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的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 ，而"负责者"就是陈独秀。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陈独秀自此"不再视事" ，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位置。9月10日，陈独秀化装成病人和秘书黄文容、党中央出版局局长汪原放等四人，离开武汉乘船前往上海，一路上陈独秀不停的说："中国的革命，总要中国人领导" 。

    根据八七会议精神，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其中，广州起义与陈独秀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发动广州起义的最初动因是为了配合南昌起义军南下。1927年9月，中共中央致信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提出"广州城内，即须准备暴动"，"如取得广州，应当召集各路暴动的农民工人团体代表，开一革命会议，选出中国临时革命政府"。"设一常务委员会中（应选进仲甫、兆征、恩来等为主要干部）"，"以保证本党绝对领导权" 。但广州起义后建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只选举了苏兆征为主席，因种种情况陈独秀、周恩来并未参加。

    离开中央后，陈独秀情绪低落，他当时发表的文章均署名"撒翁"，据陈独秀当年的好友郑超麟解释"他署名'撒翁'，我猜想这个署名表示他撒手不再领导中国共产党之意。" 但陈独秀却对广州起义表现出极其特别的关注。1927年12月13日午前，他致信中共中央常委，对广州起义表示支持拥护，在信的开头他就明确的说："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这是毫无疑义的。" 还对广州起义提出了五条建议。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接到陈独秀的信后，中央常委给陈独秀复信说："接到你的信，正想答复的时候，失败的消息已经来了。大概的形势，现在还只知道报上的消息，但是太雷被杀的消息，差不多已经完全证实了。" 看见，陈独秀这封信是写在广州起义前的，细细研读陈独秀的这封信，不难发现他对当年广州起义的判断与看法是正确、独到的，而且还十分有远见性。

    一：果断提出"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的观点。

    广州起义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起义前，中共中央、广东省委对待起义态度犹豫，缺乏陈独秀的果断态度。

    "八七"会议确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方针后，不久，中共中央就积极着手准备广州起义。1927年8月20日，中共广东省委会议决定举行广州暴动计划，从8月20日到10月12目前，中共中央就一直在强调广州起义的必要性。1927年9月9日，中共中央还致函南方局、广东省委，提出起义"惟须立即开始" ，中共广东省委在10月2日致信中共中央，在10月上旬中央还复信广东省委"广州城内，即须准备暴动。" 但在lO月12日中央又突然致信广东省委，改变了原来起义的主张，认为"广州州暴动的计划应即停止" 。起义的准备工作被迫中断，而11月17日中央又决定借粤桂军阀战争的有利时机，发动广州起义，夺取广东全省政权，这充分表明中央在发动广州起义前的态度是犹豫不决的。

    起义前，广东省委内部对是否发动起义也有着激烈争论，他们对张发奎假左派、真右派的面目认识不清，对推翻张发奎的政策和决议案存在有不同的意见。中共中央在1927年9月9日指明"张已经是南昌事变的反叛行．已经是我们公开的敌人，我们与他已毫无妥协之可能。"但广东省委对张发奎仍然存在幻想，中共中央在9月9日还要求"我们的态度是坚决地与他绝缘。" 但广东"省委对张发奎尚存幻想。" 在处理等待主义问题上：中央连续三次要求"此时广东全省应不等待贺、叶军队到达，即行发展普遍的爆动"，但广东省委始终存在有消极主义的错误，差不多一个月拒绝执行中央起义的命令。当南昌起义部队，在叶挺、贺龙率领下南下广东失败后，广东省委要求各地积极准备暴动时，这一举动本来是正确的，但广东省委却又接受了中共中央停止起义的错误意见。

    二：提出农民应该是广州起义的关键，起义前，要首先解决农民的经济问题，让广大农民参与，这是广州起义成败的决定因素。

    陈独秀在给中共中央常委诸同志的信中，第一条就强调"在广州的非战斗员悉数遣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起暴动此事一刻也不能延搁"。"暴动时要立即解决农民的经济问题"，"并要解决农村中一般的疾苦事件"，而后"才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参加革命"。否则，"不独广州孤立不能持久，并且广州一旦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 。后来的实事证明陈独秀的这一提法是非常正确的，广州起义很快就失败了，其主要因素就是缺乏农民的支持。陈独秀甚至还提出：对农民"单是'耕者有其地'这个口号还不够，因为太文雅了，不能使广大的农民了解，而且农民的痛苦不单是土地问题。我提议用"四不"口号(不缴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更简明容易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而且又可以通行全国。我们此时若不用最彻底适合于农民自身经济利益的口号深入农民广大的群众，而只是幻想政治的暴动，暴动失败了(当然的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并且还会因此使农民离开我们，使国民党有组织黄色农民协会的可能。"

