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正式生效。这一协定是被设计来巩固资本对从卡尔加里到瓜达拉哈拉的数百万人们的命运的控制的。它将为跨国投资扫平道路,同时减弱劳工和环境法律的约束并削弱政府对企业征税和进行控制的能力。

    与此同时,戴着面罩的男男女女们正忙于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山区美丽的旅游城市圣克里斯托佛市设置路障。正当这里的人们和士兵在睡眠中度过他们的节日庆祝的时候,这支秘密的部队就占领了警察局和市府大楼。当圣克里斯托佛市善良的人们在新年的早晨醒来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的城市被萨帕塔主义者所控制。后来,这一组织的发言人马可士在广场上向集合的市民和记者发表声明。他说:“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所主张的整个新自由主义的计划在我们的挑战下处于危险之中。”当记者问到萨帕塔主义者的行动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在墨西哥人们像了解首府托卢卡一样熟知这一协定——的签署的关系时,他回答道:“当然我们在这儿所做的一切必须处理与托卢卡的关系。”他继续解释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是如何通过允许美国粮食的大量进口威胁玛雅农业的,并得出结论:“对我们来说,自由贸易协定是墨西哥人的死亡通知书。”

    反对资本主义的这一夜间行动是社会主义灵魂的象征。社会主义不仅仅存在于萨帕塔主义者对人生来所具有的权利的斗争中,而且还存在于玻利维亚人民对其水资源和其他基本设施的私有化的抵抗方面。它在为土地而斗争和抵制在沿河建立数以千计的水坝的印度拿马达人民中得以发展壮大。它激励着巴西、委内瑞拉和印度的人民,他们正在选举新的领导人和反对破坏他们当地产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它在古巴为生存而进行的长达半个世纪的顽强斗争中得以显现,尽管世界超级大国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削弱它的领导集团并向资本主义开放它的市场。它存在于其他加勒比海小岛国家选举社会主义者领导人的不懈努力中,尽管其后院的暴徒们对之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它养育了尼日尔三角洲的人民,当他们为反抗跨国石油公司掠夺他们的土地而进行斗争的时候。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灵魂。

    在南半球出现的社会主义的新形式可以从当地思想家和英雄们那儿得到比从欧洲偶像如马克思和恩格斯那儿更多的启示。他们在涉及的范围、目标和组织方面变化更大。他们甚至不用“社会主义”一词来标榜自己。但是在他们寻求更为公正地分配可用资源的斗争中,体现了乔治·奥威尔所号召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理想:公正和自由”。成为萨帕塔主义者的墨西哥农民很少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更不用提卢卡奇和葛兰西了。他们不是为实现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而战斗,而是为了获得耕种土地的权利而斗争。萨帕塔主义者的11点基本要求是工作、土地、住房、面包、健康、教育、民主、自由、和平、独立和公正。这听起来极像社会主义者的宣言,所以美国记者比尔·温伯格询问萨帕塔主义者是否“为社会主义而战斗,就像在古巴一样”。对于这个问题,萨帕塔主义者的领导人马科斯回答道:“我们军事部门从来没谈过古巴或苏联的社会主义。我们经常说的是人类的基本人权。教育、住房、健康、食品、土地、我们工作所应得的报酬、民主和自由。一些人可能称之为社会主义。但是你如何称呼这些要求无关紧要。”

    温伯格报道说1994年年初在他去采访马科斯的路上,运送他的萨帕塔主义者说他们的准备包括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温伯格问他们是否受过俄国或中国革命方面的训练,“他们说没有,是纯粹的萨帕塔主义者”。这一运动的倡导者是埃米利奥·萨帕塔,他是一个在1910年墨西哥革命中为土地改革而战斗、但于1919年因被出卖而被军队杀害的那华族印度人。尽管他被杀害并出现了许多背叛者,但他和其他的革命者留下了土地改革的遗产。1917年宪法第27条确认墨西哥人民拥有土地,公有财产(人们所知的共产性质的农场制度)是“不可剥夺和不可侵犯的”。尽管这样,当大地主们找到绕过这些条例的方法的时候,当地的人们仍然遭受了损失。直到20世纪30年代,革命制度党已经牢牢地控制了政权,并在剩下的20世纪的时间里没有输掉任何一次选举。除了实行了短暂的民粹主义(平民政治)以外,革命制度党统治时期一般也允许出身名门的地主和商人维持甚至增强他们的权利,同时当地农民的利益经常被任意地牺牲。

