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陈宣言》缘何产生？

应当看到，如果说“三二0”事变前，特别是从孙中山逝世到国民党二大召开这一段时间里，国民党政治上分崩离析、军事上群龙无首，鲍罗廷还可以背靠苏联，以谋略取胜的话，那么，“三二0”事变，特别是“五一五”之后，蒋介石独揽军事大权，并成功地控制了党权和政权之后，继续运用谋略纵横捭阖地拉一派打一派，就成了一件带有极大冒险性的工作。不论是陈独秀，还是俄国人，显然都注意到这种情况了。陈独秀明确讲：我们说争夺领导权，并不是要重新夺回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失去的那些组织上的领导地位，而是要做到“支配运动的政治领导和基本口号”。说到底就是要争夺群众。“我们应当在工农群众、革命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扩大我们的影响，使他们团结在我们的周围。”[89]

陈独秀的这一说法，其实也就是毛泽东1937年在国共合作之初，在国民党明显据有实力领导地位的情况下，提出过的那个“政治领导”权的主张。但是，既无军队，也无政权，在国民党的地盘上同国民党争群众，同样是要与国民党发生冲突的。陈独秀很快就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了。在“五一五”之后，共产党影响下的广东地区的工农运动明显受到压制，陈独秀即以中央名义写信给广东区委，称：“有些同志以为，我们不必变更现在中派政权，在这个中派政权之下我们亦可发展民众运动，这个见解完全不切实际。因为我们要不反对中派政权，只有停止发展民众运动。”要想发动民众运动，就必须要设法取消蒋介石的权力。[90]

这个时候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蒋介石已经发动了北伐战争，战争本身具有革命性质，共产党人不免有一种投鼠忌器的顾虑。鲍罗廷说：我们目前没有实力同蒋介石斗争，最好是等着看“他的那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败”，反对采取任何与蒋介石对抗，或引起蒋介石疑心的作法。而这时直接负责指导中共中央工作的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虽主张“必须把中央交给左派”，又害怕刺激蒋介石，强调“不希望同蒋介石发生争斗”，“必须使蒋介石在前线安心”。对此，陈独秀的意见是必须让汪精卫回来，促使蒋汪合作，只要汪精卫回来，必可取得党权、政权，这时只要承诺维持蒋介石的军事领袖地位，就能既不影响战争的进程，同时又便利工农运动的进行。[91]实际上，不论陈独秀如何苦口婆心地向蒋介石解释，“迎汪”的呼声一起，就埋下了新的危机。

“迎汪”热潮刚刚掀起，受到北伐军在两湖地区的顺利进展的刺激，两湖工农运动就迅猛开展起来了。维经斯基坐不住了，他坚持必须立即在南方和整个长江流域“使革命民主群众联合起来反对地主和豪绅”，主张以此来阻止资产阶级最终取得胜利果实。陈独秀也致信各级党部，大声疾呼“党到农民中去！”[92]但无论维经斯基，还是陈独秀，其实都很清楚：国共党内合作这一形式本身，“要求对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村阶级斗争进行某种约束”。不要说对中派或所谓新右派蒋介石，“武装、土地及农村政权等要求，左派（也）未必充分容许，我们和左派的联盟将来会因此分裂”。他们注意到，目前情况下“正确地排列我们的要求，现在提什么，以后提什么”，是“发展农民运动但同时又不破坏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关键。

但农民运动已经起来，不提出革命性的要求似难满足农民的愿望。因此，1926年11月初，考虑到当时两湖地区的革命形势，陈独秀提出的，并且得到维经斯基和远东局通过的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还是包括了建立乡村农民政权、武装农民和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给农民等项相当革命的内容。如何既维持统一战线，又能发展工农运动，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这时显然都有些手足无措。在向莫斯科提交上述草案的同时，维经斯基就不无遗憾地承认，以他们和中共中央的能力，目前难以应付这些令人迎接不暇的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请求苏共中央能派一名有影响的代表到中国来指导整个政策。[93]

1926年秋冬，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共产党人利用北伐军摧毁了占领区城乡各级政权的机会，成功地取得了组织和发动工农运动的领导权。工农运动越发展，共产党的声势也越大，表面上看，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正在取得积极的进展。实际上，陈独秀看得明白，力量对比距离共产党人所希望的相差甚远，未来政权多半只能是“资产阶级加国民党”，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这里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没有军事力量，无论在哪里都不可能夺取政权。[94]“三二0”事变以后，陈独秀的这一认识日渐加强。从其此后的一些言论中明显地透露出，他已不再谈论中国革命从二月革命一步迈向十月革命的可能性了。从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他相信，最好的前途，是争取造成一种政治上几个革命阶级联盟，而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特殊社会形态。

他明确提出：“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中国目前的问题，是究竟建立一个以工农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体，联合资产阶级，打倒国内外一切黑暗反动势力的革命民众政权呢，还是建立一个以反革命的大商人、买办、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及懦弱妥协的资产阶级为主体，“和国内外一切黑暗势力调和，在政治上建立压迫工农群众法西斯式的军事独裁政权”？[95]把陈独秀的这一观点归结为“二次革命论”，似乎不能成立。主张以工农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体，建立革命民众政权，倒更符合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建立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观点。

当然，陈独秀不如后来的毛泽东，他其实连资本主义这个名词都不愿意看到。比较一下陈独秀在1926年7月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以及在9月和1927年1月分别发表的两篇文章，就可以看出，它们都谈到了这个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都明确肯定中国面临着两种出路，一种是革命的，一种是反革命的；并且都肯定反革命的出路不能走，说是会在经济上将造成托拉斯（译为道威斯）的资本主义之侵略，但对于革命的出路，1927年1月的文章较前却有了明显的修改。陈在1926年肯定：那时可以“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在1927年1月的文章中，他却避而不提中国的资本主义，仅指出那时将“力图国民经济生活之发展”。[96]不难看出，陈独秀谈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前途时，由于没有毛泽东后来的那些理论分析做基础，因此显得还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可以肯定，他在1926年虽然谈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更多地其实也只是在做逻辑推演而已，感情上却未必真的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不管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97]