    在广州起义前，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武装反抗国民党，以城市暴动为斗争形式，就是党史上所说的城市中心论，当时即便是毛泽东也是这个想法"偏重在夺取城市的政权"甚至"幻想会占得沪宁" 也就是一举占领上海、南京等大城市，1927年9月11日，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五千余人。经转战和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率领这支不足千人的部队于 10月下旬进入了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1928年4月，朱德等率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余部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所部会师，井冈山红色政权和革命力量得到加强。从1929年到1930年，处在农村武装斗争第一线的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总结各根据地的斗争经验，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1930年１月，毛泽东在写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一封信，即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标准着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理论的形成。而实事上，陈独秀在信中已经提出了这一思想的萌芽，比毛泽东提出的时间还要早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

    广州起义前夕，我党做了大量发动组织工作，集合大批农民，准备参加起义，可起义时间突然提前．尽管迅速派人前往各县通知提前行动。但由于时间和地理的原因，结果不太理想，原定参加起义的各地农民军大多来不及赶到广州。广州起义本来需要各地农民的配合，但"各地农暴确无发动起来，番出、南海、中山、顺德、佛山等地方，都无发动暴动。" "广州暴动没有大规模农民暴动配合。" 广州起义后，1928年1月1－5日，中共广东省委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问题决议案》中，就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与教训时指出："此次暴动农民群众很少参加．除掉石围塘和黄沙的农民起来占据车站，四郊有很少的农民参加作战以外，其附近各县都未起来，以至反革命军队，可以毫无顾虑和障碍，很快的来围击我们，以至于失败。这是教训我们暴动必须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响应，方能保障暴动的胜利。" 1958年7月30日，叶剑英在《人民日报》发表题目为《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一文，叶剑英在文章中总结广州起义失败原因时，他强调农民的作用，叶剑英指出"如果当时我们不留恋城市，在起义之后主动迅速向农村转移．与当时正蓬勃发展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起义将会得到很好的效果。"

    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央常委给陈独秀答复的信中也说："原定的计划是大规模的发动农民群众的暴动，解决经济问题――尤其是土地问题。但是，据报上消息推测起来，这次广州的暴动，大概是敌方所逼出来的――逼得我们不能不早些动作的，因为农民协会的大会还没有能开，四乡农民暴动的发动还没有起来。"

    三：提出广州起义后建立的政权，不要用"工农政府"、"独裁政府"和"苏维埃政府"名称，要用"工农兵平民代表会议政府"，这样"似较妥当"。

    陈独秀在信中还对广州起义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强调说"'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这些口号我殊不以为然。""政权的中心当然是工农，而不可用独裁口号。"他还说"'苏维埃' 本来只是会议意义，苏俄政制精义是无产阶级独裁，离此，则苏维埃并无特别意义，"他认为应当使用"'工农兵平民(贫民亦不妥)代表会议政府"似较妥当。" 使用这一名称更能团结民众，让更多的人参加这场起义。但中共中央对陈独秀的答复是"'苏维埃'则是这种政权的实质，""独裁则是这种政权的内容"，"独裁是任何革命中都需要的，""海陆丰工农兵代表会初选出来的时候，只有四分之一是同志，后其余的人差不多四分之三加入我党的" ，否决了陈独秀的名称的提议。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半，广州起义爆发，6时左右，在原广州市公安局正是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这也是通过武装暴动在大城市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起义前，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建立苏维埃政府（以工人九，农民三，士兵三，党三人组织之）" 但后来成立的广州苏维埃职工名单看，12人都是共产党员。 同时，还提出"消灭反革命派（杀工贼及缴敌人武器等）" "不怜惜的消灭一切反革命，应该枪毙一切有一点反共产行动或宣传，或有反苏维埃的行动或宣传，及与帝国主义做反革命宣传的分子。"还"禁止国民党的活动，他的一切组织应即取消，若是有为国民党宣传的，应该受革命的裁判。""杀死一切压迫人的人。"

    四：提出放弃国民党的旗帜，"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 。

    在信中，陈独秀就国民党问题说，自1927年"七月以来，即以为我们不能再留在国民党，即不必再附属在国民党左派旗帜之下，亦即应独立行动；"在国共两党敌对的情况下，陈独秀还极赋有政治远见的提出"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早在1922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党内合作"的建议后，陈独秀就进行了强烈的抵制，提出共产党、国民党可以进行"党外合作"，在信中陈独秀再次声明："现在仍旧是这样的意见。""七一五"政变前，陈独秀就察觉了披着国民党左派外衣的汪精卫"其漠视农民利益，现在更加反动，广西老宣传广州共产政府仍举汪为主席，自然是极滑稽的造谣作用，惟广东方面，如尚赞成土地革命的国民党员，无论是团体或个人，我们应该与之公开的党外合作，不必强之加入我党，在民众工作上，在政府工作上，在军事工作上(在军事工作上只有我们的力量超过他们便无妨)，都应如此。"陈独秀甚至提出"国民党各级党部如有赞成土地革命者，可许其存在，可与之开两党联席会议。即谭平山如以国民党地位或另组他党而能从事土地革命工作，我们也不可加以排斥。"强调指出"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对于国民党亦如此。"

    但当时的中共中央给陈独秀的答复是：召开"两党联席会议恐是不能实现的。"

    五：提出"广东离香港太近，易为帝国主义者所袭击，我们为保护新政权起见，反帝行动要十分谨慎。"

