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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旧事(一)

  发表日期:2009年7月15日      作者:孙郁     【编辑录入:西城大官人

  1

  

  时间在1917年,当陈独秀应邀来北大的时候,敏感的钱玄同便在16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陈独秀已任文科学长矣,足庆得人,第君不久将往上海专办新青年杂志及经营群益书社事业,至多不过担任三月,颇闻陈君之后蔡君拟自兼文科学长,此亦可慰之事。”

  此后的日记不断有对陈独秀的记载:

  “日前独秀谓我,近人中如吴趼人、李伯元二君,其文学价值实远在吴挚甫之上。吾谓就文学美文之价值而言陈独秀此论诚当矣。”(1917.1.23)

  “检阅独秀所撰梅特尼廓甫之科学思想篇(新青年二之一),觉其立论精美绝伦。其论道德尤属颠扑不破之论。”(1917.1.25)

  钱玄同向来狂放孤傲,很少如此佩服别人,这能看出陈独秀当年的诱力。我有时翻看五四前后文人的日记、尺牍,深味那一代人的气象,其卓绝之态为先前所罕有。自然,没有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也许还要推迟许久也未可知。在那些有趣的人中,陈独秀扮演的角色,是别人不能代替的。

  1917年的陈独秀正血气方刚,事业上正如日中天,成了中国耀眼的明星。他到北大,是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以及在北大任教的沈尹默所荐。汤尔和与沈尹默颇为赏识陈独秀的才华,以为欲振兴北大,非陈独秀这样的智者不可。蔡元培信以为然,便很快将陈氏召来。陈独秀来京后,颇感同人甚少,觉得需有新人加入进来,遂向蔡元培力荐胡适,以此扩大人马。那一年元月他致信远在美国的胡适。透露了心曲: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为约弟为文科学长,北荐兄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甲寅》准于二月间可以出版,秋桐兄不日谅有函与足下,《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足下回国必甚忙迫,事畜之资可勿顾虑,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

  一边是劝胡适归国,一边扩大自己的作者队伍。这一年为《新青年》写稿的有:吴虞、恽代英、胡适、刘半农、蔡元培、李次山、章士钊、陶履恭、陈嘏、刘廷陵等。到了1918年,队伍忽地扩大了。钱玄同、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鲁迅、沈尹默、常惠、沈兼士、陈衡哲、欧阳予倩等新人加入进来了。不过新入的作者,大多是谈学理,言时态,搞翻译,唯有鲁迅,搞的是创作,既有小说,又有新诗,别的作者,虽也有搞新诗的,不过凑凑热闹。创作上独步文坛者,唯鲁迅一人。所以那面目,就不同于众人,陈氏本人,对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新青年》最初创刊,格调便不同于前人,它的出现,似乎证明康、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陈独秀办刊,态度是明朗的,欲创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文章、作者,都是些新的面孔。气韵也大异于别路人等。杂志起初名《青年杂志》,自第二卷第一号起,易名《新青年》。既然名之为“新青年”,陈独秀便注重它的色调。比如作者多为青年,栏目多有新意,每卷以译介域外思想为重点,加之时事评论、思想品评,像初春的风,吹来股股暖意。一百年来,中国文化风潮更迭起伏,很少有《新青年》那么风驰电掣,气象阔大,且摧枯拉朽。如今思之,真是让人神往不已。

  陈独秀办刊,有两个特点值得回味。一是对域外的文化思潮敏感,引介颇得分寸;二是问题意识明确。看到了国内急欲解决的难题。他组的文章,或输入欧美的学理,如高一涵的《乐利主义与人生》,刘叔雅的《柏格森之哲学》、《美国人之自由精神》,君武的《赫克尔一元哲学》等,或对旧文明的抨击,如陈氏自己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再论孔教问题》,李大钊的《青春》,吴虞《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礼论》等。文章多有文采,慷慨激昂。又本乎学理,不是意气用事,是颇有张力的。前期的杂志以论述、评介为主,到了1918年,创作渐渐多了,有了新诗,有了小说。还有编者与读者的通讯,整个感觉是动的、新的、深的。诸多篇目,系着那一代人的心魂,动人的文字一时难以述尽。

  读《新青年》,陈独秀的性格历历在目。几乎没有温吞的文章,精神是开阔的。他特别喜欢引介域外思想,译了大量文章,常常有着针对性,对读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剂良药。他译法国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介绍现代欧洲文艺史,推荐欧洲科学家的思想,气度上颇似梁启超,然而境界却高远得很,内蕴更为丰厚。陈氏看中国问题时,一语中的。爽言爽语,我以为是有了域外文明作参照的缘故。他熟悉日、英诸国文字,对政治学、文艺学、科学史、法律等均有兴趣,文章自然通体明亮,博杂丰富。他后来搞起政党建设,投身社会运动,与他的知识兴趣,很有关系。《新青年》较之于后来出现的《语丝》、《沉钟》、《骆驼草》等,气象阔大。非别人可以比肩。原因自然是包罗了诸种人文学说,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文艺层面,都高耸于社会之上。后人至今仰视,其间不乏对这位主编的赞佩。

