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  黄 河

二十世纪，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是翻天覆地，风云变幻的伟大时代，其斗争之激烈，变化之迅猛，较之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都更为引人注目，令人惊心动魄。从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华厦版图的中国情况看，变化之频繁剧烈，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刚入跨入世纪之门，即发生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打进北京的残暴战争。侵略者的铁蹄任意践踏我神圣国土，屠杀掠掳我人民，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沦于半殖民地的深渊。许多爱国志士和革命分子奋起抗争，抛头颅，洒热血，终于发动辛亥革命，推翻腐败的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北洋军阀的残暴统治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使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点燃了启蒙运动的火炬，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方向。国共合作形成革命新形势，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给多灾多难的中国带来了一线光明，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于1927年发动政变，建立国民党统治的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长达22年的统治，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侵占我半壁山河，国家处于生死生亡的严重关头。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展开了艰苦卓绝而又波澜壮阔的斗争，演出了一幕幕威武壮观的话剧，敌人的野蛮残暴，斗争的曲折复杂，革命者的悲壮英武，视死如归，真是感天地泣鬼神，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终于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结束了国民党在

大陆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

自马无思的学说开始传入中国后，进步知识分子为改变国家的命运，挽救民族危亡，努力向西方国家学习，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同时也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思想界激起了轩然大波，早年崇尚法国、美国和日本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受其影响，政治思想迅速转向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比较彻底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1864年首倡创建第一国际，恩格斯继于1889年创立了第二国际，团结组织各国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作坚决的斗争。列宁于1919年创立了第三国际，它是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人们称誉它为“世界共产党”。当时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所在地，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和总司令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

斯大林作为共产国际的最高领袖，同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对国、共两党的角逐斗争和相互较量，曾经有过特殊的影响，中国现代史上许多大事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都是难得分开的。斯大林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苏联掌权后，按照列宁的既定方针，大力推进世界革命，以实现列宁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梦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国际及斯大林曾经是以“太上皇”的权威领导着各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斗争。

说起中苏关系，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前，即已互通款曲，中苏交往互动并不是从第三国际开始，孙中山和列宁，是两个对中俄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名字，列宁最早声援辛亥革命。尔后，斯大林作为苏联国家的领导人，同中国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同孙中山领导下的广州革命政府；同汪精卫领导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同蒋介石领导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别有过程度不同的交往和联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中国革命早于俄国完成，这对列宁来说是个巨大的震动。革命者之间是天然的盟友，1912年1月5日，布尔什维克党在布拉格会议上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表示“祝贺中国的革命共和，为他们感到欢欣鼓舞”，“孙中山领导的这场革命使世界得到解放并正在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早得到的国际同情与支援。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正是苏维埃政权最困难的时期。为缓解来自远东方面的压力，列宁想到了联合孙中山的问题，由于西北利亚和远档地区被白军占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又远在中国南方。列宁决定从参加过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中国工人中寻找勇敢者，远赴中国南方寻找孙中山。1918年12月，以旅苏华工刘泽荣为会长的“旅俄华工联合会”在苏俄成立，成为中、俄两国革命的一条重要渠道。

1919年7月25日，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发表致中人民及南政府的宣言。宣布废除帝俄与中国、日本、协约国等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东北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废除帝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和帝俄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是为“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还有“帝俄第二次对华宣言”；1920年9月27日，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继1919年7月“第一次对华宣言”后，再次发表宣言。重申废除对中的一切不等条约，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建议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和谛结友好条约。

1919年夏，苏俄红军先锋部队越过乌拉尔山，打通了苏俄欧洲部分通往西北利亚的通道。与此同时，列宁的使者维经斯基等人借道欧洲，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会见了孙中山，这些远道而来的红色使者，使孙中山对苏俄的革命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印象。随后，孙中山收到了参加苏俄内战的中国国籍红军战士和“旅俄华工联合会”发来的电报。这使孙中山产生了利用苏俄援助，在中西部和北部建立根据地，南北夹击北洋政府的设想。1920年9月，孙中山派遗大元帅府参军李章达率领代表团出访莫斯科寻求军事援助。此时，苏俄政府正忙于对付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因此对孙中山的借兵计划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

