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对陈独秀和中国托派伤害和打击很重，这封信“成了栽诬陈独秀和中国托派的重型炮弹。”“从此《救国时报》上出现的全国民众一致声讨陈托派甘当日本汉奸的‘消息报导’遍及全国各地……还把报导触角伸向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美国巴西等地区和国家。”（1）这封信在解放后，被收录在国家高中语文课本中，对年青一代的思想，也产生严重的影响；1952年肃托运动中，这信也被作为“说服、教育”被逮捕托派人员的重点材料。

  这封信对鲁迅来说，收益匪浅，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与“国防文学”口号相争论的时候，周扬们曾骂鲁迅“破坏统一战线”，说鲁迅是“托派”。自《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发表以后，事情有了180度的转变，因此被人家抬举至三十三层高天，被称为“第一大圣人”，在以后的历史描述中，人们将他放在陈独秀前面，甚至替代了陈独秀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

  当然，鲁迅一生的品德为人，许多人认为是值得尊敬的。在2006年笫五期《杂文选刊》中，王乾荣先生从鲁迅的相貌中，也看出“鲁迅的酷”：“鲁迅那张并非黄金分割美即棱角分明的脸上，深刻着流溢自内心的爱和憎。……爱、慈祥而没有丝毫谄媚、下贱的样子；憎、威严而不存仗势压人之成色。”

  大概也是由于鲁迅“精神酷”的缘故，或者由于雅量，托派老人楼国华在他1987年12月18日的文章《必须澄清的一件历史错误》中，已肯定了“而反对托派主张的回信，更不该永远算在鲁迅身上”。见到胡风关于鲁迅的长文以后，郑起麟老人也表示理解，在《读胡风“鲁迅先生”长文有感》中（发表在1993年8月23日），虽在开头写着：“我并不重视这个细节上的区别。这封信，即使不是鲁迅亲笔写的，即使冯雪峰以自己的意思代拟的，但鲁迅听了，点了头，对于此信，鲁迅就应当负全责。”他又说“孙文1925年在病榻上，自己不能执笔，汪精卫以己意替他代拟遗嘱，念给他听，他点了头，于是就成为《总理遗嘱》。国民党统治下，不是每次开会以前都念《总理遗嘱》么？即使汪精卫做了汉奸，《总理遗嘱》仍照念不误。”而在文章下半，郑老还是说：“读了胡风这篇《鲁迅先生》长文，顿使鲁迅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起来，回到我在国民党监狱中看到这封有名的信以前的地位。”（2）

  陈独秀虽然在看到《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后大发雷霆，他曾认为鲁迅之对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对于国民党；他骂鲁迅为“红色老狗”。（3）1937年12月，陈独秀自然未曾见到胡风的长文，但对鲁迅的评价还是很厚道的，在《我对鲁迅的认识》中他说“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党中一些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时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一只狗，后来是一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最后，有几个诚实的人，告诉我一点关于鲁迅先生大约可信的消息：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在现时全国军人血战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济敌人以食粮和秘密推销日货来认购救国公债的怪现象，由此看来，鲁迅先生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吧！在这一点，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4）

   时至今天，事情己经过去了，雨过天晴！《毛选》第二版笫二卷第516页中也有了新注：所谓“托派汉奸”是出于共产国际的一个“错误论断”。斯大林所制造的所有谎言，都彻底地在世人面前曝光了。

  但在抗日战争时期，陈独秀托派是否是汉奸，当然是一严肃的大是大非问题。当王明、康生栽诬陈独秀为汉奸时，王星拱、周佛海、傅汝霖、敖锡朋、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曼等人曾写信给武汉各大报纸为陈独秀声辩。中共党内如叶剑荚、杨尚昆萧克，他们也不相信陈独秀托派是日本汉奸。

  我们再来看看苏联的高尔基。在人们谈论后期的高尔基时，认为高尔基“对斯大林的暴政实际上起了美化和支持的作用。”“高傲的海燕，在晚年已变成了灾难的信使——一只黑乌鸦。”而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中，我们却看到真实的高尔基，，“高尔基的眼晴中流露出痛苦和恐谎的神色……”高尔基自己说“我落在陷阱里，进退不得”。“1934年底，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因基洛夫案被诬陷逮捕对，亚戈达再次转达斯大林要求，希一望高尔基撰文控诉‘个人恐怖，’高尔基回答说：‘我是要谴责个人恐怖，但我更要谴责国家恐怖！’”（5）

  我们中国的高尔基一一鲁迅，也曾对托洛茨基的文学主张有高度的评价，对陈独秀也有赞语，如他说：“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他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有武器，来者小心。’但门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当然在这以前也曾批判过陈独秀：1932年11月26日在北京参加一个左翼人士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轻蔑地称陈独秀为“陈独秀之流”，指控陈独秀“是不喜欢泥腿的”。虽然在《答托洛茨基的信》以后，没有攻击过中国托派和托洛茨基本人，但对于陈独秀托派是否汉奸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抱什么态度呢？

  有人说，对于政治上的敌人，鲁迅的立场十分鲜明。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政治斗争也要讲政治道德。像鲁迅这样的人，当然知道，就是对敌斗争，也不能采取不择手段，去干下三烂的事情。

当听了冯雪峰念好《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后，“点头”同意，虽然他身患重病，躺在病榻上，神智总还是清楚的。事后胡风说：“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的笑了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当陈其昌在盛怒之下给写笫二封信，陈其昌要求鲁迅公布这封信，同时给他想好了标题：《托洛茨基分子对鲁迅先生的答复》。他期待鲁迅先生的雅量。陈其昌说：“革命者向来不回避堂堂正正的论战，你如愿意再答，就请摆开明显的阵势，不要再躲躲藏藏的造谣诬蔑”（6）。显然，陈其昌向鲁迅提出挑战。鲁迅收到陈其昌的第二封信后，不作回覆，只是在日记中写下：“得陈仲山信，托罗茨基派也”。

   对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鲁迅再没有谈论下去。除了“淡淡一笑”，在日记中也没有留下对这问题的反思。我们更不可能在他的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或与亲朋戚友的谈话中，找到丝毫对该问题的反思。

   上面我为什要提出那些人士对康生王明公开诬蔑陈独秀拿日本人的钱的反映，当然我们不需要将鲁迅同那些共产党人相比较，就是比起王星拱、高一涵等人来，应该做怎样的结论呢？  

而后来鲁迅却写下：“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叫人怎样去理解其中的内涵呢？

   难道这是鲁迅对自己以往“点头”、“淡淡一笑”行为的忏悔么？

注：（1）靳树鹏《陋室漫笔》p333一334

    （2）香港《陈独秀与中国革命网》

    （3）楼国仟《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申心出版1979年p249

    （4）《陈独秀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p234一235

    （5）转引于靳树鹏《陋室漫笔》p386一387

    （6）北京鲁迅博物馆鲁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第169页一175页，1980年1月第1版

                                                                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