  他性格里有种论辩气,不喜宁静致远的笔法。《新青年》屡屡引起论争,题目不说惊世骇俗,亦可谓奇气四溢。他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驳康有为共和平议》、《偶像破坏论》篇篇引人注目,有的甚或引起争议,质疑者当不在少数。相比于他的友人,陈氏似乎更喜欢将问题推至极端,如晴空响雷,滚动于人们的心头。不同于陈氏的是,胡适有点温文尔雅,周作人沉着平淡,鲁迅峻急、苍冷。钱玄同虽有凌厉之气,但不及陈氏明快多致,精神的维度唯有陈独秀让人刮目,你看他的《偶像破坏论》,多么迅猛激越,有刚烈之风:

  “世上真实有用的东西,自然应该尊重,应该崇拜,倘若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人人尊重他,崇拜他,才算得有用,这般骗人的偶像倘不破坏,岂不教人永远上当么?

  泥塑木雕的偶像,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为有人尊重他,崇拜他,对他烧香磕头,说他灵验,于是乡愚无知的人,迷信这人造的偶像真有赏善罚恶之权,有时便不敢作恶,似乎这偶像却很有用。但是偶像这种用处,不过是迷信的人自己骗自己,非是偶像自身有什么能力。这种偶像倘不破坏,人间永远只有自己骗自己的迷信,没有真实合理的信仰。岂不可怜!

  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

  细看作者的文字,有些武断的一面,对后世影响可谓深矣。文章类似口号的罗列,不容置疑。这是在传统压迫下的呐喊,乃反叛的声音,对那时的青年,不能说不是一种鼓动。但那叙述的模式,思维的逻辑,都过于简化,不及胡适、周作人绵密,亦无鲁迅的深邃,文本上的价值,就要打一点儿折扣。我喜欢他述学、谈史的文字,对宣言体,有一点别扭。因为缺少温情,人性的维度过小,于是易流于新的八股。其实后来文人,每每喜用此类腔调,差不多也落入独断主义的旧路,让人觉得面目冷酷。独断主义是独断文化的产物。陈独秀自然不能逃脱旧路。他在反叛自己的祖先文明时,又不得不带有祖先文明的烙印。不仅是他,胡适、周作人、鲁迅,都有一些的,那是没有办法的。

  

  2

  

  草创时期的新文化应是什么样子,陈独秀也只是朦胧的猜想。那时候他把目光投射在外,很少回到自身。似乎曙色只能挂在天边,己身是渺小的。《新青年》时代的作品几乎都是述理的,是对域外文明的引介和对旧的传统的解析,自己却隐到学理的背后。与鲁迅不同,陈氏似乎不愿意把已身的磨难告诉别人,他关心的不是怎样转化自己的苦楚,而是如何转化和改变旧的外部环境。后世的编辑家编写文学类的作品,很少搜求陈独秀的墨迹,人们把他看成政治家而非学者、诗人,这或许是政治观过强的缘故。他太看重对外部世界的变革,而恰恰少谈自己的经验,文章自然就少了“我”的色泽,好像与读者有一点儿距离了。

  查陈氏文章,谈学术者多,谈政治者多,谈伦理者多。虽也是谈文学,有过《文学革命论》这样的宏文,但也多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文学,与周氏兄弟的目光是有区别的。陈独秀不是学业单一的人物,他对许多学科颇有兴趣。科学思想史、社会学、哲学、政治学、文字学、文学等方面,均有涉足。每每著文,均出语不凡,有着特别的见识。他看待事物的眼光,有人本的一面,又有现代科学的一面,进化论、人道主义、平民意识,都闪现在他的世界里,给人的印象是五光十色,斑斓多致。不过,他思想的大致脉络是,先关注学术的更新,继而看重政治改革,再后来专心于伦理的革命。这里,都没有文学的位置。他后来提倡文学革命,不过是为伦理建设服务罢了。在他看来,伦理上的革命一旦成功,文化的问题就可解决了。

  《新青年》初期,在思想上能与陈氏并肩的人物没有几个。钱玄同、周氏兄弟和他还多少有些不同。这些人物更着重于新文学建设。出发点与陈氏略有一些区别。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观,也带有他个人的政治梦想,即通过平民的、写实的、社会的文学与贵族的、古典的、山林的文学对立。那对立的根本就是为政治革命服务。《文学革命论》云:

  “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穹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

  把文学的变革与政治变革连在一体,就显得境界较为高大,不像唯艺术而唯艺术者那么单调。胡适看到了《文学革命论》,就兴奋致函于陈氏:

