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一位出版人朋友向我透露，他正从事一项艰巨的工程，在五四九十祭年里，出版12册的横排简体《新青年》，涵盖自《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2年7月终刊的12卷的全部文章。就在几天前，这位朋友告诉我，这套书的出版计划如期实现，近期即将面世。

 这真可谓一项前无古人的出版工程，因为在《新青年》出刊后的九十年间，没有人以完整结集成册的方式来呈现其特殊的史料学术价值。《新青年》，这份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掀起汹涌波涛的刊物，承载着上世纪初五四知识分子的核心思想，在这个风云激荡的舞台上，进化论、无政府主义、爱国主义、民粹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像走马灯一样地闪烁登场。

 编撰过程中，这位出版人朋友心事重重，今天重读那些弥漫着浓重硝烟的檄文和政论时，作为自由主义知识人的他一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新青年》字里行间，始终如一地鼓涨着狂热的乐观，对青春中国的无限亢奋，对社会进步的盲目希望，对科学主义的绝对信仰，还有溢于言表的偏执和不宽容。这位出版人感慨说：“以反民主的方式宣扬民主，以非科学的方式宣扬科学，这是我在整理《新青年》当中的深切感受。”

纵观《新青年》，口吻、修辞、言语、遣词、语法，一切都是血气方刚的，一切都是蓬蓬勃勃的，一切都是咄咄逼人的，一切都是不容分辩的。“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新青年》所追逐的就是这样的进化观，从生命的进化演绎出社会的进化、时代的进化。对进化的一味膜拜，使民主不再成为一种正义的程序，科学不再作为一种思维的方式。《新青年》欢欣鼓舞地传播着进化观，《新青年》满腔热情地歌咏着少年中国，这个少年中国的形象很快一点点清晰起来，一点点丰满起来，最终具象地化作1919年5月4日北京街头一群愤怒的青年群像。

五四的命运：被傅斯年不幸言中

五四运动爆发四个月之后，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说道：“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傅斯年虽看到社会“新动机大见发露”的好兆头，但他并不盲目乐观。他是个好学深思的人，他颇知清末以来，中国有过好几次“新动机发露”的时候，但“都是结个不熟的果子，便落了。”所以，他最担心重复以往的轨辙，就在五四前一个月，他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中指出：“凡是一种新主义、新事业，在西洋人手里，胜利未必很快，成功却不是糊里糊涂。一到中国人手里，总是登时结个不熟的果子，登时落了。”“因为中国人都以识时务为应世上策。”凡事只得皮毛，便求速成。

 后来的一切都被傅斯年不幸言中。

 五四是以学生的胜利而告终的，被世人斥为“软弱”的徐世昌、段祺瑞政府，最终遵从民意，摘掉了曹汝霖及其章宗祥和陆宗舆的顶戴，并拒绝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被捕的32名学生很快就“不经审判而保释 ”，整个示威过程中没有任何人遭到枪杀。五四运动的成果，不仅取决于民众的普遍呼声，也取决于当时政府的忍让、妥协和自我纠错。而这种以和解为主题的对话模式，恰恰应该是五四的真正遗产。

 后来的中国历史似乎对1919年当权政府倾听和接纳民意、放弃威权管理、选择政治和解的行为并不感兴趣。历史更钟情于“愤怒的青年”，钟情于“街头政治、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痛打、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这一系列关键词。这些充满暴力色彩的语词部件被逻辑地组装起来，成为支配20世纪中国政治叙事的“元语法”。

傅斯年担忧的“只得皮毛，便求速成”在和五四相生相伴的新文化运动中就已发生。从提倡打倒孔家店开始，五四知识者们对京剧、对骈文、对汉字等传统文化，无一例外都进行了咬牙切齿的诅咒。如像钱玄同称京剧为“百兽率舞”的野蛮戏；把古文骂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觉得欲废除顽固守旧的思想，最根本就是先废除汉字。与钱玄同抱有同样的观点还有陈独秀、鲁迅、胡适以及傅斯年等长长一串名单。陈独秀立足于社会进化论，认为新旧文化绝然对立、水火不容，从而主张彻底的反传统主义。陈独秀与《新青年》意气纠缠、议论激昂，咄咄逼人地不容他人辩护。这点同时代的以维护固有文化己任的《学衡》诸君早有批评，梅光迪曾指责《新青年》，“彼等不容纳他人，故上下古今，唯我独尊之概。其论学也，未尝平心静气，使反对者毕其词，又不问反对者所持之理由，即肆行谩骂，令人难堪。”

