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赴安庆瞻仰落成的“独秀园”,其规模之宏伟，出人意料。占地1.37平方公里，南京大学专家设计得庄严肃穆。环顾海内，作为个人陵园，除中山陵之外，罕有可比肩者。

中华民族以此告慰 仲甫先生的在天之灵。

这是和他建树的历史伟业相称的。“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 ，“是他集中了一些人，这才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语）。他是党的一大到五大的五届总书记。

特别是他一生坎坷，由于高尚的人格而蒙受太多的苦难，这是党内外复杂的斗争造成的。正如恩格斯讲：“党内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和权力之争。”这一点从来没有间断过，只是 仲甫先生挑了太多历史的重负！

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烟尘，使他成为一个大有争议的人物！一个个“历史巨人”是他的对立面。从而展示其人格魅力和生活的戏剧性。

公正的历史老人，终于还是逐步拂去加在他身上的污泥浊水。在新世纪到来之时，他迎着新世纪的曙光重新站出来——说明中国的进步。

北京在五四大街竖起了他的雕像。

中学教科书对他作了全面肯定和高度评价。

“独秀园”的立项和落成，当然不仅是地方之举，不仅是旅游景点，而更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说明党在走向成熟，民族在觉醒。北京街头雕像前石碑上的两个字就是“曙光”，说明他重新站出来的意义。

“独秀园”在安庆市东北郊区约10公里处，上次来是曲折的小路，绿荫夹道。这次来是汽车长驱直达。

当地陈独秀研究会 李银德先生，给我们讲了几十年间建墓的沿革。先是 仲甫先生的三子从四川扶灵东来，本是入土为安，但并不得安。墓碑上甚至不敢写上陈独秀或 仲甫先生的名字，而是用一个只有家人知道的别名。若干年后，湮没于荒烟蔓草之间，甚至难以寻觅了。而后又改建一次，碑上如何写呢？称“同志”，不可。称“先生”含有敬意，也不可。即直呼其名。碑高一米。不久又为荒草所掩没。若干年之后，“文革”的劫难过去了吧，又重建，始达到常人陵墓的局面…… 仲甫先生之灵的翻身过程，也是世事演进的纪录。

临近陵园，有一广场，北侧竖着一个大的牌坊，这是陵园的南大门了。“独秀园”三个字是 仲甫先生的手笔。他的书法古朴老到，一望而知。站在那儿向北望去，层层递进，颇为深远。中间有高耸的铜像，近看是他年轻时的身影，高度颇有讲究——九米。“九”是个位数的极致。“九天之上”、“九泉之下”都是“九”。高于三湘之地那三个铜像；其中彭老总的像略高，是8米1，是取“八一”军魂之意。

铜像前，有大型石雕。正面是打开的《新青年》杂志的封面，背面是他在《新青年》上提出的“六义”：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和同行 诸君，在此品味良久，真是不简单啊！这六句话，既是个人的安身立命之道，又是治国安邦的正确方略。以此对照我们走过来的路，使人感慨，更见其高瞻远瞩，思想的睿智深邃。

两侧草坪上，各有巨石一块，一块上书“民主”，一块上书“科学”，呈自然状态，如从天而落，突兀出现在绿草如茵的地毯之上，象征着“民主与科学”的横空出世！“五四”以后，经历抗日战争的民族厮杀、解放战争的阶级搏斗，建国后有历次运动。总之“德先生”、“赛先生”姗姗来迟。在走过漫漫征途，回顾往事时，为了迎接未来，我们还是要呼唤“民主与科学”。今天，要有“科学的发展观”，“坚定不移地发扬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些诉求终于成为党当前的纲领，成为历史的最强音。

最后来到 仲甫先生的墓前，墓在石栏环抱的平台之上，忽然想到下一个问题，里边有没有他的遗骸呢？因为“文革”殃及名人的陵墓，如我们南通张謇的墓被挖，尸骨不存；最近知道田汉亡故于“秦城”，骨灰盒里居然只放着他写的《国歌》歌词；……面对这庄严的陵墓，不忍谈这些。还是换一个话题吧，建此陵园耗资8000万，“钱是哪来的？”银德同志告知，“北京拨一些，这样，省里、地方也出一些。而主要还是民间筹集的”。他还兴致勃勃地说：“下边还要建纪念馆。外地企业家热情得很，争先出钱呢！”凡有识之士都有共识： 仲甫先生拥有未来。