  “今晨得《新青年》第六号,奉读大著《文学革命论》快慰无似!足下所主张之三大主义,适均极赞同。适前著《文学改良刍议》之私意,不过欲引起国中人士之讨论,征集其意见。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今果不虚所愿,幸何如之!此期内有通信数则,略及适所主张。惟此诸书,似皆根据适寄足下最初一书(见第二号),故未免多误会鄙意之处。今吾所主张之八事,已各有详论(见第五号),则此诸书,当不须一一答复。中惟钱玄同先生一书,乃已第五号之文而作者。此后或尚有继先生而讨论适所主张八事及足下所主张之三主义者。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以胡适的眼光,陈独秀的观点不容置疑,但亦不可自以为是,理论毕竟是理论,尚未经由实践的检验。不过陈独秀也好,胡适也好,他们的新思想是建立在对域外历史与本土文明考察的基本点上的,可谓带有一点儿学人的特点。即都对社会与文学间的关系过于敏感,思考的尚不是人本的问题。陈独秀写过诸多精彩的文章,但多以长者自居,像个将领,语气是断然的,不可错的。这反而不及胡适、周作人等亲切。倒是钱玄同与他“嗅味相同”,癫狂独行,有狂人之风,比如陈氏说,推翻孔学、改革伦理是根本要义,而到了钱玄同那里,伦理改革固然重要,根本点是要推翻汉字,废掉书法。此类狂言,比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真真是骇人听闻。

  陈独秀对钱玄同颇为欣赏,两人的通信有着默契的地方。从钱氏的独白里,陈独秀也看到了狂士的力量。但鲁迅的文章在《新青年》登出后,二人不禁暗自狂呼,天底下还有比二人更为卓绝的人物。《狂人日记》的一声咏叹,仿佛来自天边山响雷,震塌了半边天空,若说振聋发聩,鲁迅君便算是一位的。钱玄同曾以赞佩的口吻说:“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及《新青年》中他的《随感录》所描写所论述的皆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肪宴,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钱氏的看法与陈独秀颇为相近,他们眼里的鲁迅,自有别人难及之处。至少是生命深处的热力,给人的辐射是巨大的。文学一旦进入灵魂的内部,它升腾的力量绝不亚于政治家的鼓动。

  但是,倘若不是政治家的鼓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便不会有更大的范围和力量。陈独秀在那时,是一个吹号的人,发出的是抗俗的声音,至于那号的大与小,质量如何,他并不在意,而是旨在唤起国人能够真正醒悟,不再躺在古老的旧床上久温着古梦。《新青年》如果只谈文学,对知识界的影响不会很大,正因了广谈政治,抨击时政,译介西洋学术,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谈到无神论。从西洋教育讲至中国的学界,才引起了读者的文学注意。而这里,陈独秀高远的眼光,是起了相当的作用的。我现在偶读他那时的文章,就觉得真诚专致,毫无伪态,有着相当可爱的一面。中国后来的政论家,不知怎么驱走了陈氏的真挚,他们抨击别人时,常常像个道学家,给人的感觉并不舒服。陈独秀的文章之所以还可以让后人激动,一方面是一个中正的学人,另一方面呢,是个难得的真人。后来专吃政治饭的人,把这两点大多已丢掉了。

  

  3

  

  我一直奇怪的是,他的同代人很少回忆其生平细节,相关的资料很少,晚年的行踪多亦难寻。知识界对他一直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否定者多,喜爱的有限。初见他的,对其身上的气质印象颇深,和一般儒雅的读书人是不同的。鲁迅、胡适等人是喜欢他的,观点也许不同,至少他身上的个性是有趣的。鲁迅的同学朱希祖之子朱契在一篇回忆录里写道:

  “陈独秀那时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也到我家吃过饭。父亲请他上坐,谈着办《新青年》的事情。母亲偷偷地去看一下,见陈独秀说话的时候,先挺一挺眉,眉宇之间有一股杀气。客人走了以后,母亲对父亲说道:这人有点像绿林好汉,不是好相的。你怎么和这些人打起交道来了?

  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得出如此初步的印象,那也可见陈独秀在一般百姓眼里的形象。陈氏没有留下什么生活照片,关于他的一切,大多只能从其文字里寻找。他的文章柔婉的地方少。气脉是宏阔的,连记趣的篇什也殊难看到。胡适在一篇文章里说这位《新青年》主编是一个老革命党,此外便没有什么形容词了。在五四文人留下的一些回忆录里。对他的描述都很简单。一看就有些类型化。人们不说或很少去说,大概和后来的政治气候有关。陈独秀是个四面不讨好的人,所谓“国民公敌”者正是,但也有正派的学者说过一些公正的话,对其的评语很是贴切。1934王森然先生出版了一本《近代二十家评传》,就写到了陈氏。视点是高的。作者以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出现一个陈独秀是不易的。向来中庸、老气的民族如果没有一两个斗士出现,那是悲哀的事情。有趣的是,文中也写到了日常生活的陈独秀,其形貌跃然纸上:

  “先生本为旧家子,早岁读书有声,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辙不见容于人。先生在沪与章秋桐、张博泉、谢晓石公立国民日日报。与秋桐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浣。一日晨起秋桐见其黑色袒衣,自物星星。密不可计。秋桐骇然曰:仲甫!何也?先生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

  上述材料大概受了章士钊回忆文字的影响。它问世的时候,陈氏还活着。想必是可信的。陈独秀的不拘小节,乃朋友的共识。关于他有许多传言,有的近乎漫画。他没有胡适那么典雅,也不像鲁迅那样内敛,言与行是一致的。以温和闻世的胡适对他有过难为情的时候,觉得遇事不好处理。大概是没有回旋的余地。陈氏身边的人,能欣赏他的尚可,否则大多要分道扬镳的。他的个性甚至让人难堪,这是许多回忆文章中都提到的特点。

  在胡适和周作人的日记,陈独秀的名字频繁出现,并无别人所说的恶魔气。周作人晚年写到老友时甚至还有些感慨。《新青年》的同人是认可他的。你看他从北京狱中出来时人们欢迎的态度,大概就可以看出些什么。但在一些外人眼里,就有一点儿怪气,甚至有点儿妖魔化了。林纾的文章里,陈氏就并非好人,简直有点儿可恶了。陈独秀所有的照片都没有微笑的,是一副金刚怒目的架势。这其实只是一种外表,心性的东西怎么能一下子看出来呢?历来关于他的文章。都不太往作家那里靠,似乎只是个政治中人,混在学界里。那其实是不对的。陈独秀不仅关联着一个沉重的政治史,也和现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命运紧密交织着。和鲁迅一样,他在中国写下了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

  我有时读他的书,便这样想,假如他用心地写作或从事研究,也许关于他会有更多的话题。可惜他将自己的精力大多用到政治中去了,而且收获的却是失败。可是后来渐渐接触史料。才恍然感到,用文人和学者的眼光要求他,是大错的。他是中国极其特别的存在,既不同于鲁迅,又有别于胡适。他开启了文化的新路径,将一种可能昭示了出来,了解他,是需要接受刺激和挑战的。

  

  4

  

  陈独秀一生受挫多多,自己却视之无事,并不在意身外之物。他很小就中了秀才,在别人看来是怎生了得。1897年,他到南京参加分试。却名落孙山。这一次落第,大概也改变了他的思想,决定不再走科举之路。其实就那时的文章而言。他算是一个高手,出笔不凡,多见奇气,又见识深远,是一般读书人所不及的。我读他年轻时的文章,一个突出的感受是,有一种别样的气韵,不被士大夫的迁气所绕。他大概是个很会读书的人,在文章中能嗅出真伪之气。《实庵自传》里就写到了他自己如何不喜欢八股文,能从性灵化的文字里呼应些什么。我想是天性里有一种诗性的因素吧?他和鲁迅一样,很早就失去了父亲,又生活在一个严厉的家庭中,早期教育自然要好于一般的百姓。陈独秀自称少年时代有三个人起了很大作用:“一个严厉的祖父,一个能干而慈爱的母亲,一个阿弥陀佛的大哥。”祖父的严厉大概传染给他一种嫉恶如仇的性格,母亲的善良暗示了悲悯之心。直到晚年,他的诗文里也依稀可以辨别出来的。至于他的大哥传染给了他什么,不太好说,但总可以说是中国的良知,或是别的什么,他很早就显示了精神的坦白,作文时亦能自嘲己身,不像别人那么一本正经。1904年,还是在办《安徽俗话报》时,就写过多篇文章,内中有诸多剖白。那语气也让我想起鲁迅的几篇忆旧之作,精神深处,有着些许逻辑上的联系。比如在《说国家》一文中,他就坦言:

  “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

  后来有人讥讽他刚愎自用,盛气凌人,那其实只是看到了一面。实则也有诸多谦逊的地方,只不过是隐得过深。很少表白罢了。在他的遗稿里,我们能读出他性格的动人一面。他惊人的坦率。从不掩饰自己的内心真相。比如对女人的态度,对庸人的看法,都别于他人。《实庵自传》写到自己南京应试的生活片断,都是惊人的笔触。不知为何,许多晚清应试的描写,看过即忘,然而陈独秀的只言片语,却让人深刻于心。那文字鲜活、深切,场景驳杂。他写人身上的恶气入木三分,连一点儿余地也不留。你在他的文字里绝读不到典雅与悠然。那里是心性的写实,也有乡俗的点染。故乡与都市里的浊气几乎充塞着一切,他多年以后赞美鲁迅的小说,我想是相同的经验起了作用。对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他们实在是笑不起来的。

  读着他的文章。看到对丑陋场景的描写,你能感叹他的叛逆性,不陷于虚妄,直面着恶俗,在审美态度上,与士大夫之流的附庸风雅是不同的。在《实庵自传》的结尾,陈氏有一段小说般的传神之笔,写了科举生活的可笑,那文章说:

  到了八月初七日,我们要进场考试了。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长个子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的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好客易打扫干净,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一条号筒内,总有一两间空号,便是这一号筒的公共厕所,考场的特别名词叫做“屎号”;考过头场,如果没有冤鬼缠身,不曾在考卷上写出自己缺德的事,或用墨盒泼污了试卷,被贴出来二场进去,如果不幸座位编在“屎号”,三天饱尝异味,还要被人家议论是干了亏心事的果报。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遮住太阳光,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是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一条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煮饭做菜,我一窍不通,三场九天,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挂面。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于我意外有益!