不愿意中国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前途，是这时几乎所有共产党人的愿望。1926年底，自年初以来一直担心共产党影响过大，反对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共产国际执委会[98]，突然在它的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就中国问题通过了一个十分激进的决议。斯大林也在共产国际发表演说，为中国革命迅速左转做鼓吹。共产国际决议和斯大林演讲的主旨，在于断言中国的革命运动已经越过了资产阶级起主导作用的阶段，走到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结盟，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的历史性阶段。革命胜利后的国家理所应当地“不会是资产阶级的民权国家，而将成为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权独裁制的国家。他将成为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之时期中的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为实现这一向非资本主义过渡的任务，必须废除过去不让共产党员过于突出的规定，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广东政府乃至国民政府，并“在革命军队中占据某些领导职位”。必须“利用国家机关，没收土地，减税，并给农民委员会以实力”，“归根到底必须做到没收土地交给农民，并实行土地国有”，以便使农民愈快愈彻底地卷入革命，同时要“逐渐没收属于外国资本的铁路、租界、工厂、矿山、银行、企业等”。据说是“中国革命若不超出资产阶级民权范围之外，不能推翻帝国主义”，不能实现“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等联合的民权独裁制”。 [99]

共产国际急于变动策略方针，其实主要是北伐军进展顺利，国民党有迅速统一中国的可能，苏共中央生怕中国再出现一个凯末尔式的噩梦[100]，因此想利用北伐军占领区工农运动高涨的机会，把共产党人推上历史舞台，迅速取得部分政权和军权，以便引导中国革命持续左转。过于相信群众运动的共产国际显然忽略了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不同特点。唯一注意到中国革命有着不同于俄国革命特点的斯大林，虽然谈到了中国的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但他却弄不清楚那些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军队并非是他所说的那种“革命军队”，共产党人也不可能按照他的要求，在他所期望的时间内，把这些军队改造“成为中国革命思想底真正的和模范的代表者”。他居然主张“通过军队来帮助农民反对地主”，“通过军队实行正确的农民政策”。[101]结果，莫斯科在提出如此激进的革命目标的时候，只是纸上谈兵地把几个纯粹理论上的“阶级”加加减减，甚至把各种各样的军阀部队也统统算做是可以由共产党人为所欲为的“革命军队”，完全不知道如何正确地估计不同力量配置的现实状况。

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决议中的激进要求从一开始就略感困惑。尤其是诸如土地国有（没收土地）之类的口号，他早就表示过不同意见。当然，他原则上不反对共产国际提出的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主张。在他主持下通过的中央决议中，事实上只是集中讨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说明过去总“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自己挪（绑）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多做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现在知道，“我们的革命方针和战略上，必须抓住这两种革命的连锁，使之一气呵成，不能够机械的将他画为截然不相衔接的两个时期。”[102]

共产国际的决议促使中共中央内部一度充满了革命激情，他们开始断言：“中国革命是为我们意料不到的局势”，“中国民族革命已到稳固时期，无产阶级已到夺取领导权的时期”。但是，眼见1927年3月底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占领上海，陈独秀还算保存了一份清醒。他明确告诫党内干部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纯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要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断绝”，未必对革命不利。[103]不论陈独秀这时的想法是否符合实际，他认识到共产党与蒋介石之争的关键在武装的对抗，这不能不说是合乎实际的看法。说他这时有意妥协，显然不是事实。

莫斯科制定那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时没有估计到蒋介石会造反。他们未必不清楚国民党内部的危机，只是他们习惯了更多地考虑：“应该策略地利用……矛盾”。同陈独秀一样，他们也一厢情愿地指望让汪精卫回来削弱蒋介石的权力，却没有想到此举恰好加速了蒋介石的造反。当蒋介石准备进攻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消息传到莫斯科之后，正在督促中共中央接受那些豪言壮语的苏共中央却变得手足无措起来，连起码的抵抗也不允许。斯大林等人一连数电给上海的中共中央，要求“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不准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同时，莫斯科暗示鲍罗廷可以对蒋做出妥协，称：“您是否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征询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意见，派格里高里（即维经斯基－引者注）同志去上海与蒋介石进行联系并防止他采取极端行动，他认为这样安排是否合适？”[104]

由此可以看得很清楚，是莫斯科，而不是陈独秀指望用策略手腕来暂时缓和矛盾。数十年来遭人诟病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出来的。陈独秀之所以放弃了预定的武装对抗的计划，转而与汪精卫联合发表宣言，否认国共有冲突的准备，其目的不外是为了依照莫斯科的指令，安抚磨刀霍霍的国民党右翼势力，尽可能地阻止蒋介石采取极端行动。

随着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广州发生“四·一五”事变，蒋介石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公开“清共”，共产国际担心的凯末尔噩梦在中国重演了。但是，共产国际的思维仍旧被它的革命理论和经验禁锢着。明明武汉政府所控制的两湖和江西的部分地区已经被围在拥护南京政府的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和四川诸省区之中，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危机四伏，大大小小的蒋介石到处都是，处境日趋险恶，莫斯科却继续坚持进攻政策。越来越不能理解莫斯科思维逻辑的陈独秀，最终站出来拒绝共产国际的主张，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陈独秀“右倾投降”？

