适。正如袁伟时先生最近的纪念文章中指出，它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翻检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对照检查中华文化的问题，寻求国家兴盛的道路。他们所要反对的，正是关在传统文化的牢笼里固步自封，抱残守缺。
正是基于这样的视野，《新青年》在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地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而它的方法，则是揭露与批判。对于封建专制、宗法制度、三纲五常、文言旧学，《新青年》都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驳与痛斥。态度可以激烈如陈独秀、痛切如鲁迅、中立如蔡元培、温雅如胡适，但是批判的精神却贯彻始终，在科学与民主的坚守上一致不二，并为此“狠打了几次硬仗”（鲁迅语）。
有人批评《新青年》“只破坏不建设”。但是新文化运动所带给我们的，无论是白话文，还是科学与民主的价值观，还有什么建设力量能够与之比肩呢？
纸上的风暴，自是媒体的本义，但如果真的在现实中发生，则超出了媒体的边界，成为了另外的社会实践。站在媒体纪念的立场，我们不得不说，《新青年》因此早逝，是一种巨大的遗憾。
《新青年》，一份辉煌的媒体，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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