我们在陵园处处徘徊良久，有时坐下来小憩，不免浮想联翩。因为陈的一生太丰富了。

“独秀园”落成，是否可以说他的历史地位终于确立，画了一个句号了呢？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呀！

许多年来，国人，特别是史学界的朋友，为 仲甫先生的正名，披荆斩棘。“陈学”曾被称为“险学”，颇有风险呢！综观这门独立的史学工程，包含着本体还原层，历史反思层，现实观照层。在研究“陈学”之外，还有通俗宣传的所谓“启蒙”工作，远没有到“马放南山”的时候吧。

一、关于本体还原。路过合肥，晤 沈寂先生（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会长），他正在继续撰《陈独秀年谱》，构建一部巨著，致力于更细致、更科学的记述。一个重要的现象是，早已还原了的历史事实，有人不承认。有的媒体还是依然故我。

如“右倾机会主义”，这是 仲甫先生最后一顶帽子。这顶帽子之难脱，恰是因为这是 仲甫先生高尚人格的展现，折射出了反面的情况。陈独秀一再对共产国际的右倾提出意见，终于闹翻了。陈独秀写《告全党同志书》，第一句话即指斥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斯大林是那样的钟情蒋介石，说“青天白日旗不能丢”，“谁离开国民党，谁就是离开革命”。陈终于拍案而起，在服从组织（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和追求真理之间，选择了后者。他预知后果，被迫出党。在斯大林的权威如日中天之际，谁曾敢对他如此抗争？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反映出，他对敌人的杀害是视死如归，而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右倾的后果只能由陈负责”感到精神的痛苦和折磨，最终发出自己的心声，临刑前写下了并不多余的《多余的话》。

有的媒体，今天仍咬定“右倾”之说。和当年的共产国际一样，反映一种政治需要和道德的缺失。

《告全党同志书》中反映陈的耿耿情怀，这使蒋介石发现了他是“真共产党”。于是悬赏三万，重点追捕，长期关押（1932年至1937年，被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监狱也成了他的研究室和政治舞台）。斯大林开除之，蒋介石逮捕之，构成世纪大冤案。多么具有戏剧性！

陈的人格魅力，给真正的共产党人赢得了光荣。也折射出了党内斗争的复杂性。陈概括说：“善非恶之敌。”好人斗不过坏人呀！

二、关于历史反思。如 石钟扬先生在《文人陈独秀》一书中说：“关于陈独秀，我认为他首先是文化领袖，其次才是政治领袖。就文化而言，他呼唤的科学与民主具有永恒的魅力。就政治而言，他则是一个悲剧人物。”反思历史，他在党内不过十年（1920年建党到1930年离开党），其中是慷慨悲歌地陷于是非的漩涡。有人对“陈学”工作，曾认为应争取其“回党”，才是最后的成功。这当然很好，因为对党健康发展有利。可是他一生主要的贡献不在“共运”。他自己愿意回党吗？康生等及时抛出“汉奸”的诬陷，沈钧儒等社会名流强烈抗议，为其辩诬。周恩来劝慰，徐特立斡旋，说“问题解决了”。陈独秀说：“我看永远没有解决的时候。”他知道，这不是康生的个人行为。这样，他只有最后和党告别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党本身有了很大的变化，陈是否愿意回党呢？类似的问题是对历史的反思。我写了篇《留在民间又何妨》，说明自己的观点。