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期间最大的罪名，就是“右倾投降”。而这个罪名最早也是共产国际给加上的。原因很简单，进入到武汉政府阶段，国共关系破裂在即，共产国际坚持进攻，陈独秀却力主退却。最后，共产党失败，共产国际自然就让陈独秀背上了“右倾投降”的罪责。然而，共产党的失败真的是因为陈独秀的退却主张造成的吗？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分歧的焦点，主要表现在如何对待工农运动“过火”的问题上。还在1926年12月，广东、两湖，特别是武汉地区，随着工农运动的兴起，就不断出现手工业者、店员同中小商人、店主之间的尖锐冲突，使国民革命赖以依存的统一战线内部呈现出严重危机。陈独秀虽初遇这类问题，无经验及政策可循，却已经意识到必须对工农运动加以适当引导，并限制其“过火”行为。为此，他专门召集了中央特别会议，通过决定，主张“在工农群众实际斗争中勿存幻想（如手工业工人过高要求，工人纠察队执行一部分政权，实行耕地农有等），以防止我们过于向左”。[105]联想到20年后中共土改、进城，有政权、有军队，仍旧反反复复研究颁布各项政策法令，反对“极左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时时注意引导和规范工农行为，可知陈独秀此时防左的动机未必有多少可以指摘之地方。

当然，一方面想要靠民众运动的规模与国民党右派抗衡，一方面又没有明确的政策和有相当经验的干部，中共中央没有，也不可能对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真正进行约束。自共产国际七次执委扩大会决议传到中国以后，工农运动有了更加迅猛的发展，而由此带来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引起中小资产阶级的恐慌，它们已经直接刺激了大批军官和将领，从而使武汉国民党上层也发生了严重敌视工农运动的情绪。据陈独秀说，他4月上旬赶到武汉，“第一次会见汪精卫，即听到他一些有反动倾向的言论，和上海谈话时大两样”。当时汪精卫到武汉也不过才几天时间，可见当时武汉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已相当不满。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决议中的激进措施，自然更是表示疑问。他明确讲：“共产国际的提纲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实际运用却很难，需要时间。”比如在农村，就“不能为了削弱反动派的基础来加剧农村的阶级斗争”。[106]

陈独秀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仅武汉一地，两三个月内，有报道的罢工就发生了150余起，由于政府没有约束能力，工会权力极大，各行各业的工人、店员都群起要求提高生活待遇，出现了“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每日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工厂店铺等”一系列无政府主义的“过火”行动。再加上南京政府实施经济封锁，物价飞涨，市场萎缩，结果是企业停工，银行歇业，商店倒闭，失业工人猛增至10万以上。湖南农运则喊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过激口号，大搞贫农专政，“法津由心，刑戮在口”，不仅随意捕杀，而且罚款、游街、吃大户、毁庙宇、打菩萨、拆祠堂、禁养猪鸭、强迫妇女剪发、逼寡妇改嫁，甚至阻禁谷米出境、截扣军粮、抗捐抗税、捣毁税局厘局，一时间形成“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恐怖现象”。结果，武汉政府控制的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财政收入较占领前锐减三分之二以上。尤其是湖南，月收入竟由占领前的360万，锐减为70万。武汉政府这时主要靠湖南唐生智的部队来同蒋介石对抗，但恰恰是湖南农运对其部队的军官刺激最大，再加上武汉政府欠饷，光是欠唐生智属下一个军的军饷，就在200万元以上[107]。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战争难以为继，就是武汉政府本身的维系也大成问题。所有这一切，自然都被武汉国民党人归罪于共产党了。

5月中旬，汪精卫找陈独秀谈话，尖锐地提出了群众跟谁走的问题。他断言，正是由于共产党人不负责任的宣传鼓动，才导致武汉政府在对外关系和军队状况方面陷入到今天这种困难的地步。他直截了当地提出：“存在两个党组织是不合适的。如果领导权属于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跟随他们，那就不需要共产党；如果是另一种情况，领导权在共产党人手里，那就不需要国民党。”陈独秀很清楚：“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者是和他们决裂。”但这个时候决裂，对共产党究竟更有利还是更不利呢？很明显，没有人做好了决裂的思想准备。

无论是陈独秀，还是鲍罗廷，考虑来考虑去，基本的态度还是暂时退却，采取让步政策。在1927年5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就明确主张：在相当时期内，我们必须保持中间路线，无产阶级必须对小资产阶级让步，即使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也要待北伐进一步推进，使农民运动进一步扩展之后再进行，即需要按照革命展开的程度来逐步加深革命。但实际上，正如鲍罗廷所说，更主要的问题其实是，中共中央已发过不少文件，做过不少决定，几个月来毫无效果，“共产党能否控制工人群众和自己的省级组织？”“共产党能控制武汉无产阶级和湖南农民吗？”[108]

鲍罗廷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共产党一无军队，二无政权，三无经验，四缺干部，既不能保护工农，也难以指导运动。北伐以来，党员发展虽快，但新加入的大批基层党员本来就缺少有关理论和政策方面的知识，再加上中央与地方工作衔接不易，下级各行其是，普通党员鲜有训练，一些工会、农会又受地方帮会的把持，中央连武汉地区的罢工示威都无从约束，更不要谈去控制武汉以外的农民运动了。

偏偏莫斯科根本无视中共的种种困难。它甚至对中共中央上报的只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方案都不十分赞成，电令鲍罗廷、罗易、陈独秀把革命进一步向左推进。说是必须“在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由农民实际没收土地”，“舍此便不可能开展土地革命”。同时要求他们“现在就应开始组建8个或10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不得拖延”。[109]

注意到组建自己军队的重要性，这说明莫斯科开始认识到国民党旗下的那些军队并非是可以“帮助农民反对地主”的什么“革命军队”。但是，建立自己几个师的军队，而不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偷天换日般地往部队里塞进一些士兵和军官，需要大量的金钱、武器和可靠的军官，同时还需要相当的时间，更需要武汉政府，特别是它的那些并不听话的将军们有足够的宽容度。所有这些条件，这个时候都不存在。这又是莫斯科典型的纸上谈兵。