  此类笔法,已显示了切实的意识,睁着双眼打量世界,写作乃是一种坦露,绝非自我的逃避。那个世界裹着缕缕寒气,哪有什么冲淡和宁静?他的文章从不去讨好读者,有时甚至用文不雅训的语体刺激别人,并不在意喜欢与否。细想一下他的思路,是有一点儿野性的,以丑为快的东西的。如若发展下去。大约有点儿拉伯雷式的遗风,以恶心与粗俗颠覆着雅人的世界。自己呢,也一路狂欢地走着,亵渎着种种神灵。陈独秀身上其实已折射出了一种精神的可能。那就是以非正经的语体,洗涮一个古老的神话,弄脏它,戏弄它,直到久远的灵光从那里消失。许多年之后,当王小波出现在文坛时,才有了真正意义黑色幽默的文学。以一种玩笑和戏仿的姿态嘲讽身边的世界时,那神情是洒脱的。我在王小波文字里看到了与陈独秀的某一点点相通处。所不同的是,陈氏还残留着士大夫的某些痛感。传统文人的忧患之心,还是很浓很浓的。

  

  5

  

  直到我后来读到他的诗,尤其是旧体诗,才发现流行的看法存有一点问题。陈独秀给人的假象太多,好似无情无义之人,且冷面铁心。那是皮毛之见。他其实是有许多朋友的,在知识界同道者甚广。与人相交时,亦挚诚可感,甚至还带点儿玩童之态。他与汪希颜、何梅士、章士钊、苏曼殊、沈尹默、胡适、台静农、魏建功,有着非同一般的友情,有的终生如一。看他的遗作,感时伤世之文泪血相交,甚或有文人的凄楚,每每读之,心为所动,气韵有唐人特点,刚劲之后亦有柔婉,是流着文人本色的。

  这个发现也让我联想起与鲁迅的差异。在旧诗文里,鲁迅是没有多少士大夫气的,感伤的东西很少,不太爱写己身的泪水。陈独秀则不掩饰儿女情长,所遇所感,每有凄苦,辄援笔书之,和政论文中的形象很有距离。你在这里亦可感到内心的柔情,男儿的温和也掩饰不住的。《哭汪希颜三首》、《哭何梅士》、《挽大姊》等诗,都无横眉之状。且看《哭何梅士》的韵致是多么肃杀:

  海上一为别,沧桑已万重。

  落花浮世劫。流水故人踪。

  星界微尘里,吾生弹指中。

  棋卿今尚在,能否此心同。

  此诗最早以由己的名字发表于1904415的《警钟日报》。据《陈独秀诗存》注释,发表此诗时亦附有章士钊的诗与注,可看出陈氏与章士钊那时的情形,彼此的性情亦流露此间:

  “二月十六日。福建何梅士,以脚气病死于东京,盖吾党中,又失去一健卒矣,余闻而痛极,然非知何梅士者,亦不知所以为痛也。余与梅士居上海,形影相属者,半年有余,无一日不促膝至漏尽。安徽陈由已,亦与余及梅士同享友朋之乐者也。何梅士之立志与行事,由己知之亦详。梅士之死也,由己方卧病淮南,余驰书告之,余得由己报书,谓梅士之交,使我病已加剧,人生朝露,为欢几何,对此弗能自悲,哭诗一首,惨不成句矣……”

  章士钊的注释透露了这样两个信息:一是陈独秀有绿林之风,善于交友,且情笃者多。二是重于友情,不免有感伤情怀。病中闻友人去世,是雪上加霜,遂有“人生朝露,为欢几何”之叹。看陈氏之诗。有凡人的苦乐,加之佛教的影子,通篇哀凉,泪光涟涟。自有高古气,是格高气爽的。这一情怀,即便是经历了人间挫折,久浸政治苦海,仍未泯去。直到晚年,阅读到类似的诗文,文人气是一看即明的。

  了解他的性格,在旧诗里能找到许多线索。那些都是各类史料中难见的。比如交友之道,就率直无伪,不忘旧情。五四之前,他居杭州时,曾与沈士远、沈兼士、沈尹默三兄弟相识,和沈士远、沈兼士过从甚密。写过一些赠诗,都非“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义”之语,有一点江湖格调。再加之行文清峻,唐人行迹宛然在目。《寄士远长安》云:

  自君别湖水,天地失清秋。

  影着孤山树,心随江汉流。

  转蓬俱异域,诗酒各拘囚。

  未及祖龙死。咸阳不可留。

  三沈当中,沈士远是厚道之人,人缘颇好。但论才气和声名,沈二先生尹默,则高于诸兄弟。陈独秀与之关系很密,一直保持着友情。看年轻时代陈氏写给他的诗,当见情谊之深。那一首《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有孤雁叫群秋更哀的味道。如今读它,不可想象出自陈氏之手,内倾与伤神之处,隐隐可见。台静农晚年披露过陈独秀暮岁时寄沈尹默绝句四首,能看出千秋挚意。真真是让人叹之又叹的好诗:

  湖上诗人旧酒徒,十年匹马走燕吴。

  于今老病干戈日,恨不逢君尽一壶。

  村居为爱溪山尽,卧忱残书闻杜鹃。

  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选懦事丹铅。

  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

  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论诗气韵推天宝,无那心情属晚唐。

  百艺穷通偕世变,非因才力薄苏黄。

  陈氏晚岁怀念旧友,诗中意绪万端。遥忆当年。在西子湖畔把酒论书,后又逢于北京大学,共编《新青年》杂志,能不感而慨之?陈独秀去北大教书,乃沈尹默所荐。陈氏不忘旧情,于诗中咏之,拳拳之忱,动人耳目。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均盛赞于他,那也证明其为人的磊落之处。了解这个人物,大概是要顾及于此的。近代以来,大凡提及陈氏。只从政治行迹入手,谈其文化得失。而个性中冷热之处言之很少。精神的全貌就不了然了。我们看他与章士钊、苏曼殊、刘季平的手足之情,读他与《新青年》同人的信件,也依稀可以觉出言行举止的可爱。在其眼里,人无高低贵贱之分,编刊时亦与人平等对话,有信必复,且不装腔作势,确是有真人之风。蔡元培后来和他相识,对其印象很好。他觉得陈氏第一有学识,第二有毅力与责任心,第三呢,是有一种向心力。1933年,蔡元培为《独秀文存》作序时特别夸赞了他与胡适、沈尹默、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的友情,以为与“君甚相得”。这看似是一句普通的话,实则是大的夸赞。在那样一个时代能与如此优秀的人相处。改写了人们的记忆,是大不易的。

  

  6

  

  有关陈独秀的生活片断的描写,都是支离破碎的。和鲁迅的浩繁的回忆录比,他显得那么清冷。许多弥足珍贵的形影,都消散在历史的空洞里。后人已不复知之。在现存的零碎的片断里,我隐隐地感到他的气色:冷峻、沉着、机警而又迅急。他大概是性格外露的人,没有谁说他口蜜腹剑,或风或雨。而是光明磊落的。文坛上的人骂鲁迅、章太炎是疯子。没有谁这样称呼他。大概因为形影均露于外,黑白俱明,毫不隐晦。罗章龙有一本《椿园载记》,写过对陈独秀的印象,是难得的文字。书中只记经过,没有形象的描述,而人物的特征也显示出来。罗氏说陈独秀是个不善交际的人,给我的印象很深,那么如此看来,他与那些逢场作戏的八面玲珑者是大不相同的。书中说:

  我进北大时,先生已在执教了。在中学时,我就是《新青年》的热情读者,尤爱署名陈独秀的文章。进校初期,又听到有关陈先生的许多传闻,对他是很敬仰的。但我认识先生,却是很偶然的。

  当时,我所在的德文班有三四十人,彼此学历很不一样,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从国外回来的,他们大多是外交官的子弟,随家在德国学习,回国后又转入北大继续升学;一部分是在青岛大学读完两年以后,转入北大重读预科的,青岛大学为德国人所办,用德语授课,德文水平较高;再就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中学毕业生,在中学学过四年德语。这个班由于程度参差不齐,老师授课颇感困难。同学们学习进展也不一致,对学习进度不免意见分歧。为此,我们开了几次班会,进行协商,最后确定向学校交涉,请求解决。班里决定从三个程度不同的同学中各推一名代表主持此事。我是代表之一,和其余两位同去见文科学长陈独秀。事先我们还拟了一个书面报告,由年长的一位代表面呈先生。陈在办公室接见了我们,说:“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申述来意后,提出分班的要求。先生听后说:“分班?办不到,日前教员和教室都没有多余的。”

  我们接着提出:“是否可采用甄别的方法,部分同学经过考试合格后,可升到本科学习。”先生听到这里,打断了我们的话,说:“你们学生是想读书,还是想早毕业?你们希望早毕业好做官为宦?多读两年书有何不好?