    当恰帕斯大部分玛雅人看到墨西哥政府变得越来越注重国外投资而忽视人民的需要的时候,这种不满已经酝酿了许多年。但马科斯认为导火索是1992年宪法第27条的修改。当在过去的75年间大部分的“土地改革”都是难以实现的或是虚假的同时,这一行动标志着政府认为维持这种假象已不再重要了。玛雅的农民们已经被逼向越来越高的山峰和越来越危险的地带,而与此同时大的农场主们迁到了更为肥沃的平原,农民们意识到随着合法保护的最后去除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所带来的大量廉价的农产品的进口,他们的生活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所以,在遍及世界的社会主义据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而逐渐消亡的同时,它却在南部墨西哥的小村庄繁荣发展起来。马科斯承认,他对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这样无望的时刻萨帕塔主义者有这样的诉求感到惊讶。“当整个世界都因共产主义已经消亡而对武装斗争说不的时候,我们认为这儿的人们将对变革说不,更不用说武装斗争了。这就是逻辑——意识形态的轰炸是强烈的。但是在社会上发生了与之相反的事情。正是在这时候,越来越多的人转变了立场;参加了萨帕塔主义者军队的民兵组织。事情变得如此糟糕以至这些城市宣布它们已经无路可走。”

    无路可走的人们经常处于重要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地位。而有其他路可走的人们——积累财富、从事研究、走上仕途——经常不能抵制这些名利的诱惑。一旦他们在这些方面发展较为顺利,他们的特权就能使之能够完全不受或基本不受资本主义的不利影响。但是那些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的人们终日奔波却得到很少的回报,相反却看到他们工作的所有利润流进了资本家的腰包,所以他们完全了解资本主义的缺点。他们知道精英管理制度是一个神话,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所有努力也不能带来一点资本投资,而同时那些不努力而只是有着更好的关系的人却成功了。他们看到行政部门使公司破产而得到几百万的回报,而那些为错误的决定而工作的工人却被报之以失业。他们看到政治家们因其享受政府福利而攻击他们,同时又是这些政治家把数以十亿计的税分给他们的合伙人或把更多的钱花费在帮助那些破产的银行或航空公司渡过难关上。对那些亲眼看到资本主义的虚伪并受其不利影响的人来说,参加一个反对他们的游戏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例如,当白人政客和新闻记者谴责他甚至威胁要暗杀他的时候,马尔科姆·X也不会屈服。他相信“如果白人认为你是‘不负责任的’,那么作为一名黑人,只有采取行动。实际上,当我很小的时候,我就非常明白这道理。自从我在美国这一种族主义社会成为某种所谓的黑人‘领袖’以后,每次白人抵制我或攻击我都使我更为确信这一点——因为每次都使我更为确信我是遵循美国黑人最大的利益的正确思路而行动的”。他用生命来抵抗这一体制,因为他不能参与这种永远排斥和剥削像他这样的人的体制之中。其他像马丁·路德·金和西泽·查韦斯这样传统上不被视为社会主义者的人,比许多受到高度评价并长期保有社会主义思想家之称的人做了更多推进公正和平等事业的工作。南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他们无路可走了。他们受到对追求利润的合作的更大需求和被笼络的国家政府的漫不经心的搪塞的双重压榨。直接行动成为摆脱贫穷的惟一出路。