5月21日，长沙驻军许克祥部发动事变，查封了工会、农会，解散了工人纠察队，并通电斥责工农运动，史称马日事变。事变一发生，湖南湘潭、衡阳、武冈、益阳、湘阴、桃源、永州、浏阳、临湘、安乡、辰州、叙浦等地的驻军和地主，都纷纷开始向当地的共产党人和工会、农会反攻倒算。27日，许克祥等在长沙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通令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一律改组。武汉国民政府因此迅速失去了对湖南大部分地区的管辖权。

因为马日事变，新来不久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团长罗易同鲍罗廷、陈独秀大起冲突。鲍罗廷、陈独秀坚持应该派代表出面，以制止湖南工农过火行为的名义前往长沙进行和平调解，平息军队的愤怒，重新控制湖南。罗易却强烈主张武装农民，组织反击，说是“共产党人应当鼓励和发展这些‘过火’行为，而不是去‘纠正’它们”。[110]

对此，陈独秀很不以为然。他在5月23日的联席会议上发言指出：目前情况下，“假如我们想同国民党和小资产阶级合作的话，问题主要在农民。”因为第二、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军都是湖南的军队，军官们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家乡的坏消息，什么家属被农民协会戴高帽游乡，土地被没收，父亲被逮捕，如此等等。整个湖南现在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将军们要镇压农民运动，另一方面是农民们想要平分土地，而且还不限于此，还想平分一切。为此，我们现在需要让步，但我们不能说我们不没收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是让步政策；不能说我们不赞成分配不动产、房屋等，是让步政策。“纠正幼稚的行为和过火行动，这不是让步政策，必须坚决这样做。”我们所说的让步，是指目前情况下暂时不提出土地问题。这样做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有时间逐步“准备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以便对付那些不可靠的将军，“有朝一日把他们打倒”。鲍罗廷也明确讲，如果我们不准备明天就转入地下，就必须要在群众运动的问题上有组织地实行退却，而不是继续进攻。[111]

对于陈独秀、鲍罗廷和罗易的激烈争论，共产国际6月2日发出了著名的“五月指示”：

1、“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

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势需要，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

3、“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他们的大胆意见会使老头们坚决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

4、“必须消除对不可靠将军的依赖性。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要利用军校学员做指挥人员，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5、“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说服教育。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112]

五月指示表面上很激进，坚持不得妨碍土地革命、建立新军、改组国民党中央等等，但它却肯定了工农运动存在“过火”的问题，赞成在争取中小地主和中小资产阶级方面采取让步政策，约束过火行为。问题是，指示的中心旨意仍是一厢情愿地幻想在不破裂两党关系的情况下，能够马上组织自己的军队，改组国民党中央，依靠汪精卫等个别真正的左派国民党人，搞土地革命，使武汉政府革命化。这不能不让陈独秀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时候，发生了江西朱培德借口“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武装递解共产党员出境，并查封工会和农会的严重情况。面对这一更加危急的形势，不要说不准备破裂国共关系，就是有心破裂，要实现共产国际所提出的要求也几乎没有可能。在讨论莫斯科来电的专门会议上，陈独秀针锋相对地对五月指示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说：“电报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自成立（农民）部以来，局势非常严重，多数国民党领导人摇摆不定，他们不想听有关土地革命的任何意见。”国民党人曾经表示赞同解决土地问题的意向，但是，“农民运动引起的过火行为（破坏了）同地主、绅士和军官的统一战线。过火行为也妨碍了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当先纠正过火行为，然后采取解决土地问题的进攻性措施。”他同时批评指示的另三项内容称：“共产国际建议由工农领导人来加强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由工农组成新的军队当然很好，但存在一些困难”，在承认国民政府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组建革命法庭实际上是不可行的”。总之，“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113]

6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结果，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说明了解决土地问题受阻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共中央怀疑土地革命的方针，而是因为“农民运动在湖南发展得特别迅速。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行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这些过火行为迫使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军人与土豪劣绅结成反共反农民的联合战线。那些家里受到冲击的军人，更是愤怒。”“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否则，我们就难免要同国民党人分裂。而在目前条件下，在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有必要吸引住他们的左翼领导人，并且与国民革命军的将领们保持良好关系。[114]

陈独秀这时很清楚：“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但他一方面深知莫斯科不会同意退出国民党，一方面深知力量对比相差太远，因此左右为难，进退失据，虽不断抱怨“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四·一二”事变）的道路了”，却想不出解决问题的适当办法。情急之际，竟同蔡和森等想出了一个在上海发动工人武装袭击租界，占领银行和工厂，引起外国干涉，转移武汉国民党和小资产阶级的注意力，从而达到暂时稳定武汉统一战线的下下策。[115]

罗易对陈独秀的态度异常恼怒。他大概是共产国际里面第一个给陈独秀扣帽子的人了。他直言不讳地把陈独秀说成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断言陈“支持国民党内摇摆不定的和反革命的倾向”，扬言“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领导机构”。罗易同样给鲍罗廷也扣了许多顶帽子，因为他清楚鲍罗廷是陈独秀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只是，无论他怎样强调现在的一切危机都是鲍罗廷造成的，他却不能提出开除鲍罗廷的想法。在无法取得陈独秀和鲍罗廷的理解的情况下，更加书生气的罗易天真地把连同五月指示在内的共产国际的几份密电统统送给了汪精卫，孤注一掷地企图从他所信任的左派领袖汪精卫那里找到回天之术。结果是可想而知的。6月22日，共产国际在得知了罗易这一愚不可及的行动之后，下令把他召回了莫斯科。[116]

共产国际当然也不会满意陈独秀的态度。它在6月20日给鲍罗廷和陈独秀的复电当中，尖锐地批评：“你们那里实际上是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首先是关于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建立可靠的武装部队和使国民党结构民主化的决定”。[117]