  我们申辩说:“不是这个意思。再说,早毕业进入社会,转入仕途也不是坏事。”先生听后便有些光火,说:“你们根本不想认真读书。你们平时对社会上的重大问题也不愿研究,只知道考虑个人……”声调越说越高,语气失和。同学也不耐烦,起身就走,结果不欢而散。

  先生送我们出门时,似有悔意。我在班上年纪较轻,在申述理由时,越次发言颇多,出门时走在后面,先生边走边对我问道:“你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湖南人,湖南联合中学毕业生。”他听后点点头说:“你且留下,我们再谈谈。”我留下后,先生问我:“你说说看,这事该怎么办?”我回答:“同学们的意见是合理的,并不过分。没有教员和教室也不是您的责任,可以转告学校有关部门,让他们解决!”陈点点头。我又说:“同学们要求通过甄别考试提前毕业,也是正当的。有人想做官入仕,不能说我们都是怀有做官的思想。今天没有解决问题,大家不会就此罢休。”先生若有所思地又点了点头。我谈完意见就告辞走了。

  代表们回去报告交涉的经过后,果然,大家不以为然。经过讨论,又派我们三人再去找先生。这次陈答应了,同意向学校反映,设法分班。并说,提前毕业事还要经教育部核准。一场风波得以解决了。经过这件事后,我认识了先生,此后,我和他的交往逐渐多起来了,印象也逐步深入了。

  北大时期的故事,还有一些,比如许德珩的那篇《我和陈独秀》,也有趣得很,亦称得上难得的资料。许氏是北大学生,听过陈独秀的课,他讲的那个故事,差不多把陈独秀的性格写活了:

  “蔡元培到来之前的北大,校风很腐败,学生自由散漫,纪律松弛。蔡到校后,力图改革,整顿校风。陈独秀来校任文科学长,和蔡元培一起,积极推动北大的改革。”

  “陈独秀在整顿上课纪律当中,还与我闹过一场误会。当时我们班上有一同学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经常缺课,并叫人代他签到。陈独秀不调查研究,误听人言,就把这件事记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经常旷课,记大过一次。我当时是一个穷苦学生,冬天穿夹衣过冬,宿舍里没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讲堂上,就是在图书馆里。当我见到这个记过布告时,十分惊异,并极端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陈独秀性情一贯地急躁,他也大怒,对我的砸布告牌又记了一过。我又把第二个布告牌砸了,并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前,叫陈独秀出来同他说理。此事立即叫蔡校长所知,经过蔡的调查,才知道是陈独秀搞错了,叫陈收回成命,并向我进行劝慰,此事遂告平息。这也就是陈独秀认识我的开始。”

  从处理事情的简单化的一面看,他实在不会协调人际关系。后来创建共产党,每每与周围人发生冲突,证明其书生的本色,老于世故的那些手段与之是无缘的。陈独秀的特长应是编刊物,搞学问,做政治领袖则少有计谋。可偏偏扔掉所长,用之所短,这在他是一个损失,不过细细说来。他和鲁迅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都在做知其不可而为的事情,内心燃着火,对别人坦诚交流着。《新青年》创刊不久,因了影响之故,青年人的信雪片般地飞到编辑部,那时候是热情回答各类问题的。看读者的信,以及与他们的交流,则可见性格的一斑:细致、严格、庄重。陈独秀不是草草做事的人。想问题都很深,解答疑团又颇为耐心,读者通过刊物与回信,也看出主编的心理,其可感之处是很多的。记得有位叫毕云程的读者就发现了陈独秀内心苦楚和悲壮的情怀,可谓一语中的。在致陈氏的信中说:

  “读大志,敬悉先生‘最反对悲观主义’。甚佩甚幸。惟以仆之愚,窃见先生之于悲观。心虽非之,然以先生识见之高卓,而视普通社会之卑污龊龌,苟安旦夕,自不觉悲观之念,油然而生。此非仆之妄言,试观先生自谓‘仆无状,执笔本志将一载,不足动青年毫末之观听’。此数语,盖为先生悲观之念之泉源也。”

  毕云程在信的后部分温和地批评了陈氏的急躁,以为大可不必悲观,世间总会进化的。陈独秀看过此信,大概是动了感情,在复信里自省在“烈火焚居,及于眉睫”之时,说话不免“急不择语”。用今人的话说,是匆匆为之。此类心态在那时的知识界是常见的。鲁迅后来不就说过对民众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话吗?《新青年》自创刊始,就一直裹在一种焦虑里,众人的文章不免亦有火气。 那时候陈独秀已快到中年了,然而文字却毫无暮气,如燃烧的干柴,照着惨烈的世界。用一种暴烈的语言,散出了缕缕温情。在遥远的地方,都可以感受到冲荡的热力,而这,将一个漫长的夜,终于指示到了尽头。

  

  7

  