    在采取直接行动的过程中,他们采用了许多不同的策略。正如20世纪的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作为思想基础一样,新的运动更注重本土的传统和完全适合当地环境的发展策略。反对印度建立水坝的运动就受到了诸如甘地原则——非暴力抵抗的影响。村民们采取了静坐示威和绝食的方式。有些时候即使大水淹没了他们的脖子,他们也拒绝从他们的家里搬走。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奥戈尼人在壳牌公司榨取大量的石油而获得利润,但当地人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许多年之后,仍然寻求采取多种非暴力的方法来反对之。1993年1月4日,30万奥戈尼人进行和平抗议,要求清洁环境并对他们资源的损耗进行补偿。人们建立了像奥戈尼人民存活行动这样的组织并在肯·萨罗-维瓦这样的领导人被处死之后继续运作。这一反抗持续到今天,包括2002年一群奥戈尼妇女占领雪佛龙—德士古石油集散站,在那儿她们部分地通过威胁要裸体来捍卫她们的工作、学校以及水系。至于墨西哥南部的萨帕塔主义者,他们是军事等级制度和参与民主的综合体。在1994年初发动的起义中,当他们全副武装起来并毫不犹豫地运用军事手段时,他们很快又接受了一个停火协定并与墨西哥政府开始进行谈判。这场谈判持续了许多年,部分是因为萨帕塔主义者这种松散的、平等主义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要求领导人在会谈的每个阶段之后返回到他们的基地征求意见,看谈判的新进展是否得到他们所代表的任何团体的支持。甚至这种等级制度下的一些资深成员在公共评论中也小心地指出他们并不代表整个萨帕塔主义者运动。

    即使新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适合本土的,这些理论也经常会对全球化所导致的状况作出回应。在恰帕斯,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在玻利维亚,是跨国公司寻求建立对像水和天然气这样的基本自然资源更为严格的控制。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之作出更为严格的要求。当然,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19世纪的帝国主义是较为早期的、一个更为原始的形式。像英国这样的国家的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依赖当地农业市场和小型手工业发展到整个全球体系的中心,它们从亚洲、非洲和美洲剥夺自然资源并送到曼彻斯特的工厂进行加工,再把产品输送到国外市场。数以千万的非洲人被迫远离家乡并被运到遥远的奴隶种植园以支持这种大量的资本积累。斗争还在开展,传教士(受雇佣来软化罢工者斗志的人)被派往全球各地,以确保使这种大量的掠夺成为可能的脆弱的运输航线。正如在恰帕斯的玛雅人所证明而其他已消失的文明所不能证明的,几个世纪以来全球化对世界已经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因此,它的最近的表现形式并不是与过去完全割裂的。外交领事和军队已经被贸易津贴和结构调整项目所代替。经济帝国主义的语言比那种旧的军事帝国主义的语言更为隐晦,它用提高自由贸易和消除人为障碍这样冠冕堂皇的语言来掩饰着剥削。但是对于非洲、亚洲、西印度和南美洲来说,这些都是那么熟悉。来自南部的抵制的呼声证明了这一点。这不是对某些新现象愤怒的声音,而是在被掠夺了几个世纪以后对一种新的掠夺的反抗的声音。

    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部分地是由于技术的发展,诸如电视和互联网,信息也随着资本的全球流动而被全球化。过去,欧洲的银行家和官僚们能够保持不露面,而让当地政治家为自己所制造的麻烦承担责任。现在,以前不显眼的全球化的缔造者发现自己正好处在枪口上。2001年在阿根廷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街上游行,斥责政府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服从。同年,在厄瓜多尔,抗议者占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基多的办公室。

    特权集团也发现忽视他们的特权来源的令人不愉快的现实更为困难。先辈们躺在帝国的荣耀中自得其乐,并为他们所看到的他们的帝国对世界上那些落后国家产生的文明影响而庆祝,而当代人如果看不到危地马拉的妇女和儿童为了微薄的收入而整日在车间工作或者他们试图要求任何的改善就要被杀害或遭到性别歧视的景象,那么就不能享有他们设计的服装。他们若看不到伊拉克儿童惨死的景象就不能驾驶切诺基。当然,许多人仍然拒绝接受他们所享有的奢侈品和第三世界人民的困境之间的关系。但是这样做变得越来越困难。全球化有一个名字,最后是一个坏名字。