但是，所有这些争论和批评其实都毫无意义。政权和军队都在国民党手里，共产国际想到并提出组建自己的军队以对抗不可靠的将军，都已经是5月中和6月初的事情了。即使武汉国民党中央不反对（实际上不可能），一个多月的时间要组建几个能作战的师，也绝对办不到。何况莫斯科尚未提供任何物质方面的援助，共产党人靠什么来建这么多的部队？没有自己军队的保护，指望国民党来搞土地革命，或者逼迫国民党中央改组，要汪精卫等人来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唐生智手下的军官，纯粹是天方夜谭。

6月17日，武汉政府正式解除了鲍罗廷的顾问职务。21日，武汉方面所有人都指望并以为依赖的冯玉祥发表通电，要求遣送鲍罗廷回国并驱逐共产党人，宁汉合作，共同北伐。28日，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公开通电，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已迫在眉睫，而莫斯科居然仍旧相信可以拉住汪精卫。它一面决定给汪数百万卢布，以诱使汪不致倒向南京，一面去电报谆谆告诫汪说，国民党必须实行土地革命，必须同共产党联合起来，改组国民党，并从工人、农民中提拔新的领导人。[118]

6月26日，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等一同召开了最后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联席会议。从记录中可以看出，陈独秀已不胜其烦。其实，进入武汉政府时期以后，无论进攻，还是妥协，都未必能够找到改善国共关系的办法了，更何况这样不进不退，争论不休。陈独秀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右的，一条是左的。右的一条是放弃一切，左的一条是反对一切。走这两条道路我们都将垮台。还有一条中间道路，就是把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然而这也是不可能的。那么怎么办呢？也许可以找到第四条道路？”而他最终表明的态度其实就是：只要我们还参加国民党，我们就不能不妥协，就没有真正的独立可言。“如果我们想在政治上独立自主，我们就应当退出国民党”。[119]

没有人赞成退出国民党，鲍罗廷甚至说，莫斯科认为退出国民政府都是冒险。用周恩来的话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因为共产党毕竟在国民党的军队中还开展着不少的工作。[120]

6月底，眼见武汉政权陷入危机，国共破裂在即，莫斯科突然火烧眉毛起来了。又是发电打气，又是大笔汇款，说是要通过武装工农，组建新军来“挽救革命”，为此“应该准备做出各种牺牲，我们方面准备给予一切可能的进一步的物质支援”。但这一切来得太晚了，并且莫斯科仍旧寄希望于汪精卫，仍旧坚持共产党“必须在国民党内”，仍旧坚持要由国民党来领导革命。它给鲍罗廷和陈独秀的电报明确讲：必须“使国民党民主化并让它领导群众性革命运动”。 [121]

陈独秀已经不再相信共产国际有什么神奇的力量了，他更不相信靠国民党可以“领导群众性革命运动”。从6月中旬起，他已经在全力部署恢复湖南党组织的工作，组织农民自卫军对许克祥的“救党委员会”进行反击，展开抗租运动。对敌军，他主张“大队来则避，小则与之打”，实在站不住的，赞成毛泽东的提议：A、上山；B、投入军队中去，认为“可以上山”，“当兵最好”。陈独秀很明白，为应付国共关系破裂非预做准备不可了。[122]可是，陈独秀已经无法继续工作下去了。

7月5日，陈独秀参加了最后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鉴于“上面国际责难，下面同志非难”，败迹已显，却不知出路何在，陈独秀终于赌气辞职了。区区一介书生，仅凭一腔热血，一肚子墨水，投身于政治革命的激流险滩中，摸爬滚打几年下来，他始终不曾真正跟上莫斯科多变的思路。到了这个时候，他更是适应不了莫斯科的思维方式了。在他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如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123]

至此，陈独秀离开了他曾经呕心沥血地为之操劳了6年之久的中共中央。他因此也背负起了“右倾投降”的罪名。继季诺维也夫担任共产国际主席的布哈林在陈独秀辞职几天后就公开发表文章，点名批判“陈独秀这样一类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领袖”。又过几天，《真理报》进一步给陈独秀戴上了“右倾分子”和“投降路线”的帽子，说他是“中国共产党最突出、最道地的机会主义代表”，是实行“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的“右派领导人”，说他提出退出国民党就是“将整个革命领导权统统交给资产阶级”，“是在民族资产阶级面前投降”。[124]毫无疑问，俄国人当年的这种批判是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的。令人遗憾的是，几十年过去了，仍旧有不少研究者在借用这类政治批判的语言来讨论陈独秀历史上的是非功过。

    未必多余的话

    与1927年共产党所遇到的危机比，共产党在江西时期的遭遇也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当时共产党在偏辟的农村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终于有条件按照自己的愿望建工农政府，搞土地革命了，一时间轰轰烈烈。但同时，其消灭一切富裕阶级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左倾政策，再度把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最后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几乎又回到了白手起家的地步。但是，在最危急的关头，他们重新拾起了曾经被他们抛弃了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了取得国民党的谅解和社会各阶层的同情，再行国共合作，他们放弃了激进的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政策，并且承认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实行苏区改制，红军改编，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指挥。中共的基本方针，也从强调两个政权的生死决战，主张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到转而强调“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强调要争取政治领导而非组织领导；强调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毛泽东甚至重提党内合作建议，保证可以照当年蒋介石那个《整理党务案》的办法，共产党“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决不在国民党内组织秘密党团和秘密支部，决不招收任何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125]很明显，共产党人做了重大的原则性的让步与妥协，但他们换取了国共合作，同时他们也因此获得了新生。整个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们再也没有实行过土地革命的政策，只搞减租减息，实行团结争取从贫农到地主的农村统一战线。结果，经过了8年时间，他们从极其弱小的一方，变成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举足轻重的大党，有了足以同国民党抗衡的上百万军队。

