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怕孤立”
　　1937年8月，陈独秀结束五年的牢狱生活，投入抗战政治热潮。他衷心地拥护国共合作抗日，显示了民族至上，共御外侮的爱国立场。但是，陈独秀既不见容于国共两大武装政治集团，也不见容于中国托派极左小集团。1938年7月，蒙受“汉奸”、“间谍”屈辱的陈独秀，不得不拖着贫病之躯，离开抗战政治中心武汉，来到四川重庆，又几经辗转，最后躲到江津小城，远离政治斗争的旋涡。
　　1939年，因老病多难，不断搬迁，陈独秀约有十个月没有动笔为文。但是，他的思索没有停顿，而是更加深邃了。同年底，陈独秀定居在江津城外二十里远的鹤山坪石墙院杨氏山庄，直到1942年5月27日与世长辞。在最后的两年多的岁月里，陈独秀虽被摒除于政治中心之外，却以其清醒的思考，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形势，关注上海托派临委的动向，尤其关注“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从1934年开始的持续多年对“反对派”的大清洗大屠杀暴行。苏联大批政要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以及原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民粹派分子等，都被肉体消灭。被杀人数，有说几十万人，有说数百万人，有说两千万人，究竟多少，至今是一个谜。1940年，逃亡国外的托洛茨基也被苏联秘密警察机关派人用利镐砍死。这样的历史惨剧，怎能不让陈独秀对于民主和专政问题进行思考并作出合理的解析呢？
　　陈独秀郑重而严肃地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陈独秀最后的论文和书信》，1948年印行。以下引文除注明出处者外，均引自此书，不再一一注明）所谓思虑六七年，可上溯至1934—1935年间。那时身系南京狱中的陈独秀曾经对难友濮清泉说，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吗？此无它，贱视民主之过也。又说，资产阶级政权，是少数统治多数，他们能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怕垮台；而无产阶级政权是多数统治少数，竟怕这怕那，强调一党专政，不允许言论自由，焉有是理？六七年后的1940年，苏联已与希特勒签订苏德条约，并出兵与德国瓜分波兰。陈独秀盛怒之下，写《告少年》诗，指斥这些行径为古代传说中的食人厉鬼伯强，“旁行越邻国，势若吞舟鲸，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
　　陈独秀晚年思索的结晶，集中于1940年初至1942年5月他逝世前所写十几篇文章和书信，被胡适称之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广为流布。正如陈独秀早已宣告的那样：“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1937年11月21日致陈其昌信）
　　民主和专政理论的阐释
　　在“最后见解”中，陈独秀对他往日曾经信仰的理论重新加以审视，作出新的判断。
　　陈独秀对民主和专政理论的阐释，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
　 （二）“‘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如果说无级民主与资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无级和资级是一样的。只是实施范围有广狭而已”。
　　（三）“十月（革命）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起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别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TL（指托洛茨基——引者）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
　　（四）“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五）“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二十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史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的民主制问题”。“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我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
　　陈独秀的傥论，可谓语惊四海，引起轩然大波。陈独秀曾说：“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致陈其昌信，1937年11月21日）当时和后来的评论者，对于陈独秀的上述言论，或誉或毁，都自有道理。平心而论，除却不该毫无区别的把苏联与德、意法西斯相提并论一概否之外，他的其他见解都是不应忽视的。
　　民主政治终将完备和实现
　　陈独秀早年倡导民主和科学，成为一代思想家，有康有为党、孙中山党而至共产党，身历辛亥、反袁、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冲入政治斗争旋涡而不能自拔，复受制于共产国际，被逐出共产党。晚年重归“五四”，重拾自我，最后觉悟到民主政治原则的普适性。陈独秀对民主政治的思索是依据现实的体验和感悟，他虽然提出了同列宁主义国家学说不同的一些见解，但未脱离辩证唯物史观思路。陈独秀这些见解，既是针对以苏俄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针对当时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后来刊布这些言论的胡适说它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重要文献。”说陈氏的这些“独立思想”，“实在是他的大觉大悟的见解。”（胡适：《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序言》，广州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6月版）
　　陈独秀六十年前并非完备的民主政治观，已有论者指出其片面性和不足，诸如：民主政治固然应当照顾多数，但也应当尊重少数；权力必须相互制约；统治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可以居于法律、宪法之上；原告不能做审判官；民主的普适性应当肯定，但同时应看到，民主又确实存在新旧之分、“资”“无”之分，等等。
　　 资本主义政治需要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尤其需要民主。民主政治原则的普适性将长久留存，其承载形式和实现步骤在不同国家自应有其不同的特点，既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现实条件，也受其传统文化因素的制约。然而若以不能即刻实行民主政治，便用种种借口拒民主政治于千里之外，那总有一天这个国家的极权制度真的成为腐败者的乐园，它终将被排除在世界先进民族行列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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