1922年6月，广东军阀陈炯明突然叛变革命，孙中山苦心经营的广东根据地和北伐计划不能实现。8月25日，刚从广州脱险回上海的孙中山收到了苏俄新任驻华外交代表越飞的信。越飞希望与孙中山建立密切联系，看过信孙中山意识到：列宁才是他唯一真正的朋友，在革命中必须联合苏俄。在上海期间，孙中山多次与苏俄代表越飞、马林等人秘密会谈。会谈中，孙中山提出，希望中苏两国联手，在中国西北或与中国接壤的苏俄中亚地区建立根据地，由苏联派红军进入新疆。随后，利用新疆丰富的矿产资源，联合当时世界上另一个被西方排挤的国家——德国，在新疆建立中、俄、德联合公司，建设钢铁厂和兵工厂，作为中国革命的后方基地。会议中，孙中山还表示，如条件允许，他本人也可到新疆去，在当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但越飞和马林等人均向孙中山表示，在当时的情况下，苏军根本不可能进入中国作战。此后不久，由蒋介石、张太雷等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在苏联期间，蒋介石再次代表孙中山，向苏方提出建议：以库伦一带为核心，按照红军的模式组建一支革命军。但这个建议同样没有得到苏方的积极回应。上述两个设想，均以苏方考虑自身利益，无推己及人之心，致都未能实现。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这个宣言的发表，标志着苏联与孙中山和国民党结成联盟，从此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给孙中山200万墨西哥银元的援助，并派出政治、军事顾问小组，准备在中国北部或西部建立一个庞大的军事单位，或利用苏联军援和教官为孙中山建立一个军事学校，为中国的革命军培养干部，这个学校就是后来的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建立后，广州革命政府还于1924年11月成立了“建国陆海国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后以此为骨干，组成一个有两千人的独立团，号称铁军以叶挺为团长。黄埔军校与革命武装的建立，使广东革命政府开始有了自己的军队。1924年10月，孙中山就是依靠黄埔军校的学生，并在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平定了商团叛乱的。

1924年1月，在苏联代表鲍罗廷等人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出席会议的165名代表中，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20多名共产党员代表。国民党一大标志着国民党的帮助下完成了改组，同时也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10月7日，由苏联不远万里而来的巡洋舰“沃罗夫斯基号”满载着武器弹药，驶进了广州。在这之后，大批苏联军事顾问也随之到来，孙中山终于拥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武装力量轰轰烈烈地大革命运动也由此展开。

中国共产党和斯大林、共产国际更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成长、强大起来的，她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成了共产国际的支部党。在共产国际存在的24年里（1919—1943），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全方位的指导。例如，大革命时期，根据斯大林决定，联共（布）中央成立了中国委员会，专门负责对中国革命进行指导和援助。在共产国际解散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仍有其全面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在某些问题上，某些时间里，都充分表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最早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春，两人初步商讨了组织共产党的计划。4月，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先在北京会见李大钊，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讨论筹建共产党问题。在维经斯基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陈独秀对筹备建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组织。上海早期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实际上起着临时中央的作用。陈当时担任上海发起组的临时书记。其二，上海发起组将《新青年》改为公开机关刊物，又创办秘密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陈独秀和李大钊、李达等一起猛烈批驳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坚持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为党的建立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其三，投身于工人运动，大力组织和开展工人活动。通过多种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中去，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其四，致函北京李大钊，济南的王乐平（王辞转介绍王尽美）、邓恩铭，武汉的李汉俊，广州的谭平山、陈公博，湖南的毛泽东，以及在日本的周佛海和在法国的张申府等人，促使各地早日建立共产党组织。其五，主持制定了党的第一个宣言《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旗帜鲜明地宣布共产主义组织的宗旨和原则。从五四运动到建党，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的陈独秀和李大钊，思想敏锐、魄力坚强，非他人所可能及，他俩都是大思想家，大政治家，但又各有千秋。李大钊转向马克思主义比陈独秀早，在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方面超过了陈独秀。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声望和在思想界、知识界的影响，以及在建党组织方面的贡献，又比李大钊强。当时商定陈独秀在南方、李大钊在北方，分别负责建党的准备工作，赢得“南陈北李”的美誉，成为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但陈独秀自谦说：“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足见陈独秀恢弘大度，胸无野心，建党之功可谓伟矣！

在共产国际存在的年代里，斯大林为了支持国民党或共产党，为了支持和援助中国的革命运动，对国共两党的崛起，曾有过特殊的影响，国共两党都曾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具体表现在国民党方面：