    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和孟买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显示了重新燃起社会主义之火的一种新的国际行动的潜力。在刚刚过去的四年里,这些论坛从巴西政治家和活动家的一个小聚会演变为一个大型的、来自全球的成千上万的人的聚会。他们还在世界各地掀起了许多地区或国家层面的社会论坛,这得益于互联网,它使各地运动的合作比以前更为容易。2003年2月15日,全球抗议伊拉克战争的运动的规模及其影响是史无前例的。上千万的人同时出现在从罗马到吉隆坡的街道上,从悉尼到塞维利亚的城市里,从埃尔金斯、西弗吉尼亚到南极洲的麦克默多站(译者注——美国在南极大陆的永久科学考察站,靠近新西兰海岸)的城市与村庄。这种潜在的力量并不是不对精英们起作用。两天以后,《纽约时报》的首页就出现了“街头上的一种新力量”这样的标题,并指出:“在世界上仍然有两个超级霸权:美国和全球公共舆论”。

    在一个普遍认为民众运动已经消亡的时代,这是一个影响深刻的成就。真实的情况是,这种民众动员经常不冠以“社会主义”的名称。对今天的许多人来说,“社会主义”一词等同于20世纪一个失败的意识形态。但是如果他们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的目标,那么他们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绿党人士、无政府主义者、反全球化的抗议者或其他名称也就无关紧要了。任何追求公正和平等的全球努力都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不管它叫什么。

    但是,在协调、合作和相互支持显得非常重要的同时,21世纪社会主义的形态将比20世纪苏维埃那种铁板一块的组织形式更为多样、更为地方化。东欧、亚洲和非洲的苏维埃卫星国的可怕经历以及美国统治下的那些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表明了将一种专制的、外国的体制强加于别国人民的危险。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分界线很容易变得模糊不清。另外,决定接受怎样的管理是任何国家人民的基本权利。恰帕斯的萨帕塔主义者吸取其几个世纪的传统和本土的经验,以形成一种符合本国人民需要的理论。玻利维亚反对水资源私有化的斗争和印度反对大坝工程的斗争也是这样。每个国家都利用自己的理论和组织,按照当地人民认同的思想方法以取悦于他们,而不谈及“科学的”社会主义。在世界社论坛上,惟一一个真正的协议是关于“另一世界是可能的”这一点。除此之外,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世界将是什么样子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挑战是对那些不同给予认可,承认不同地方的社会主义将呈现不同的面貌,并寻找一条可以相互支持的、在世界不同地区建立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实际上,所有这些新的运动的效果都必须颠覆社会主义辩证法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本性,从而迫使西方人重新评价他们的许多假定。从一开始社会主义就遭受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当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时,他们当然还没有考虑到印度村民和玛雅的农民。甚至在34年以后,当他们在1882年写《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的时候,他们虽然承认早期版本的局限性,但同时又说“恰恰俄国和美国未被包括在内”。这样的缺乏远见在他们写作的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太多的社会主义者著作直到今天仍然陷入欧洲工业社会的有限体系中。然而,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主义的全球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自然结果。因为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由于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它不得不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随着资本主义导致更多的全球化,劳动力也随之全球化就是很自然的了。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化的方程式开始转变。全世界相互交流与合作的工人将是资本主义最可怕的梦魇。这将严重威胁资本主义不断地将最低的报酬和最差的工作条件输入其他国家的能力。这意味着从这样悲惨的条件下逃离的移民中不断供应廉价劳动力的结束。跨越地理界限的真正的集体行动能够真正改变权力的变化,并给予工作的人们一个在没有任何人会抢走他们工作的威胁的情况下为更好的条件讨价还价的机会。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将产生自己的掘墓人的预言终究将变为现实,即使没有他所设想得那么快。