比较两次国共合作，第一次对共产党而言是失败的，第二次对共产党而言却是成功的。同样强弱悬殊，何以第一次失败，而第二次成功？

比较的结果，第二次的成功，有许多因素，比如共产党有军队、有政权、有地盘。有军队、有政权、有地盘，虽然仍旧容易引起磨擦和冲突，却因为划地为界，因为党员没有双重身份，不能在国民党或国民政府内身居高位，不能以秘密党团形式实际掌控国民党的党务、政务，不大容易使国民党人感受到太直接、太强烈的威胁，再加上有外敌强大的压力存在，形式上共产党始终还是在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国共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大容易演变成你死我活的全面破裂。但是，第二次的成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共产党人的政策得宜。所谓政策得宜，就在于第二次合作期间，不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共产党都没有实行如同第一次合作时的那些激进的革命措施，没有搞土地革命，从而保护了统一战线，争取了舆论，赢得了人心。

很明显，没有人能够因为在第二次合作期间，在共产党有军队、有政权、有地盘，有干部的情况下，还实行比较温和的社会政策，而指责其“右倾”。同样的道理，在第一次合作期间，在力量对比异常悬殊的1927年武汉政府时期，陈独秀主张暂时退却妥协，不搞土地革命，如何就能定性为“右倾投降”？实际上，在共产党既无军队，也无政权，又是在国民党的地盘上，经验、政策、干部等等等因素都成问题，根本无力引导和约束工农运动的情况下，坚持在中国推行土地革命之类的激进政策，恐怕只能说是共产国际的一种盲目的政策选择。共产党后来不是没有再搞土地革命，但那已经是1946年以后的事情了，即是在国共关系再度破裂的情况下，在有强大军队的护卫，又有大批经过训练的干部指导，并且是在自己占领区内等种种特定的条件之下才进行的。即使如此，其政策规定也反反复复经过了两三年时间的修订。而当他们终于可以占据城市之后，他们也根本反对把农村的方式搬到城市里去，坚持维持城市现状暂时不变，不仅不触动小资产阶级，而且不触动资产阶级，坚持有政权的、由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地进行缓慢而温和的渐进式的变革。同时他们仍旧特别注意反对工人、农民中的无政府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倾向。[126]何以陈独秀当年在既无军队，也无政权的情况下，就不能限制工农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不能主张暂时退却呢？

通过简单的对比可以看出，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它无疑是由一系列复杂原因造成的，并非是陈独秀某种错误的直接结果。严格地说，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挥之下，陈独秀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既没有多少神来之笔，也不曾惹下过滔天大祸，他在多数情况下对共产国际是言听计从的。但是，恰恰是在少数情况下陈独秀的某些独立见解和不服从，却显示了他作为一代中共领导人所具有的求实态度。比如，他几次提出的改行党外合作的建议；比如他较早地提出军事因素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问题；比如他自1926年底以来力主引导工农运动，约束“过火”行为，以及最后几个月坚持退却而不是进攻的策略思路。当然，由于理论、经验的欠缺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也由于当时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陈独秀的一些主张未必很妥当，未必真的具有可操作性。但就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历史关系而言，这种独立思考恰恰是推动中共领导人逐渐成熟起来，最终摆脱共产国际束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

[1]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2] 这里谨按习惯称法。

[3] 《陈独秀评论选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3页。

[4]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转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394－396页。

[5] 布哈林：《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真理报》，1927年7月10日，转见《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一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5年版，第503页。

[6] 参见王观泉：《人在历史漩涡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7] 参见格鲁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117页。（原文发表于1978年俄文版的《共产国际与东方》）；杰柳辛：《中国1925－1927年革命》（原书俄文版出版于1982年），转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4辑，291－293页；袁南生：《陈独秀等提出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史实的新佐证》，《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2期。

[8] 1990年，围绕着陈独秀是否要求将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中国学者中间曾经有过一系列的争论，郑超麟先生也曾加入到争论中来。争论虽然只是就几个基本的史实问题而展开，但已涉及到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矛盾问题，并且至少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退出的主张是“左”倾的，一种认为是正确的。但这些讨论还没有摆脱固有的模式，即陈独秀总的来说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分别见《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2、5、6、9期。笔者同年也曾发表《大革命前期的国共关系与共产国际》（载《文史哲》1990年第6期），具体讨论了1924－1925年间陈独秀及其中共领导人同共产国际的分歧问题。比较深入地讨论到这一问题的，还有国外的部分学者。早先如俄国学者格鲁宁所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中译文见徐正明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近年如德国陈之宏的博士论文《鲍罗廷与中国革命》。

[9] 见《毛泽东选集》（中文竖排版），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32页注。

[10] 陈独秀当时明确讲：“不但马尔塞斯的人口论是这样，就是近代别的著名学说，像达尔文自然淘汰说，弥尔自由论，布鲁东私有财产论，马克斯唯物史观，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也都是这样。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他并且认为，指望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来实现人类平等是“未来的空想”，因此，“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希望从分配上下功夫来解决社会上贫富不均问题。分别见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新青年》第7卷第4号，1920年3月1日；陈独秀：《我的意见》，《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以及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11] 《俞秀松日记》，《上海党史》1991年第7期。

[12] 参见拙作：《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3] 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0月10日。

[14] 《中国共产党宣言》比较清楚地描述了俄国式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革命手段，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就此所做的说明含混不清，特别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一条，不仅与《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俄国革命的方式大相异趣，而且明显与此后共产党人反对军事革命的主张不同。不知所据为何。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15] 见《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等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16] 关于早期闹独立性的问题，仅见于包惠僧的回忆，但颇不可信。比如，包不止一次提到陈独秀因担心被人指为“卢布党”，因而反对拿莫斯科的钱。而事实上从已经披露的陈独秀当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陈独秀明确认为中国共产党一时间很难自行筹款，因而“希望国际有所接济”的文字。参见包惠僧：《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6月30日，等。

