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体能和智能都不允许我对陈独秀作认真的科学研究了，因我已80多岁，无能为力了。但30年代初，尤其在陈独秀于1932年被捕时我看到全国名流的一片抗议与声援之后，才找了陈独秀的书来读，即种下了钦佩陈独秀的种子。那时还不知道苏联的托派及中国的托派都是德、日的“间谍匪帮”，等到1936年苏联第一次公开大审判，平沪宁各大报均有大量报道时，我已经只当作新闻看而有点怀疑其为真事了。因为，这等于说中国的同盟会除了孙中山以外，连黄兴等人都是日本间谍一样，叫人不可思议。所以，康生1938年3月在延安发表的文章，说陈独秀是日本人每月出三百元收买的间谍，我看了以后觉得这是对莫斯科不得不作的表态，从未相信过一丝一厘，又觉三百元也太笑话了，这还不及20年前陈独秀在北大当文科学长时的月薪，不知康生是怎么想出来的。我看当时同在延安的同学、同事似乎也不大有人相信此事似的。我1939年在延安马列学院一个研究室的同学马子静（后来改了名，在社科院法学所），是康生的同乡，时常用开玩笑的办法来挖苦康生，他学康生讲话的声音说：“肃清民族公敌日寇汉奸托洛茨基匪徒——康生”，康生是文章的署名，故意一气念下来，这个罪名就落到康生自己头上了。1980年我见到马子静时，还互相回忆了这个笑话一番。总之，我在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11年3个月，从未听任何一个人重复过康生的这句话，可见大家在心里都是不相信康生的。

　　我这个漫谈不是学术研究与考证，但不知是否可供专家们在研究陈独秀时提供一些拓宽考虑问题的角度。

　　前几年我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写过一篇《我看陈独秀》短文，千把字，一点感想而已。大意是说，陈独秀不仅是中国***成立以前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稀有伟人，也是中国三千年历史上的一个稀有伟人。发表后麻烦不小。其实，我那意见，是属于放空炮性质，引经据典的论文，已非我所能担任了。

　　但该文只是我原稿中的一个问题，现在我就把余下的部分补述出来，因为这两三年情况已大变，尤其是把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通通归在陈独秀身上，有些学者根据无数确切材料，从根本上推翻了这个多年的说法，认为这罪名另有来历。既然这个最尖锐的问题都可以重新讨论，那么其他问题不过是小菜一碟而已，谈错了再反驳就是。我认为，对陈独秀比较彻底的平反，其实只能提高党的威信，而绝不会降低党的威信。今日对胡耀邦，谈者对之无不极表尊敬者，无他，均佩服其在平反冤假错案中之感人精神与勇气而已。对陈独秀的平反问题，只要不把外国领导人的名声、利益放在高于中国民族利益的地位，据实予以必要的平反，我以为是不算太困难的。为什么一定要把中共的一个主要缔造人，永远钉死在耻辱柱上，反就成了什么坚持高举之类的东西呢？说不通的。

　　
　　一、第一个号召中国人“用头立地”的中国人
　　
　　大家都比较熟悉，恩格斯晚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有一段著名的、经典性的论述。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马恩选集》第三卷第404-405页）

 
　　恩格斯这段著名的像诗一般雄伟的语言，对14世纪以来几百年欧洲文艺复兴即反封建反神权的思想启蒙运动，作了一个深刻总结。这个运动在中国也发生过，不过时间很短，真正比较集中进行的，如果从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发刊《新青年》杂志算起，不过十来年。

 
　　是谁在中国发起和全力推动中国人民也应该“用头立地”，即人人都应该有独立的、自由的、解放的思想，要用头脑立在土地上行走，而不是一生生活在盲从、愚昧和奴隶状态中的人呢？正是陈独秀。陈独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真正“用头立地”的思想伟人，正是他号召中国全民族都应该进入一个“用头立地”的伟大时代！毛泽东1945年4月21日在延安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陈独秀，“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可是，几十年来都是用李大钊来代替一切，这就同毛的正确说法相对立了，毛在这里却说得很清楚，李大钊同志不管功劳多么大，但毛泽东仍是把他归入陈独秀“周围的一群人”之一。