  能够真正提示陈氏精神内涵,且带有参照意味的人,是胡适。

  胡适与陈独秀的结识,当在1916年前后,据说二人的通信,是由他们共同的老乡汪孟邹牵线的。1916年,《新青年》刚创刊不久,陈独秀正热情地投入到自己的编刊事业里。一向桀骜不驯的他,忽觉得自己的朋友资源有限,不禁有点儿焦急。胡适的出现,让其眼前一亮,仿佛找到了知音。那时胡适远在美国,正在写博士论文。但偶尔也写些短文和译一点作品。登在章士钊主办的《甲寅》上。与章士钊颇好的陈独秀,从《甲寅》上看过胡适的作品,那是得到过章氏的好评的。陈独秀关注胡适,大约基于以下几种考虑。一是远在美国,有诸多信息;二是文章清新,有锐气;三是精神的兴奋点相近,均有改造旧物,欲创造新的文明的冲动。其实胡适当时的心态与陈独秀并不一样。美国校园里的沉想有一点思乡之情,加之文化的梦想,对故园的思念里也带着哀其不幸的苍凉,根底不过是改良之心为主,并无“革命”的奢望。然而陈独秀则以内心的痛感和彻骨的体味,反感于周边的世界,要做的正是摧枯拉朽的大事。在没有见到这位留学美国的朋友之前,他大概将自己的情绪也外化到别人身上,总以为与自己是相同的。而当看到胡适清秀的笔迹和叛逆的意识时,我们的主编不禁为之一动。在这样的时候,陈独秀表现了尊强者,谦逊为怀的一面。这在他一生中是很少有的。19168月致胡适的信。整个语调是中肯的,绝无别人印象中的杀气。要了解他的为人,这样的文字很难得,是不能不读的。在大量的遗稿中,类似的语调殊少,偶一闪动中也能看出心里的和善。鲁迅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陈独秀的形象多年被定格在一点上,他热情、厚道的一面很少被提及,若是能看到他人格的这一面,也就理解其个性的迷人之处了吧。

  在后来与人的交往里,除了与托洛茨基的通信有过如此尊敬的口气外,他很少以类似的口吻说话。如此看来,能将《新青年》办得那么红火,与主编的甘做人梯,以及虚心的态度不无关系。胡适从美国回国,到北大任教,也是陈独秀的引荐,对一个思想界新星,他是敬重的,并不在意能否超过自己。19171月,在致胡适的信中,透露了他的心愿:即让其速速到北大任教。许多年后,当二人各行其路,不在同一营垒的时候。胡适仍念旧情,还到南京监狱里见过老友。《新青年》的共同生活与北大时的友谊,怎么能一下子忘掉呢?在我的推测看来,胡适与他只有友情而无深情。原因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文化背景不同。一个是杜威的实验主义信徒,一个系法国与俄国大革命的崇尚者,哲学的脉络属于两个世界。其次是性格相距甚远。宽容与易怒,冲淡与竣急是难以兼容的。晚年的时候,有人写信与胡适,欲整理陈氏遗书,他的回答是:没有什么价值,大多是无用的。胡适觉得,陈独秀早年思想很浅薄,是杂凑的东西。后来又染有党八股气,亦不足为观。只是“晚年从痛苦中体验出来的‘最后’几点政治思想是值得表彰”。只喜欢从学术层面打量人生的胡适,自然是漠视了旧友的意义。昔日《新青年》主编的良苦用心,并未被这位同路人所认识。

  但是胡适确实看到了陈独秀致命的弱点。比如吧,对实验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认识,陈氏就混乱得很。胡适是将二者严格分开来的,陈氏则以为能合而为一用之,都是域外文明,为什么不能造一条阵线呢?胡适指出,辩证法来自于黑格尔哲学。那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之前的形而上学。而实验主义是后来的事,它诞生于生物进化论之后。属于科学的方法。两种思想自然就造成两种人生观。调和是无用的。陈独秀对这些背景,以及历史的景观了解有限。用胡适的话说,“未经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他对这位《新青年》主编的评价,远不及对鲁迅那么高。鲁夫子创作上的成就与学术上的功底,在胡适看来是难以企及的。鲁迅那么讽刺他,却从不还手,大度为怀是一个因素,实在是钦佩,也是不能够排除的。

  令胡适难堪和无可奈何的是,陈独秀的独断性和急躁性,是毁坏《新青年》以及新文人友谊的根由。他觉得这是难以接受的情感方式,也是知识群落里的痼疾。这是见仁见智的看法,后人也未必站在胡适的一边。不过回首当年,看那一段时光里的过客与隐士,难说陈氏的选择没有道理。用象牙塔里的公理,是不能量出尘世的一切是非的。只是在胡适的眼光里,令人视之,也有动人之处吧?1925年,在致陈独秀的信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沉痛的话,现在重读,好像依然新鲜。也照出了陈独秀的性格特点,在那一封信的背后,现代文化尴尬的一幕也历历在目:

  独秀兄:

  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我的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

  你我不是曾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绝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

  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诬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以自由主义眼光看世的胡适,在这一点上赢得了后世的普遍赞扬,认为确有君子之风,非文化的独断主义。在中国这样的土壤上,排他与偏激易,包容则很难。一个残酷的事实是:陈独秀也好,胡适也罢,他们的那些文化之梦,都不大行得通,当两人冲突的时候,他们没有料到,那些话语那么无力,几乎影响不了现实,彼此还都是“国民公敌”,百姓和他们还是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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