[17]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5页。关于陈的个性，陈自己也有过公开的检讨。如在中共三大的报告当中，他就承认自己“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72页。

[18] 王观泉前引书，第34页。

[19] 前引《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Dov Bing 与 Muntjewerf 和 Adrian Chan 在“China Quarterly”（No.54,56）上曾激烈争论有无第一次杭州会议的问题，从Dov Bing的答复中以及从现有资料中，都看不出这一次的讨论是在杭州进行的。

[20] 陈独秀：《告做劳动运动的人》，《先驱》第7号，1922年5月1日。

[21] 关于陈独秀多次赞同或主张同国民党人合作的情况，可参见《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1922年5月2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1页。

[22] 前引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陈独秀显然对党外合作的前途也感到了绝望。他在6月30日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明确讲，与孙中山联合的希望很小。

[23] 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0页。

[24]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69页；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同上引书，第92页。

[25] 参见只眼：《国民党是什么》，《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1922年11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93－94页。

[26] 蔡和森坚持说：“这时马林提出‘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的口号，甚至认为不要共产党的右倾主张，仲甫是赞成他的。”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6年，《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47页。

[27]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并见《刘仁静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2－63页。陈独秀率刘仁静、王荷波前往莫斯科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同时还提交了有关中国工人运动、农民状况、统一战线以及中国当前政治形势等4份报告。

[28] 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0－81页。

[29]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22年12月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第163页。

[30] 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76－77页。

[31] 见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0月10日。独秀：《答张东荪》，《时事新报副刊》，1922年9月17日；独秀：《造国论》，《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并见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民国日报》，1922年8月26日。

[32] 《马林给拉夫斯坦的信》，1923年4月3日；《马林给布哈林的信》，1923年5月3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46、194－195页。

[33] 马林在事实上并没有要求中共中央放弃独立性。他不仅鼓励中共中央公开监督和批评国民党的政策，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地以孙驿的笔名撰文批评国民党。

[34] 独秀：《怎么打倒军阀》，《向导》，第21期，1923年4月18日；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1923的4月25日。

[35] 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问题》，1923年5－6月。

[36]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46－148页。

[37] 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00－201页；《国民党代表大会中共党团领导小组会议纪录》，1924年1月17日。

[38] 参见《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20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96－297页。

[39]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号，1923年12月1日。

[40] 胡华：《试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发展》，《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65页。

[41] 毛泽东：《两党合作问题》，1938年4月5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1940年第2期。

[42] 见马林所记毛泽东在中共三大前后的谈话笔记。《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13，236页；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第31－32期，1923年7月11日。

[43] 据陈独秀会前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哈尔滨、北京、天津、湖南、湖北、南京、安徽等地的已经以共产党人为主，发起建立了国民党党部。《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3年12月27日。

[44] 《鲍罗廷与谭平山谈话纪要》，1924年1月10日。

[45] 《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1923年12月10日；《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68，373，412页。

[46]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pp.864-866；《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1924年4月2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493－494页。

[47] 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76页。类似的说法其实是马林的观点。见前引《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

[48] 关于国民党的阶级属性，扩大会议决议的说法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同时又肯定其党内“一大部分党员本来很明显的属于工业及农业的有产阶级的倾向”，“他们的阶级利益每易趋于妥协”。见《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30，243页。

[49] 《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不早于1924年2月1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461页；《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31页。

[50] 同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37，244页。

[51] 见《瞿秋白给鲍罗廷的信》，1924年5月6日，《瞿秋白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8页。《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书面报告》，1924年6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496页。

[52] 《瞿秋白给鲍罗廷的信》，1924年6月，《瞿秋白选集》，第2卷，第607页；《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1924年6月25日，《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3页。

[53] 见《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4年7月12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7月1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503页。

[54] 《中共广东组织就鲍罗廷的报告作出的决议》，1924年7月15日；《鲍罗廷给瞿秋白的信》，1924年7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508，511页。

[55]《中央通告第十五号》，19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82－283页。

[56] 《中共中央致鲍罗廷、瞿秋白电》，1924年8月27日。

[57]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72－75页。

[58] 《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528－529页。

[59]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就瞿秋白同志关于广东政治路线的报告作出的决议》，1924年10月；《陈独秀给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信》，1924年10月1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532－534，

[60]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1924年12月5日。

[61] 见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对于组织问题议决案》，1925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29－341，379－380页。

[62] 《瞿秋白给鲍罗廷的信》，1925年1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573页。

[63] 三次“大让步”的说法，始见于周恩来1943年整风期间在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所做的报告：《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以后成为中共党史上的一种定论。《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123页。

[64] 《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工作报告》，1925年10月。另据维经斯基1925年8月4日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称“我们党共有2500人”。《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646页。

[65] 见《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1925年5月1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613－615页。

[66] 参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并见1928年6月中共代表在中共六大预备会期间提出的要求斯大林解答的18个问题。

[67] 《瓦西里耶夫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5年9月21日；《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年8月19日；《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年9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678，656，692－693页。

[68] 陈独秀回忆说：“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央负责同志一致严厉的反对我的提议”。见《告全党同志书》。另外在1928年6月中共代表所提18个问题当中，也谈到吴廷康反对的情况。

[69] 《陈独秀在中央四届一中全会上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1925年10月；《维经斯基关于中共中央全会的报告》，1925年10月7日；《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四届一中全会：《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488－490页。

[70] 《维经斯基的报告》，1925年12月；《维经斯基关于与北京国民党（执行部）委员会谈的报告》，1925年12月4日。

[7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66－67页；邹鲁：《西山会议》，《邹鲁文存》。

[72] 独秀：《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向导》，第136期，1925年11月21日；独秀：《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向导》，第137期，1925年12月3日；独秀：《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向导》，第139期，1925年12月20日。

[7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使团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1926年9月1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北京图书馆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49－450页。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151－154，210－211，226－227页。