 中国几千年来积累的真正国学从此逐渐走向灭亡，1946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全国明文取消国文，代之以语文。1949年后推出了简体字，新文化运动总算才告完成。

余英时的著作《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认为，“五四中科学和民主始终未曾超过喊口号的阶段。中国知识分子那么多年来，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五四时期，不论是哪一种价值，只要在西方的历史上曾被证明或认为是有效的、行得通的，也就一概认为同样适用于当时的中国。直到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之前，这一点几乎没有受到挑战。德赛两先生被提升为衡量一切社会现象的价值尺度，被确定为救治一切黑暗的灵丹妙药，主要依据的就是对西方经验事实的描述。

 “全盘西化“与“中体西用”一直是文化论争的焦点。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港版）中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提出西方文化是“弑父文化”，中国文化是“弑子文化”。“弑子文化”固然有其守旧、陈腐、专制和黑暗的一面，但五四的反传统精神，既是对传统“弑子文化”的反抗，也由此诞生了一场空前的灾难性颠覆。随后，五四所造就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纷纷被推上祭坛成为“弑父文化”的英雄楷模。历史的事实是，崇尚进步发展、改天换地、日新月异的“弑父文化”比他们所颠覆的“弑子文化”更冷酷、更专制。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把“弑父文化”发挥到登峰造极，砸烂旧世界，摧毁旧文化，不要那个真实存在的过去，因为过去腐朽而无用，只要一个虚幻的未来，因为未来伟大而壮阔。

“五四”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作为社会、政治、文化、语言的历史性弑父之举的时代，是一场何其淋漓酣畅的“子”的狂欢节。五四时代，新生的、孱弱的“少年中国”之子背负着不胜重负的历史命运与指令，他们的精神基调高亢、欣悦，同时夹杂着太多的理性和非理性、历史的沉思与负罪、绝望的忧伤。那是《狂人日记》式的战叫，是《斯人独憔悴》式的彷徨。

对中国现代化的焦虑，本来是可以通过程序正义来完成民主转型的，但在五四知识者那里，现代化问题首先是文化问题，五四没有倾情于构建宪政机制的政治和解道路，也没有试图探寻尊重传统的文化和解道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顽强而偏执地走向对传统的激进反叛，并把政治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激进派心急如婪，恨不能一夜之间将束缚国民思想的传统意识统统砸碎，为中华民族走向现代之路廊清障碍。

民主，作为一种与专制相对的先进、文明的手段，在终极关怀上它张扬的是个性，维护的是自由，尊重的是人权，在思维层面上来说，民主的追求属于价值多元论。但是，五四对民主囫囵吞枣式的粗浅实践，就歪曲成了除旧迎新的、革命式的与旧文化彻底告别。

当代著名学者邵建先生在2008年5月4日的《南方都市报》上撰文说：“民主的敌人也不是以孔教为代表的传统的旧文化，恰恰是后来由《新青年》引进的披着新文化外衣的极权文化。《新青年》本身有没有文化民主呢？如果观察它的表现，无论讨论文言白话，还是新剧旧戏，它不但没有民主气象，而且呈现出反民主的独断和不宽容。”针对文学革命刚开始时陈独秀的声音：“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邵建进一步阐述：“这其实就是新文化运动旗手给人们做出的民主示范。这种‘必不容反对者’的心态无疑不是民主的心态，落实到行为则直接就是反民主的行为。《新青年》后来从文学革命趋向社会革命，但它所抱持的‘必不容’的态度及表现并未有变，且变本加厉；那么，从这样的文化行为和社会行为中是否可以产生它所张扬的民主呢。”

 设身处地想，任何一种历史演变、历史潮流、历史事件，在当时的发生都是有其充分理由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的产生都是与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情境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无法否认，在那个腐旧的文化颓势和纷乱的国际时运中，面对麻木、窒息、愚钝的国民陋习，一群热血青年对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国民觉醒、民智开化的渴求是绝对真诚的，也是超越功利的。这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可贵的良知和慷慨的道义担当，他们满怀赤子之情焦灼地期盼着苦难深重的中国早日远离蒙昧、集权和动荡。我们没有权利做事后诸葛亮，没有权利追悔历史，我们能做的只有反思，在那个欲速而不达的甚至南辕北辙的历史行进中，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五四的风景：《进化论》红极一时