国民党元老，广州国民政府代理大元帅胡汉民曾亲赴莫斯科，当面向斯大林要求加入共产国际，虽然没有得到斯大林的批准，但却被共产国际接纳为同情党，胡汉民被提名为赤色农民国际主席团的名誉委员。

蒋介石秘密访苏，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维经斯基劝说蒋介石加入共产党，并给他几个师的装备，蒋请示孙中山后婉言拒绝。不是共产党员的蒋介石，反被邀请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发表讲话，会场听众为蒋介石演说天才所感动，当即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甚至高奏《国际歌》以助兴。当时蒋介石还被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

国民党人邵力子曾出任国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并担任由斯大林批准建立、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名义上由国共两党合办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负责人之一。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成长、强大起来的，她从成立的第一天就成了共产国际的支部党。中共一大《关于党的任务的决议》认为：“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央应每月向国际提出报告，在必要时派一特派全权代表驻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

中国共产党和斯大林、共产国际更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曾在共产国际任职的中国共产党人计有：

陈独秀——中共中央总书记，共产国际“四大”、“五大”执行委员；

向忠发——中共中央总书记，共产国际“六大”执行委员；

苏兆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共产国际“六大”执行委员；

瞿秋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六大”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

张国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六大”候补委员，主席团候补委员；共产国际“七大”执行委员；

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共产国际“七大”执行委员；

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共产国际“六大”候补委员，主席团候补委员；共产国际“七大”执行委员；

王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七大”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

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七大”候补执行委员、主席团候补委员。

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共产国际“七大”候补执行委员。

还有任过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有：

瞿秋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8年7月起

张国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8年7月起

邓中夏：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28年7月起

余  飞：中共中央委员        1928年7月起

王若飞：中共中央委员        1928年7月起

蔡和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9年1月起

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0年4月起

黄  平：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31年10月起

王  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1年11月起

康  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1年11月起

陈潭秋：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36年秋季起

王稼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7年春季起

任弼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8年2月赴苏

在1928年7月以前，中共中央没有往共产国际派过代表，那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主要采取向中国派共产国际代表的方式，到中国来直接指导中国革命。被斯大林派到中国来的共产国际代表，一方面必须冒着白色恐怖，不顾随时掉脑袋的危险，亲临第一线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斯大林的“钦差大臣”，又常常颐指气使，力图包揽中共中央的事务。先后被斯大林派来中国，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有：

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俄国人，曾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高级官员。他的来华标志着斯大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开始。在他的推动下，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创建中国共产党。他同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中国风云人物都有广泛的交往，对推动国共合作等方面付出艰辛努力，起了很大作用，他先后五次来华。1927年6月回国后脱离了共产国际的政治事务，从事教学研究工作，1953年病逝于莫斯科。

马林：荷兰人，共产国际政治活动家，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在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目睹和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1922年第二次来华，在中共中央于杭州西湖召开的特别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发展民主联合战线的指示，开展这一国共合作的具体形式，分别获得孙中山和斯大林以及陈独秀的批准而名垂青史。1942年4月在荷兰阿姆斯福特被纳粹杀害。

达林：俄国人，原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5月，参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当选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曾奉命三次来华。在说服克里姆林宫改变联合军阀吴佩孚的错误政策，转而联合孙中山的国民党方面，做出了他自己应有的贡献。

鲍罗廷：俄国人，共产国际活动家，他既是斯大林派到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又是派到国民党的代表，他还被汪精卫聘为广州国民政府顾问，他因帮助孙中山成功地改组了国民党而赢得尊敬，被孙中山称之为“一个无与伦比的人”。孙中山对他言听计从，而且他手中又掌握斯大林赋予他援华物资的分配权而地位显赫，成为共产国际代表中权力和影响力最大的人。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之后，被召回莫斯科，停止了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为苏联政府搞外交出版工作。1949年任莫斯科《每日新闻》编辑时被捕，两年之后死于集中营。

罗易：1887年出生于孟加拉，1917年在墨西哥创建墨西哥共产党，后来担任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被斯大林指派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地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目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在中国共产党人失败的血雨腥风中沮丧地离开中国。1928年8月在共产国际六次代表大会上，罗易受到批判。1929年11月被指责为右倾，并被开除出共产国际。后秘密返回印度，创办刊物以至病死。

