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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对陈独秀的评价，出于某种原因，一直禁而不宣，各式版本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包括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涉及陈独秀的问题时，均模凌两可，闪烁其辞，最终结论仍是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大革命失败的千古罪人。这种状况对影响甚巨的历史人物陈独秀来说是极不公平的。最近，笔者有幸拜读了在《人物》第二期登载的丁弘先生的《陈独秀的最后十年》一文。算是对陈独秀先生的肯定。但是，对陈独秀的评价，又岂是“最后十年”能说得清的？在世纪之交，在那个晦暗的年代，陈独秀无疑是中国大地上空最亮丽的明星之一。从五四运动到建党之初再到国共合作和国民大革命运动，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陈独秀都能肩负兴国重责，勇敢地站在时代潮流的浪尖上，竭尽心力，呼唤中国光明的到来，不断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称之为一代伟人、伟大的爱国者，可谓实至名归，当之无愧。本文试图论证这一观点，以还伟人公道，还历史本来面目。
一、“五四”前后显风流
陈独秀出生安徽怀宁，自幼聪明好学，清末得中秀才，因参加反清活动，遭到清政府追捕，被迫东渡扶桑，1907年参加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时在国内参加革命，相当活跃，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1915年，陈独秀回到中国。
当时，窃国大盗袁世凯上台后，废除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一些改革，大肆进行复辟活动，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他利用人们在辛亥革命后失望的情绪，来诋毁民主共和，妄图使人们相信只有尊孔复古，中国才能得救。一时间，复古思想到处泛滥。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使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所不能容忍。辛亥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对照西方国家的历史，认真研究，认为中国革命多次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几千年封建文化毒害的结果。因此，救亡之道首先要打倒中国的封建而代之以西方的文明。就在回国的当年（1915年），他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并大量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他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启示青年必须树立变革现实的思想，要有探索的勇气和创新的胆识。“应战胜恶社会，而不为恶社会所征服。”他把振兴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由此，《新青年》受到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普遍欢迎，到1917年，每期的发行量已达一万六千多份。读者称《新青年》为青年界之“良师益友”，他们说：“青年得此，如清夜闻钟，当头一棒”，《新青年》成为宣传新思想的主阵地。其后，在宣扬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味；宣扬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宣扬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等方面，陈独秀发表了系列驳康有为的文章，他反复说明了三点：一、封建礼教和民主政治不可两立，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孔子思想不能适应“现代生活”。二、尊孔，定“孔教”为国教，违反思想自由原则。三、定“孔教”为国教，违反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而他最重要的论点又是集中在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不两立这一点上，把思想上的反封建礼教与政治上的主张民主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痛心地指出：“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他认为要“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礼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1917年，陈独秀又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主张废除反映封建思想的旧文学，提倡反映现实的新文学，号召打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要求从形式到内容进行文学改革。这些反封建礼教、宣扬民主思想和文学改革的宣传，涵盖了整个新文化运动的主体内容，从不同的方位冲击着当时的封建思想文化，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强大的思想解放潮流。尽管这种宣传存在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观点偏差。但却足以说明陈独秀在当时反封建斗争中是坚决而彻底的。其影响所及，他人难望其顶背，说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一点也不为过。
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主要撰稿人有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高一涵、王光新、张申府等。“五四”运动前后，《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互为补充，宣传了进步思想，传播了革命道理，鞭达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在陈独秀的指示下，《每周评论》连续五期用全部或大部篇幅报道或评论了这一伟大运动。1919年5月5日，陈独秀在北京想方设法营救被捕学生，发表文章引导学生从“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的高度深入斗争，并提出“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5月7日，在强大的压力下，当局被迫释放被捕学生，在北大红楼前，全体学生和教职工在蔡元培，陈独秀等带领下迎接获释的北大学生进校。6月初，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陈独秀又起草并发表了《北京市民宣言》，号召工、学、商联合起来，争取运动的最后胜利。“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政府提出最后最低要求如左：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二、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北京。”陈独秀在运动中的坚决斗争精神，有效地推动了运动的发展，使这场斗争最终取得了初步胜利。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陈独秀在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充分体现了作为伟大爱国者的战斗本色。
二、创建中共第一功
五四运动促使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这个阶段的主流。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专号，陈独秀、李大钊发表系列文章，开始全面地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新青年》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新文化运动的阵营逐渐分化，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1919年，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讲些“主义”》的文章，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这实际上是反对从根本上改革腐朽的社会制度,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陈独秀、李大钊回击了胡适的挑战。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改变中国现行的社会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解决具体问题才有希望。陈独秀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随即，他开始着手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1920年初，正当陈独秀、李大钊酝酿成立共产党时，共产国际派俄共的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来到中国，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并同北京大学的先进分子讨论了建党问题。然后，维经斯基又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并深入交换了建党的意见。1920年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陈独秀任书记。