    但中共中央及广东省委都忽视了帝国主义对起义的巨大威胁，他们提起的口号打击面过大，在自身力量比较弱小的情况下，把帝国主义也纳入革命的对象。早在1927年9月23日，中共广东省委在《我们目前的任务与政策》（通告第10号）一文中，在暴动后的工作大纲中就外交政策指出："对帝国主义暂取防御政策，防御其挑衅。因此暂时对于租界、关税、教堂及一切外人生命财产不加妨碍。""加强反帝国主义之政治宣传。""为对付帝国主义挑拨起见，应准备以罢工、排货等手段对付之"。 起义爆发后，在1927年12月11日发布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书中再次强调"打到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革命派！" 同日的《广州苏维埃宣言》中又呼吁"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这些口号必然激怒帝国主义，加上起义前，起义领导人张太雷等对帝国主义的强大认识不足，他们错误的"估计我们动作起来之后，帝国主义虽然在沙面驻有军队、白鹅潭里泊着军舰，也未必敢轻举妄动。"

    广州起义爆发后，立即得到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声援，第三国际向欧洲工人阶级发出号召"赶快支援中国的苏维埃"；"要求帝国主义军队立即撤出中国" 。当时，在广州学习和居住的许多朝鲜、越南朋友也参加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爆发，也使在广州、香港的帝国主义者大为震惊，据当时报纸报道，英、法、美、日、荷兰和意大利等六国公使得到广州爆发武装起义的消息后，连日数次聚会，研究对策。因广州与香港毗连，英国公使尤为焦急不安。他宣称，广州发生的事情已经超过中国"内乱"的范围，呼吁各国应当采取行动。但其它各国公使认为，国民党军队已纷纷向广州进发，不难把起义镇压下去，主张暂时观望。帝国主义者"互议多时"，最后他们达成协议，一旦广州出现公开反对列国的行动，他们就联合采取军事行动。最终，在起义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12月12日，中外反动势力纠集起来，向广州珠江以北的市区反扑，起义军最终陷于绝境。叶剑英后来回忆说：国民党军队在"帝国主义军舰的帮助下进展很快"，大革命的失败，"是由于国民党的叛变和帝国主义的干涉" 所致。

    六：明确提出：广州起义发生后，苏俄同志"最好绝对不赴粤参加工作" 。

    为了避免引起国际纠纷，陈独秀在信的最后特别指出："苏俄同志，此时最好绝对不赴粤参加工作，他们最好选择有革命经验者数人，在上海组织一委员会，帮助中国党的中央。由他们的委员会派一得力同志驻香港察看广州情形，及中国同志在粤工作有无错误。"

    实际上，并没有象陈独秀的说法那样去做。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八七"会议决议的精神，决定待南昌起义军逼近广州时，发动广州和附近工农群众武装起义，夺取广州政权，1927年9月中旬，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汕头，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即偕共产国际代表一同前往潮汕迎接南昌起义部队。9月30日至10月3日，南昌起义军在潮汕的汤坑和三河坝两地连续失利，广州起义的计划也随之落空。

    1927年9月下旬，张发奎率国民党第二方面军进驻广州，这就与原来占踞广州的桂系军阀产生矛盾，桂系的李济深、黄绍竤立即布置军事，从梧州、潮汕、阳江三面进攻广州，张发奎的主力部队不得不倾巢而出，这样，广州的防务就变得十分空虚，我党决定再次在广州组织武装起义。开会讨论时，一位共产国际代表亲自出席会议，他反对广东省委决定发动起义的计划，主张应以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名义与黄琪翔谈判(张发奎的一个部下)，随后，这位共产国际代表又到香港向广东省委陈述自己的意见，为此，中共广东省委及省军委曾分别召集会议，经讨论否决了这位国际工作人员的意见。

    中央11月扩大会议结束后，11月26日张太雷在广州召集省委扩大会议，讨论广州起义问题，共产国际代表纽曼亲自出现会议，中共广东省委作出发动广州起义的决定后，共产国际代表纽曼等人也参加了发动起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据统计，参与广州起义的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工作人员有三人：纽曼、哈西斯和一位尚不知姓名者。起义失败后，张发奎、李福林的反动军队对广州人民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在这次反革命大屠杀中，因为共产国际代表参与了广州起义，国民党反动军队对苏联驻广州领事馆进行袭击，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座落广州郊外。据苏联驻广州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回忆："他们开始把其他的同志往出带，一个个都被绑了起来，乌科洛娃和我的妻子都怀抱着孩子，但也被连孩子一起绑了起来。他们让我们在墙边呆了不一会儿，接着把所有的人两个两个地绑了起来，把我们一对一对栓在一根长绳上，然后带往城里。" "参加领导起义的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哈西斯和领事馆工作人员波波夫惨遭杀害。"

    从上面的六点分析可以看出，陈独秀给中央常委的这封信，对广州起义提出的建议是十分正确的，预测也十分准确，表现了陈独秀对时局敏锐的洞察力。

作者是广东海洋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