三、关于观照现实。陈独秀今天好似生活在我们中间似的，谁也无法否认他睿智思想所显示的预见性。其晚年的思想有三个亮点：

1.我们对民主理念的发展，是一个曲折渐进的过程。先是“手段论”，认为“民主”只是一个手段，这有“成功”的喜悦和不幸的结局。后是“目的论”，这是拨乱反正。近些年又有“生命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谁都知道“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呀。其实，陈独秀对民主早有深刻的阐述。他认为“民主”是普世的价值观，是人类经几百年的斗争所取得的成果，不存在“资产阶级民主”这个东西，谁给民主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而加以反对之，谁就是在搞法西斯了。“文革”之后，报刊上不是大量出现了“封建法西斯”这样的评说吗。

2.“个人崇拜”曾经肆虐中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两个凡是”，一时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唯一”一词是胡耀邦同志加上去的，使论点更为严密。其实，陈独秀对这一观点，早提出、并作过具体的阐述了。就是他那一段有名的话：“人类社会进化无穷期，世界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没有推动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

陈独秀说的多么完整、透彻。只是官本位客观需要“唯书、唯上”，它本能地要培养个人崇拜。陈独秀也曾清楚指出，斯大林这样的人是制度产生的，不是有了斯大林才有苏联的暴政，而是因有那个制度才有斯大林。他指出，反对个人崇拜，只反对个人是不行的，而是要解决制度问题。今天个人崇拜的幽灵仍在徘徊。他的话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3.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是重大的问题。“十月革命”之后，我们崇拜苏联，甚至称之为“老大哥”，认为它是国际共运的核心。陈独秀则说：“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是糟蹋了社会主义。”他对苏联的内外政策极反感。对斯大林和希特勒合击波兰，更是怒发冲冠了。他是把“克格勃”和“盖世太保”，斯大林和希特勒视为一类的历史现象。实践又证明他是正确的。这些年，我们为苏联的红旗落地而惋惜。其实，苏联上空飘扬的是革命红旗吗？

今天，陈独秀的思想仍然领导着时代的潮流。“独秀园”落成不是一个句号。但愿是一个新的启蒙运动的开始。

千百年来，我们崇拜皇帝，崇拜政治领袖，因为他们握有权柄。这也是权威主义者的需要。其实，真正需要的应该是崇拜真理，崇拜伟大的思想家。国际歌不是说“我们要为真理而斗争”、“没有神仙和皇帝”吗。日本万元钞票上印的头像是福泽谕吉。他是一个思想家。他只是在明治维新时代翻译了大量西方著作，给大和民族输入了新的文化品格，日本因此形成了一次新文化运动，社会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正如 石钟扬先生讲的，陈独秀主要是文化领袖。从“五四”时起，他就是中国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更重要的，他的光辉思想不仅有现实意义，且又拥有未来。

胡耀邦总书记谈陈独秀

1984年初，陈独秀的一位后代，向中央提出恢复陈独秀党籍的意见，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不应当恢复陈的党籍，但指示中央党史研究室写一篇文章，澄清他的历史。胡绳同志是研究室主任，形成了两万多字的送审稿，稿件否定一些荒谬的诬陷，但仍有重大是非，因袭旧说，没有根据历史事实更正。这引起耀邦同志注意，又专门召开会讨论。时在1984年11月23日，耀邦同志说：“长期对陈否定是不公正的。他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很大功劳，不能将大革命的失败归昝于陈，当时党处在幼年时期，有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指导。对陈这样有大贡献的历史人物，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公正、实事求是的精神，正确评价，以便后人得到教益。”

国家主席杨尚昆为陈独秀作证

陈独秀的罪名是谁定的？杨尚昆在回忆文章中说：

1927年3月，苏共中央的《真理报》一直在说蒋介石的好话。“四一二”大屠杀之前，4月5日，斯大林还说：“没有必要驱除国民党右派，蒋是服从纪律的。” “四一二”后他又要人们相信武汉的国民党没有右派，“是反帝中心”。话音刚落，宁汉合流，汪精卫和蒋介石联合反共了。斯大林怎么办呢？7月28日《真理报》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犯一系列错误。”把责任完全推给了陈独秀。

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陈独秀是被国际捆住的，大事由不得他。从1923年到1927的五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议，作出过738个决议，共产国际的代表一直在中国指导着中共的工作，甚至代表中共活动。

（ 摘自《老年生活版》冯东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