　　
　　二、陈独秀一出马就是民主与科学道路以及改革、开放的首倡者
　　
　　陈独秀为中国应走的道路而发表的第一个纲领，是他早在1915年为《新青年》（第一年名《青年杂志》）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他在文中宣布该刊的六条宗旨是：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1）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2）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3）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4）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5）
　　科学的而非想像的（6）

　　实在的，民主、科学、开放、改革这里都讲了。这里的第一条讲的是民主问题，即自由思想与反对奴隶式服从的生活态度问题。第六条讲的是要相信科学与发展科学问题。第四条是明确地反对闭关锁国，中国必须投入到世界中去的“开放”问题。第五条在表面看似乎仅仅是个反对形式主义的问题，但这事在当时特别是在中国实际上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因为一切封建旧礼教都特重繁文缛节，把这些象征天命、皇权、尊卑、贵贱的繁琐礼仪，发展到了隆重骇人的程度。至于二、三两条表面看似乎只是一般地提倡积极向上精神的，但是它也具有反封建的重要意义，因为封建社会所要求的，正是消极、保守、反对变革、反对进步的精神状态，所谓“三年毋改于父之道，可谓孝也”。所以，这二、三两条，解释成是陈独秀在热烈提倡改革精神，反对陈陈相因的保守主义，也是自然的，而非有意拔高。当然，陈独秀在１９１５年所提出的这六条纲领，应该说无论在内容上或形式上，都还是不够明确坚定的，但他在１９１５年时已经具有民主科学的迫切要求，沟通世界的开放要求，不断改革进步的要求，等等，则是非常明显的了，这样，他就不能不是当时一切先进中国人中最先进的领袖人物了。

 
　　邓小平１９８２年给北京育才学校的题词，指出中国的教育必须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道路。实际上，这首先就是整个中国必须遵循的前进道路。而陈独秀的上述六项主张，当然还远远比不上邓小平那么明确、规范，但说陈的这些主张已具有邓小平这“三个面向”的某些萌芽与滥觞，或者说具有某种雏形，则不能说是夸大。因此，在谈到中国未来的历史发展方向问题时，陈独秀之不应被湮没，也是有充分理由的。

　　
　　三、陈独秀是属于全中华民族的，评价他时必须以全民族的利益为前提
　　
　　评价陈独秀时还要看到陈独秀是属于全中华民族的，而不是简单地属于某一阶级或某一党派或某一民族的。这是陈独秀这个人的根本历史特点。在这点上，陈独秀同孙中山是一样的。因为陈独秀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为中国现代化而终身奋斗的实践，为民主化与科学化的新中国的实现所作的号召与努力，是最真实地代表了全国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因而，对陈独秀的评价是否实事求是的问题，便成为一个带有是否坚持爱国主义的问题了。如果你把全国各民族的瑰宝当成一块顽石来看待，自然就会产生一个是否坚持爱国主义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现在是到了不能不认真考虑的时候了，再不能把金玉当成顽石，把芝兰当成秽草了。毛泽东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管陈独秀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个时期在政治上有些什么错误，但究其一生对全国各民族的长远贡献说来，终究后面这件事才是决定性的大道理。中国要现代化，就不能数典忘祖，陈独秀是为中国的现代化最先起来奔走呼号者之一。

　　
　　四、对陈独秀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
　　
　　对陈独秀这个历史人物的态度如何，事实上要牵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尤其是在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的伟大正确口号以后，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明显了。
　　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从发展科教本身与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来说，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提出民主与科学是改造和振兴中国的必由之路的第一个思想家、政治家（有文章特别论述陈独秀不是政治家，自可讨论，不过我不大同意此说）。在中国，不仅自然科学界的新老专家，还包括人文学界的新老专家多对他持赞美和拥护的态度。陈独秀更主张开放政策，历来主张研究、吸收西方民主主义的一切文化与科学成就。所以追本溯源，第一个对世界先进科学文化采取异常热烈欢迎、学习态度的不是别人，正是陈独秀。也可以说，陈是中国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第一个提出者。中国的新老知识分子、专家，大多都对陈独秀抱有好感、导师感、启蒙者感。贬低陈独秀，抹杀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会使这些知识分子感到不平与惶惑，甚至会使他们感到仍在受压。

