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无论是对中国革命，还是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个动荡不安、血雨腥风的年代。这时共产国际与莫斯科的态度又是如何呢？3月16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批判“当代取消主义者”，“鼓吹脱离国民党，等于取消中国革命”。

4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就中国问题发表演讲说，批驳托洛茨基的关于中国革命分裂的危机“不可避免”的警告，公开赞扬和支持蒋介石。他说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他“除了率领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不能有其他作为”。在这个会议上，还通过决议，批评要求脱离国民党的主张是“极端错误的”。

1927年3月，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成功领导了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暴动，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一举消灭了盘踞在上海的3000直鲁联军和2000反动军警，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地区，推翻了军阀的统治。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创举！

22日，陈独秀在上海总工会举行的庆祝武装暴动胜利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给予了上海工人阶级高度赞扬。但在这庆贺胜利声中，他却提醒人们：“这次暴动虽然胜利了，但是这些革命胜利品时时刻刻都在危险状态，时时刻刻都有被内部妥协分子葬送即被敌人夺回的可能。为此，我们呼吁全中国工人阶级崛起……”

此时，陈独秀及中共中央对野心勃勃的蒋介石的阴谋活动，已有了足够的警惕。3月26日上午，陈独秀在上海区委会议上指出蒋介石从江西反动以来，接连发生了安庆“三·二三”反革命事件、南京惨案等，“被害的都是CP（共产党）”。所以，陈独秀强调指出：“现在帝国主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我们把这两个问题联结起来看，所以中央与区委已决定准备防御战争。”此时的上海滩，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正在阴谋策划公开进行反共。为此，陈独秀及中共中央认为“除了坚持采取行动反蒋，别无其它出路”。中共中央果断地决定，努力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

与此同时，陈独秀又派彭述之赶赴南京联络程潜以武力反蒋，但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等也知道“举行军事行动反对蒋介石，恰恰是违反国际的政策”。于是，又派彭述之父武汉向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统治陈述意见及进攻蒋军的计划。但请示莫斯科后，这个武力反蒋的计划不仅未获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反而于3月27日、28日、31日，一连数电中共中央，断然指示：“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守我们关于不准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收藏起来”；“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等等。面对莫斯科的电令，陈独秀及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感到震惊、恼怒。年轻气盛的罗亦农见此电令，气得“碎之于地”，声色俱厉地斥责道：“这简直是自杀政策！”尤其令人气愤的是，莫斯科在政治上对蒋介石虚与委蛇的同时，一面令中共中央放弃武力反蒋的政策，一面则继续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在3月31日电令中，对鲍罗廷向武汉国民政府贷款要求作了肯定答复。不日，莫斯科又决定“立即拨给”武汉200万卢布的款项，并着手“审议”对军用物资的订货。这令人真不知莫斯科“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此时，武装起义胜利后的上海局势，更令陈独秀感到不安。一支拥有2000名武装的工人纠察队站在资产阶级身边，令他们胆战心惊，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公然叫嚷“务必收回（工人）枪械以维持治安”，并迫不及待地退出市政府，以向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表白与共产党无瓜葛。骤然间，上海滩谣言蜂起，什么市政府是CP的，蒋介石反对；上海工人总工会被白崇禧缴械了；工人要冲入租界——真真假假，如同嗖嗖阴风，向共产党人袭来。

就在共产党人面临严峻的挑战之时，在“三·二0”中山舰事变后，被蒋介石排挤出走法国，共产国际誉为“经过考验可靠的左派领袖”汪精卫，从法国途经苏联于4月1日回到了上海……