陈独秀把《新青年》定为机关刊物，还创办办了《共产党》月刊，以及专门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劳动界》，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陈独秀涵约各地发展组织。在他的推动和帮助下,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在出席会议的13个代表中,陈独秀因公未能出席而派秘书包惠僧参加。“一大”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宣告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时,陈独秀以其无与伦比的影响力缺席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中国共产党与以往任何政党不同,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深入到工人中做群众工作,她是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她不仅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也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以当一个代表全民族利益的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的党诞生后,中国革命真正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无数事实证明,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陈独秀,作为这个伟大政党的缔造者,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其对中共的首创之功将永载史册。如果说孙中山是民国之父,毛泽东是共和国之父(开国元勋之意),邓小平是改革开放之父(设计师之意),则，陈独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父（创始人之意）。这种逻辑推理,一点也不牵强。而且,只有这样认识,中国共产党才有一个发展的完整性，也只有这样,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认识论。
三、力倡合作挽时难
1921年——1927年(至少在八七会议前)的这段历史,头尾七年,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其实是第一代)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一时期是陈独秀以其威望和能力,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不断推进中共的建设,使党壮大成长的时期。我们今天在各式版本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包括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都大力推崇国共合作共同领导国民革命运动的这段历史，但同时,却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中共领袖的陈独秀,在倡导国共合作,领导国民大革命运动中,渴尽心智,功勋卓著。
中共成立后,党把主要精力集中到领导工人运动中,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从而迎来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个高潮,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的镇压,最终以“二七”大罢工的失败而结束了。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在事件中痛切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凶残强大,只有联合各革命阶级,组成革命统一战线,才能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鉴于此,中共积极寻找盟友,最终选择了同国民党合作。为什么选择国民党? 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提到：“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正的民主派。而且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威信，在南方又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它的领导人孙中山先生，在几经失败后，也真诚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1922年8月，陈独秀在与孙中山等国民党要人几经接洽磋商后，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中央会议，具体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方式。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以及他的翻译张太雷等7人。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在讨论到合作形式时，张国焘、蔡和森等人主张同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建立联合战线，认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要中国共产党以个人的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建议。对这种意见，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表示完全支持，他指出，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即国民革命，国民党就其影响和实力而言，是新生的共产党无法比的，在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共产党应利用在合作中的有利条件求生存和发展。经过激烈的讨论，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认为只要国民党能根据必要的原则进行改组，共产党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就发展了中共二大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会后，陈独秀和马林一同拜访孙中山，提出我党关于两党合作的主张，并向他建议依照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孙中山表示同意。随后他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会议，专门研究和办理国民党改组工作。1923年1月，苏联政俯的代表越飞在陈独秀的陪同下会见孙中山，经过会谈，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震惊中外，进一步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1923年，在陈独秀为核心的中共策划下，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代表党中央作了政治报告，陈在报告中主要谈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其中指出“ 三、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又指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党的“三大”正式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西湖会议和中共“三大”所作出的决议，是刚成立不久的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陈独秀的领导下，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下，第一次面对中国复杂的形势勇敢地作出的重大政治决策，这是以陈独秀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大胆尝试。事实证明，在国共两党的共同领导下，基本上完成了大革命的任务，大大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国共产党受到了革命的洗礼变得更具战斗力和生命力。诚然，在风雨变幻的中国20世纪20年代，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由于国民党右派的背叛，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缺乏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大革命最终在国民党的分共屠杀政策下失败了。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大革命的功绩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革命失败的教训和所积累的经验也为我党所吸收借鉴，为我党继续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这样看来，陈独秀倡导国共合作并为中国革命所创作出的贡献，理所当然要肯定了。
长江东去，斯人已逝，造化弄人。陈独秀先生离开我们已经60多年了，我们齐声颂扬中国共产党之伟大光明正确的同时，是否深切缅怀我们的前辈？缅怀党父陈独秀先生的德业功绩？笔者不才，斗胆作献此文，聊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吧。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在世纪之交，站在历史的高度，全身心倾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一代伟人陈独秀必将永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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