 进化论崇尚生物体在时间链条上的生命等序是不断提升的，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笃信世界是强者的世界，弱者将在物竞天存的丛林法则中自动消亡。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从一开始就否认强弱之优劣，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相信生命的强弱此消彼长，宇宙的万物相生相克，强大不一定是好事，弱小不一定是坏事，万物都有其存在的道理，老子说：“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

新文化运动中达尔文的《进化论》红极一时，五四救亡情结的理论基础正来源于此。

 最能体现中国现代知识者的极不稳定心理结构的，莫过于进化论思想在中国的演化。自严复翻译《天演论》以后，在中国知识界的“进化之语，几成常言”，“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思想，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力图淘汰封建文化，建立现代新文化的主要依据。中国知识者在接受进化论时，却存在一个无法逾越的民族心理伤痕，这便是“优胜劣败”宇宙大势与中国当时实际所处的积弱积贫的实际地位，恰恰预示着一个对新知识者来说最不愿看到的国家前景。由进化论带来的心理紧张与彷徨，这正是当时知识者们的普遍心态。

由于极度的文化焦虑和强烈的自责感，进化论与“救亡”历史性地被绑定在一起，主宰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为了表达对适应世界潮流的响应，优雅的浊世佳公子胡适先生把名字改成了“适之”；鲁迅因为害怕“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带着对国民劣根性的深深绝望，对旧一代中国人恨铁不成钢的痛心疾首，在“救救孩子”的呼吁中把希望寄托于更年轻的一代，“信仰未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但未来究竟是怎样一副模样，鲁迅却莫名的黯淡；比起鲁迅的忧愤深广，陈独秀对国民性弱点的情感体验毫不逊色，他痛斥“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此情此景，置身其中的李大钊心怀同感，在那篇以进化论思想为基础写成的《青春》中，他以青春的热情主动欢迎新陈代谢的斗争，因为在这“一成一毁”的“天之道”中，具有生命力的新鲜事物将布满未来，人类由此走向光明美好的明天。

 救亡情结使得西方进化论的渐变思想发展成了近代中国“单向直线的一元整体思维”。在这种“新胜于旧，后胜于今”的思维模式之下，五四时期的政治、文化和文学都染上了浓重的激进的进步色彩，其中文学表现得尤为突出。从作家到作品，从理论到实践，从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我们都能感受到新文学激进昂扬的主旋律。“救亡”是当然的主题和宗旨，“进步”是思想和文学先驱们难以释怀的情结。

 在进化论思潮的支配下，科学作为一种救世良方对抗东方思维方式，在五四知识者那里，科学代表着理性、富强、进步，而传统儒家文化机制中的情感、经验和对自然的亲近被当作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非理性。那个被万众追捧的“赛先生”到中国摇身变成了唯科学主义的一元价值。科学一词成了时代的口号，但人们对科学这个字眼的理解是如此消化不良，仅仅偏重于把它看成一种物质化、技术化的现代世界观而加以迷信，与心目中的儒家宇宙观和伦理观截然对立。唯科学主义思潮的盛行引发过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张君劢在清华作人生观演讲时，接受了梁启超和梁漱溟的影响，要求学生不要将西方的科学观作为万能的东西，要重新认真考虑精神的价值。

 五四的结局：启蒙是一场幻象

 五四的启蒙与法国的启蒙者如伏尔秦、狄德罗、爱尔维修等人难以同日而语，与文艺复兴更加没有可比性。五四一贯标榜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也被台湾历史学家张灏所否定，他认为这样来比附是很危险的，西方的文艺复兴没有反古典，更没有颠覆宗教神性，在承认上帝价值的前提下弘扬人的价值，在信仰的光辉下寻求人文主义情怀。五四对人没有基本的反思，没有反思性的人文主义。耐人寻味的是，对五四反思最彻底的学者林毓生与张灏，均是号称“五四之子”的殷海光的学生。

