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1月5日，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这一天，“开山总书记”陈独秀被自己创建的党开除了“党籍”。

开除陈独秀的党籍，中共中央委员会本应该具有这个“权力”，但在当时却没有。这因为此时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远离中国，并不熟悉中国的国情和党情，一直习贯于搞脱离实际的指挥。针对所谓的陈独秀“右倾投降机会主义”，当时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已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与托洛茨基派。”（笔者按：当今我党我国理论界认为：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矛盾并非革命与反革命的性质，而是一场争权夺利之斗争。本来列宁的遗嘱是：托洛茨基接班。而斯大林却夺了权。）共产国际即斯大林的这个“圣旨”，犹如是对陈独秀政治上、组织上的“宣判书”。“左”得出奇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对陈独秀心怀成见，打击报复，无限上纲上线，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而开除陈独秀的党籍与撤销他总书记之职时，都没有通知陈独秀到会，搞的“缺席审判”。这证明当时党内政治生活极为不正常。这些作法，当时遭到了党内外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特别有郑超麟、杨明斋等同志愤愤不平，到处游说。但在共产国际、联共（布）、斯大林三座泰山的压力下，他们的正确游说被中共中央负责人斥之为“调和主义”。但正义者死不甘心失意，古人云：“人生失意无南北。”为建党作出了很大贡献的杨明斋，只身越出国境，跑到莫斯科找到共产国际负责人说情。出于杨明斋等人的正义行为，共产国际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答应约陈独秀去莫斯科“讨论与学习”。但陈独秀很精明，对共产国际有研究、有了解；再加上他的倔犟，始终拒绝去莫斯科。最终无可挽回的被开除了党籍，这便是举世闻名的“开山书记”被自己创建的党开除了“党籍”的冤枉史实。

那么，陈独秀为何在当时不愿去莫斯科，不愿见斯大林呢？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联共（布）、斯大林三座泰山“左”得压死人。当时他们为了苏联本民族的利益而不顾中华民族利益，唯我独“左”、唯我独尊，顺我者存、逆我者亡。当时的共产国际权力至高无上，不但有权随时“消灭”一个国家党的领导人，还有权随意撤换一个国家党的中央委员会。在这种局势下，陈独秀不去莫斯科“委屈求全”是对的。因为凡是去了莫斯科“学习”的所谓犯了“错误”的中共领导人，都没有好下场。

如李立三同志，很听共产国际的话，结果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而共产国际不主动承担半点责任，把损失责任全推给李立三。并把他叫去莫斯科，作了深刻检讨，但斯大林还不放过他。为了使李立三供认所指责的“罪行”，还对他实行过肉刑，流放边疆。如果不是我党的“七大”选举李立三为中共中央委员，如果不是党中央出面向苏共中央交涉，李立三回国的强烈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计谋”所取得的胜利。可以想象，当年的陈独秀一贯顶撞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如果他去了莫斯科，还有人回国吗？因此，陈独秀曾有6次拒绝去莫斯科。

这个惨剧从当年共产国际代表为了陈独秀党籍问题，找陈独秀“谈话”情景就可以预测。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在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中说：“中国共产党应该实行无情的斗争，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在开除陈独秀的前些天，中央用汽车接陈独秀去同共产国际代表会谈，共产国际代表高傲无礼地坐在一个写字台背后，陈独秀则站在写字台的前面。共产国际代表像老爷似的坐着，横蛮无理地说了几句粗话。翻译把他的话翻译给陈独秀听，态度同样恶劣。此情根本不像与党内同志谈话，倒是像审讯犯人。陈独秀难以吞下这口恶气，掉过头来就向房门走去，“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证明，陈独秀的个性即性格也给他个人带来了某些“好处”，但比起李立三来则强多了。到此，读者也许会问：都是共产党，为何他们这么凶？这么不讲道理？这么不近人情？毛泽东有个说法：“中苏关系，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扯皮。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斗争的。矛盾是经常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