    放弃对社会主义命运的控制对西方一些人来说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它最终将帮助西方社会主义重新找到其精神和意义。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和前共产主义国家骇人听闻的生活状况,社会主义的整个前提已经令人产生怀疑。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们成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也不免要受到竞争方面一切偶然情况的影响,也不免受到市场方面一切波动的影响”。他提到“劳累增加的负担”和“对工作增加而收入减少的排斥”,这在马克思写作的工业革命的早期当然是真实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工资实际上增加而工作的辛苦却减轻了。马克思预言地位较低的中产阶级将“逐渐衰落为无产阶级”,但到20世纪末在许多欧洲国家似乎发生了相反的事情:由于工会的成绩和进步的立法,许多工人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甚至在美国,21世纪早期的工人们也享有比20世纪早期好得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因此支持资本主义的经常性争论:因为它是创造财富的体制,即使分配不平等,穷人的景况也将较好一些。得到大量财富的一小部分比平等地分配一无所有要好。西方的社会主义没有为这一争论提供令人信服的反驳,因此它失去了对大众的吸引力。
 
    西方社会主义只有通过跨越自己的特权国家的边界或者要塞来扩大其理论视域,才有希望看到走出自身意识形态困境的出路。因为正是在那儿,我们将立即看到马克思所说的贫困。统计资料是如此熟悉以至于人们都变得几乎麻木了:世界上大约有一半的人每天靠不到两美元生活,近十亿人长期营养不良,30亿人不能享有基本的卫生条件。然而,这些统计资料经常被视为没有实际意义的事实,因为它们没有探究这种状况是如何产生或者谁将对此负责。这是含蓄地、偶尔也明确地谴责受害者自身,好像在曼谷每天为了一美元而缝制运动衫的人莫名其妙地没有纽约那些一年赚五万美元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有创造力或更熟练一样,仿佛真有一个水平比赛场,仿佛关于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谈论都是真的一样。全社会对世界不平等原因的这种视而不见使这种可怕的不平等得以持续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更为坚固。

    只有当西方社会主义正视这种苦难,才能重新发现其灵魂。当西方许多进步力量为公平的贸易和取消债务而斗争的时候,它经常被视为慈善的表示,而从传统上工业国家人们所独有的社会主义斗争中分离出来的。同时,工人运动经常是那么专注于保护他们自己成员的工作,所以它在为保护西方工业的贸易政策游说的同时,也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进行大肆毁坏。当西方社会主义者逐渐视南半球人们的事业为他们自己事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时候,他们将看到为其几乎陷于休眠状态的运动注入新的生机的可能性。当他们认识到无论什么时候他们自己的工人运动取得了一点成绩,公司就会从其他国家寻找新的工人进行剥削,他们将被迫反对压迫者,而不是反对那些比他们的景况更惨的人。当他们开始与从北美洲到南朝鲜的反全球化的抗议者和环境保护活动家建立联系的时候,他们将重新发现他们之间的关联并能够吸引新的一代。

    但是,目前在不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们的斗争中能够找到社会主义的灵魂:南半球的基层运动,人数很少但增长迅速的支持他们的西方人。在北京和加尔各答的生产运动衫的车间、中美洲的香蕉种植园、非洲的金刚石矿场辛劳工作的人们——这些人都是支持西方奢侈和舒适生活方式的人。他们的斗争经常是无用的或不可理解的,因为他们所反对的制度是如此之广大和全面。它承载着五个世纪以来殖民统治和剥削之重。许多新闻记者提到边远国家的“武力”和“动乱”,甚至没有给出原因,也许仅仅因为目标——改变世界——太大而不可理解。然而,南半球的人民被迫每天去理解它。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及他们的前辈被反复灌输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每次他们从土地上被驱赶出来,看到他们的矿石被装到欧洲的船只上,或者被迫为富裕的白人的利润而工作,对他们来说推翻资本主义这一目标变得紧迫而明确了:他们除了改变世界别无选择,否则它将伤害他们。萨帕塔主义者对之理解得如此之好,所以他们能够将之总结为:“足够了。”这些运动并不总是正统的。但是在他们追求公正的斗争中囊括了社会主义对世代社会主义者所意味着的一切。大多数情况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是模糊不清的,它被宗教的、种族的和文化的界线所割裂,又被代表官方的散播骇人消息的人所歪曲。但是它仍然潜藏在可恨的、虚假的、等待被重新发现的东西后面。如果我们观察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用心的话,我们或许会在太迟之前找到它。如果在这之后西方人能够反思我们五个世纪以来一直支持并受惠的剥削制度,那么我们中的一些人或许有机会能够拯救我们自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