[74] 维经斯基1925年12月同国民党右派领导谈判时，对右派领袖提出的解除鲍罗廷职务未置可否，仅表示国民党的工作一时离不开，现在暂时不宜让鲍走。鲍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不满，提出辞职。与此同时，苏联代理军事顾问季山嘉也写信状告鲍罗廷，说他无端干预军事工作，要求撤换鲍。加拉罕这时不得不决定让鲍罗廷回国。

[7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速记录》，1926年2月1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60页。

[76] 关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大让步导致共产党失去反击机会的说法，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1页。

[77] 《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24日；《布勃诺夫给鲍罗廷的信》，1926年3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169－171，184－187页；《中共广东区委给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一封公开信》，《人民周刊》，第7期，1926年3月30日；太雷：《怎样巩固革命基础》，《人民周刊》，第8期，1926年4月6日。

[78] 《张万和（中共中央化名）关于广州政变真实情况的报告》，1926年3月29日；独秀：《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向导》，第148期，1926年4月3日。

[79] 见陈哲夫：《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剖析》，《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54页。

[80] 参见《中央委员会的信》，1926年6月9日；《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4月29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辑，第36－37页。

[81]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电报》，1926年4月28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电》，1926年5月。（电报5月11日由北京转发莫斯科）

[8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2号（特字第16号）记录》，1926年4月2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236－237页。

[83] 参见中国第二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586－588页。

[84]前引《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233－234页。

[85]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272－282页。

[86]《维经斯基给陈独秀的信》，1926年4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2号记录》，1926年4月2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220－221，236－237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信》，1926年6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142页；转见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1927年4月5日，《国际共运史研究》，第2辑，第209页；前引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87]《维经斯基致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主席团的信》，1926年7月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321页；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报告》，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1926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168－171，176－177页。

[88] [89] 《陈独秀关于中共中央全会情况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的报告》，1926.7.21。

[90] 《中央致粤区的信》，192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315页。

[91] 《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8月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9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决议》，1926年9月1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369－370，498，503－504页；《中央局报告（九月份）》，1926年9月；《中央给广东的信》，1926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326，340页。

[92] 《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6年10月2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589页；《陈独秀给各级党部的信》，1926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636页。

[93]《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6年11月5－6日；《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6年11月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611，617－620页。《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1926年11月4－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436－437页。

[9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第8号记录》，1296年10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589，600－601页。

[95]陈独秀：《中央政治报告》，1926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170－171页；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第172期，1926年9月25日；独秀：《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中国革命运动》，《向导》，第184期，1927年1月21日。

[96] 同上，陈独秀后一篇文章发表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尚未传到中共中央。维经斯基在《向导》注明的出刊日期当天写给共产国际的信中特别说明，决议刚刚收到，尚未翻译成中文。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99页。

[97] 陈独秀回忆称，1926年底曾提出中国革命有两条出路，一是无产阶级领导贯彻革命目的，一是资产阶级领导背叛革命，建议强调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但遭到远东局的反对。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9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速记记录》，1926年2月1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54页。苏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曼努伊斯基在发言中明确讲：如果我们在中国现在就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那么在现时条件下，我们就可能触怒国民党。党是否已完全成熟到提出这个问题的程度了呢？”

[9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670－678页。斯大林在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上的演说：《论中国革命底前途》，1926年11月30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36－151页。

[100] 凯末尔，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领袖，20年代初领导土耳其民族运动得到过苏俄政府和土耳其共产党的帮助。革命刚一成功，即大举反共。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讨论过程中，共产国际领导人明确提出：“中国有走上土耳其的凯末尔道路的危险”。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30－231页。

[101] 前引斯大林：《论中国革命底前途》。

[102] 根据1927年3月6日广东区委的会议记录，可以看出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决议持有某些保留态度。陈独秀反对土地国有化的谈话，见前引《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1927年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18－22页。

[103]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大会记录》，1927年3月19日；《特委会记录》，1927年3月24－25日；《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6日。

[10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3号（特字第71号）记录》，1927年3月3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4号（特字第72号）记录》，1927年4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167－169，172页。

[105] 中央特别会议：《政治报告决议案》，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辑，第569－570页。

[106] 前引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27年4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200－201页。

[107] 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年6月20日；《毛润之同志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2月6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207－208页。

[108]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5月1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248－250页；前引《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陈独秀：《告全党同胞书》。

[10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102号（特字第80号）记录》，1927年5月1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252页。

[110] 《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1927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296页；《罗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5月24日，6月9日，罗伯特·诺思等编著，王淇等译：《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第311－312页。

[111] 《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5月23日。

[11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7号（特字第85号）记录》，1927年6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298－299页。

[113] 《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年6月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308－309页。

[114] 《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1927年6月15日，《罗易赴华使命》，第324－325页。

[115] 前引《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前引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6月23日。

[116] 《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年6月5日；1927年6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秘密会议第30号记录》，1927年6月2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303，320－23，344页。

[11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12号（特字第90号）记录》，1927年6月2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349页。

[118] 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致汪精卫电》，1927年6月2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3号（特字第91号）记录》，1927年6月27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年6月2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364，366页。

[119] 《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27年6月26日。

[120] 同上引，并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121] 莫斯科1927年6月29日已紧急汇出100万美元，并决定日内再汇50万美元，以帮助共产党组建军队，挽救危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113号（特字第91号）记录》，1927年6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114号（特字第92号）记录》，1927年6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365，375－377页。

[122] 《中央常委会议记录》，1927年6月17，22，23日，7月4日。

[123] 前引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124] 布哈林：《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真理报》，1927年7月10日；曼达梁：《中共领导为何失败？》，《真理报》，1927年7月16日；阿斯特罗夫：《论中国革命》，《真理报》，1927年7月27日。

[125] 《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27年2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253，266页；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28年10月12－14日。

[126] 《毛泽东选集》，第1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