4月1日晚，陈独秀在郑超麟家会见周恩来。陈独秀显然有些高兴地说：“汪精卫回来正是时候，我们可以迎汪复职，削弱和控制蒋介石，并可得到国民党的支持。”“迎汪复职也是国际的态度，但不能让他在上海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要员接触，我们可以直接送他去汉口复职。”周恩来非常赞同陈独秀的意见。但汪精卫一回到上海，便被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包围，并一连在汪精卫之下榻处孔祥熙公馆和蒋的司令部进行密谈，谋求反共问题上的一致。密谈一开始，蒋介石与吴稚晖等大讲“清共”已迫不及待，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已为中共所把持。吴稚晖提出《检举共产党呈文》，“主张逐出共产党于吾党之外”。蒋介石当即提出“分共”和“清党”，并驱逐鲍罗廷。要求汪氏留沪领导，并裁抑中共之活动。他们还蓄意挑拨地说：“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要指使工人，冲入租界引起冲突。”

汪精卫面对排挤他出走的蒋介石，不免心有余悸。它需要时间，也想暂时联合共产党对抗蒋介石。于是，他对蒋介石表示将来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南京以后，召开（国民党二大）四中全会讨论决定“分共”和“清党”这两件事。汪又表示：“据本人观察，国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时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4月3日，惯耍两面派手法的蒋介石，表面上为迎合汪精卫，发表了电告：“中正当专心军旅，所有军权、民权、外交逐端，皆须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

4月3日，陈独秀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去见汪精卫。汪、陈见面热烈握手，相互寒暄一阵之后，汪精卫板着面孔，严厉地责问陈独秀：“仲甫，我一回上海就听说，共产党已喊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指使工人冲入租界，确有此事吗？”“绝无此事！我已多次向吴稚晖声明过。”陈独秀郑重地说。

陈独秀、周恩来走后，汪又向吴稚晖等转达了陈独秀的话。但吴稚晖仍用挑拨的口气说：“汪主席，那是陈独秀口头上骗你的话，不要信他。过去他也和我说过，都是口说无凭的话。”汪精卫再次把吴稚晖的话转告陈独秀。性情爽直的陈独秀听了，急如星火，直言道：“汪主席，他不信，我可写在纸上，作为书面宣言，表明态度，以释谣传。你看如何？”“仲甫，事关重大，要认真对待。”汪精卫说道。

4月5日，《汪陈宣言》的发表（1927年4月5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等上海各大报都以显著位置刊登了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的《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史称《汪陈宣言》），在国共两党乃至社会各界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响。蒋介石、吴稚晖等见了《汪陈宣言》，勃然大怒。吴稚晖尤为气愤，其手直指汪质问道：“陈独秀以己为共产党党魁、家长自居，我们国民党里何时出的党魁、家长？谁又封你为党魁、家长？”此时，汪面色十分难堪。汪精卫竭力表白：“《宣言》仅言两党误会不可能发生，未言两党共理中国；仅是两党首领外交上友谊而已，不关乎两党之政策也。”吴稚晖听了，暴跳如雷，大骂汪精卫：“不如狗！滚蛋！”又气愤难平地说，“治理中国只有国民党，没有联合共产党之可能！”汪于6日凌晨断然离沪赴汉。

4月6日，罗亦农在中共上海区委活动分子会议上要求“所有国民党党部及我们党部都要发表宣言表示拥护”；尤其在群众中“要特别宣传我们的领袖陈独秀同志”。中共浙江区委，中共上海市执委，中共江苏省委等也相继发表宣言拥护两党领袖的《宣言》。４月７日，上海临时市政府也发表宣言称：“今读国共两党领袖汪陈两先生告两党同志书，披肝沥胆，凯切陈词，使两党同志及各界革命群众，数日来所积之疑虑，为之涣然冰释．．．．．．”４月１０日，《共产国际》编辑马尔丁诺夫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评论《汪陈宣言》：“最近从中国收到的情报可以判断，现在中国共产党是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

《汪陈宣言》尽管是针对蒋介石的公开反共活动而发的，有反蒋的积极性一面，但在客观上无疑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共产党员起了麻痹和解除思想武装的作用，给他们身上笼罩了可怕的阴影，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有可乘之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正如陈独秀日后所说的，这是一个“可耻的宣言”。但这又是在莫斯科高压政策下，陈独秀及中共中央被迫放弃武力反蒋的情况下采取的无奈之举。负主要责任者当是莫斯科，不应把责任全归罪于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