 1640的英国革命成为全世界和平实现民主政治的典范。彼此和解，双方让步，共同契约，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们用《权利宣言》限制了王权，同时也象征性地保留了王权。这个君主立宪的形式王权已经存在了400年了，即使在民主已经成为现代文明象征的21世纪，世代承袭的皇室也决不会被废除，因为这是400年前资产阶级议会的承诺，是和解政治的契约，任何人任何世纪都不可更改，对契约和诺言的遵守才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

 如果按照1640年英国革命的方式，和当时的温和政府对话和解，催促宪政民主的建立，20世纪的中国历史会是另一般光景，不会有后来的尸山血海、断头流血和苦难无边。然而，中国最终还是没有选择英美式道路，而是选择了法俄式的革命之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把俄罗斯文明看成超越东西两种文明的价值取向，以后中国对自由理想的追求循着浪漫而抒情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浪漫的乌托邦理想和抒情气质一旦与人性相遇，就会在革命的实践中产生灾难的后果，20世纪中国的百年红祸就是这样发生的。

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当五四启蒙主义者将西方舶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当作菩萨供奉时，最初是用理性主义来对抗传统非理性的蒙昧主义的，但是，在一波又一波的矫枉过正中，在五四知识者那里，科学与心灵、理智与情感、个人与群体、传统与现代化最终都在大时代的人格紧张和心理焦虑中一一失衡。五四知识者的启蒙冲动，最后被五四边缘人毛//泽//东置换成以暴易暴的马背上的革命和新一轮“打天下，坐江山”的农民运动。这种局面决不是以启蒙和救亡为动机的五四知识者们所意料和期望的，但是那种破旧立新的浪漫抒情气质被一贯继承下去，成为号召亿万生灵流血牺牲的精神气场。

 比起五四一代的那些时代领袖们，胡适最大的好处就在于他不以启蒙精英自居，不制造“主义”的神话。他以凡人的面目呈现于个体生活和公众面前。他不在意别人讥笑他“怕老婆”，甚至不避讳曾经和徐志摩一起去八大胡同嫖妓，在文章中主动检讨自己早年在上海的轻度放荡生活。这可能是皖南山水赋予他的独特的遗传气质，也可能是七年留美生涯薰染而成的西方理性主义。西方理性主义在胡适身上有着淋漓尽致的发挥，胡适的理性早熟有着极其深刻的智慧力度，充满着哲学的主动意识。但是，胡适生长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岁月。面对列强的压力，一个理想主义者需要的秩序舞台当然不可能在呼吁和呐喊中垂手可得。于是我们看到，一贯不以民族主义为然，甚至对国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颇有微词的胡适，在坚守和平主义、世界主义信念的同时，不能不显尴尬，历史就是这样的阴差阳错，一瘸一拐地走着。面对血淋淋的国土，自由主义者那建立民主国家的万丈雄心像肥皂泡一样接二连三地破灭。

 启蒙成为一场梦境般的文化幻象，就像李欧梵先生所说，“五四”运动其实是中国文人的一次浪漫主义的思想运动。正是由于其浪漫，所以真正的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民主、自由，只是不同程度地在中国打了一阵水漂。

中国历史的演进注定是要让知识分子失望的，知识分子们自己也注定是难以独立于政治立场的。看看五四启蒙者们的命运吧。李大钊、陈独秀组织了政党，胡适、丁文江、罗家伦、傅斯年等人会当上国民党的官，至于郭沫若、许德珩、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后来也都成为共产党的官员，也全都在传统群体潜意识的预期之中。说五四是“启蒙”运动，那么谁启蒙？启蒙谁？尽管钟敬文以及无数的五四之子们在深情地回忆“五四是中国的一个超级民族节日”，但五四一代知识人在传统的群体潜意识中无一不是化成“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东方式审美混沌中。

有一个为维护五四精神而殉道的著名知识人士，他曾经在文章中这样写到：“新的日日壮健着，旧的日日衰老着，壮健的挤着衰老的，没有挤不掉的。所以革命永远是成功的。”这个人就是五四知识者闻一多。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五四给闻一多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他无论如何受不了的。这时，他对共产党由反感而同情，由同情而支持。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最后，为捍卫五四精神，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新的已经来到，旧的还不肯离去，新的急了，把旧的挤掉，这是革命。”这是五四文学的典型修辞。“挤”掉老弱病残和陈腐故旧，只为了成全一个“新中国”。这就是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吗？闻一多和五四知识者们的那个不断年轻着的青春中国后来到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