罗明纳兹：俄国人，苏联党务活动家，共产国际活动家。他受斯大林的派遣在白色恐怖中来到中国，指导中国共产党制定新的政策，实现革命策略的转变。他亲自指导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正式撤销了陈独秀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提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确定了以苏维埃战略取代已经过时的国共合作战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与这位斯大林的代表有不同程度的关系。是他亲自提名毛泽东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又是他亲自提名撤销毛泽东这一职务，不久回国，1930年底因反斯大林过分集中的政策，被撤销党内的一切领导职务，1934年底被开除出党，同年12月自杀身亡。

诺伊曼：德国人，来华时年仅25岁，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被作为暴动专家随罗明纳兹来华，罗明纳兹返回莫斯科后，他具体负责对广州起义的指导。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广州起义中，诺伊曼和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的外交官们，都卷入了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的这一场白刃战中，苏联驻广州总领事等苏联外交官员被国民党当局残酷地杀害，诺伊曼不得不逃回莫斯科。1937年在大清洗中遭到逮捕，下落不明。

米夫：俄国人，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活动家。1899年出生于乌克兰。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工），1928年接替拉狄克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邓小平、王明、博古、张闻天、蒋经国等国共风云人物都出自这所学校。米夫在中国之所以赫赫有名，是因为1933年底他以共产国际东方领导人的身份，拿着斯大林的“尚方宝剑”，冒着生命危险，潜入中国，在他一手操纵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将其学生王明扶上台，此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共中央达四年之久。

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在华期间曾用名李德和华夫。早年参加过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和德国中部的工人起义。后被捕越狱逃往苏联。曾在苏联军事院校学习，1932年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经上海到中央苏区，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实行进攻中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遭受严重损失。遵义会议上受到严厉的批评，被撤销了中央军事顾问的职权。长征到达陕北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教授。1939年回莫斯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军中服务。1949年，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马列主义研究所从事翻译工作。1974年病逝，终年74岁。

与此同时，斯大林为了支持国民党，为了支持蒋介石，为了支持和援助中国的革命运动，也曾先后派出大批高级干部来华，其中主要有：

为了援助孙中山，推动国民党与苏联结盟，斯大林派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副外交人民委员，参加世界史上著名的布勒斯特条约谈判的革命家、外交家越飞，他和孙中山一起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国民党与苏联、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为了援助国民党，斯大林帮助建立了黄埔军校，苏联远东军区总司令加仑将军（布留赫尔元帅）和大批将领奉命来华，帮助蒋介石运筹帷幄，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为了援助国民党，联共（布）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到中国考察，先后会见了汪精卫、蒋介石和陈独秀作出了克里姆林宫援助国共两党进行国民革命，出师北伐的重大决策。

为了推动中苏合作，斯大林先后派著名外交家、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和鲍格莫洛夫出任驻华大使，对于分别中俄悬案和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做出了努力，在中苏关系史上留下了重要影响。

为了坚定蒋介石抗日的决心，斯大林又给蒋介石派来了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元帅，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促成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中国革命霸权与公理的碰撞，斯大林与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分不开，表现在中苏关系史上留下积极影响的有：由于斯大林的支持和援助，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推动了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推动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坚定了蒋介石抗战的决心；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加速日本法西斯的投降；推动了国共两党蒋介石和毛泽乐的重庆谈判；支持新中国的成立；抗美援朝期间，斯大林亦曾下令派4万苏联红军赴朝作战。

当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也不乏在中国现代史、中苏关系史上，留下了消极的影响，诸如：中东路事件；外蒙独立；归还旅顺大连的曲折；中苏边界黑瞎子岛的纠缠；南昌起义国际态度摇摆不定；大革命失败陈独秀作了替罪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出现；苏联在东北和新疆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斯大林曾以大国主义的态度对待蒋介石，也曾以同样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态度对待毛泽东，导致中苏关系一度破裂，历史恩怨，岁月推移，“沉舟侧畔千帆过，枯树前头万木春”，追忆中苏关系峥嵘岁月，缅怀共产国际政治风云，睦邻牵手，现已好转多多了。

[附记]本文资料所引事实、时间、数据，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人物辞典》、《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中国近代史词典》、《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民国史纲》、《陈独秀著作选》、《瞿秋白文集》、《百年潮》、《炎黄春秋》、法·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世纪》、《陈独秀研究运态》引据纷繁，恕不一一作注。

二OO八年十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