　　第二，从政治上说，各种倾向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大都对陈独秀具有尊敬的、最低限度也都不敢对他采取无视、否定或侮辱的态度。左派、中派不用说了。什么叫知识分子中的右派，我在这里很慎重，不敢说胡适就是右派，因为，过去内心里赞成或基本上赞成胡适的人多得很，现在有很多学者也是如此，但这些人无不很爱国，便不好轻易叫他们为右派了。因为现在不少同志的心目中，所谓“右派”，乃是“敌我矛盾”，即敌人，所以不好随便乱加此项头衔的。有些人，其中有的甚至是国民党特务头子，他们又确确实实是知识分子，而且多是留学生，例如，陈立夫（指２０年代至解放前时期）、张道藩、徐恩曾、潘公展、陶希圣……这些先生，以及“一二·九”运动时，在全国几乎是惟一的公开出面反对学生运动的北师大物理学教授杨立奎这类人，他们就不能不是知识分子中的右翼了。可这些人都有一定的聪明，常识告诉他们，最好不要去戏弄、贬低和侮辱陈独秀，这样做，会激起公愤，对他们个人很不利。这就是说，在解放前，几乎所有右得不能再右的上层知识分子们，也不会傻到去攻击陈独秀的。因此，我说，攻击以至于侮辱陈独秀，是中国许多新老知识分子所不能理解的。

　　解放前，毛泽东对于陈独秀作过中肯的评价，１９３６年他对斯诺说陈独秀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结论很明显，对陈独秀是以肯定、赞扬为主，还是以抹煞、否定为主，都可能影响到现在以及今后知识分子的心态。毛泽东讲过“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话，在对待陈独秀的问题上，我们就应该努力去实践毛的这一提法。

　　
　　五、陈独秀和他领导的文化思想运动，首先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取向
　　
　　从王观泉的一篇题作《不绝如缕重评陈独秀》文中，看见他引用姜义华论陈独秀文的一小段（原文我至今未读到）：“陈独秀倡导科学、民主、社会主义，改变了２０世纪中国精英文化的基本观念，基本取向。他用新的学理武装了整整一代精英分子。……陈独秀对２０世纪中国整个大众文化影响之大，其筚路褴缕的开创之功，恐怕也是其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我以为姜文抓住了一个带根本重要性的问题，使我深受教益，这就是：陈独秀和他领导的思想文化运动，从原则上改变了两三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人生价值取向。自先秦春秋战国甚至更早的历史时代起，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用民间的通俗说法，就是升官发财，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儒学的孔孟等则把这个“价值取向”经典化了，叫做“学而优则仕”，叫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此天下之通义也”。这个训示确实直“通”下来，通到陈独秀出来发动他的新思想文化运动之前都是如此。教人读书为了什么？“教忠教孝”而已；自己努力读书为了什么？“学忠学孝”而已。忠于谁？忠于帝王一个人和他所需要的一切上层建筑。过去读书人家在门两边往往悬有或刻有一副对联，叫做“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忠就是孝的放大，孝的归宿。读书人必须移孝作忠，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两千几百年来，都必须是舍孝取忠，为皇帝老子一个人牺牲一切 。两千几百年来，一切读书人的最高目的，就是大小能够取得一个官做，把自己变成这副庞大复杂的皇权机构中的一个小零件或螺丝钉。成不了螺丝钉的，也要成为这个纲常名教、忠孝节义漫天罗网中的一个小小帮凶或牺牲品。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而且有很多非常好的、极其优秀的部分，历史上责备做官者和读书人“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就是指摘他们违反了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那些优良的、可敬的、永生的道德准绳，但本文非谈此事，故一概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