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去了解这个离我们很近，又很难看清的人物。开始，我只是在阅读别的历史人物时，偶尔碰见了他，怦然心动了一下，便一闪而过；后来，当专门阅读中国近现代史时，发现无论如何也避不开他了，就只好专门去拜访他。当走近时，没想到一见如故，如痴如醉，且如“五四”青年一样，极想认他为师长。相处一段后，我身上便开始流淌起他的血，开始与他一块儿呼吸，他的命运仿佛成了我的命运，我的情绪随着他的沉浮而起落，直至我随他走完了他的人生，我才恍然跳出他的左右，猛然间他又成了一个高不可攀的巨人，站在我的面前，需仰视才见。
他就是陈独秀。
一
陈独秀是伟大的。
这一点先由他的爷爷陈章旭发现，他曾对别人说，陈独秀将来“不成龙，便成蛇”。虽然这是一句还不能肯定的话，但毕竟已有百分之五十的机率了。
其实陈独秀与他这个“四书五经”爷爷相处得是不怎么和谐的，他爷爷是他的第一个老师，也是他最不喜欢的“八股式”的古板老师，因此，他常以桀骜不驯的态度与其对峙，也常遭爷爷的打骂，可他又偏是越打骂越不服的“硬头货”，以致于第一个发现他是“千里马”的爷爷成了他一生中的第一个对抗者。
在陈独秀的自传中，他爷爷的形象仍是不怎么好。但是，我们又不难看出陈一生中受其爷爷那种中国最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何等之深。可以这样说，可能没有他爷爷对他的教育，他之后的人生就可能会少一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骨气，更可能会少一些与一切旧势力抗争的斗志与勇气。所以，我认为，他爷爷是他一生无形中学习的榜样，也是他一生无形中抗争的对象，他爷爷是对他一生影响最深的矛盾统一体。
要谈及陈独秀的伟大，不管是仁者智者，都可能会罗列出许多条来。比如他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他是第一个向共产国际与苏联说不的，他更是第一个主张在党内反对领袖专权和个人崇拜的等等。最重要的还有，他是一个很少人能比的国学大家，在古诗词、书法、古文字学方面都有着很高的的成就。这每一条都足可以让他彪炳史册。
可我这里，对这些已不想再多说，我想说的是，他的伟大，更表现在他的“君子坦荡荡”的性格与行为上。
陈独秀的“坦荡荡”从时人来看，一是大家给他了个“火山”的外号，“火山”者，一触即发，什么人会一触即发呢？只有心无挂碍者。二是与他交往甚深的鲁迅曾评价他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问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陈独秀正是这样一位“用不着提防”的光明磊落的人。
从他一生的作为上看，更是一目了然。
这里随便说几件事情。
一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在为运动推波助澜中，作为运动领袖，大可以站在幕后的，可以他的性格又是不可能的，6月8日，在各地学生成百成百地被捕之时，他终于耐不住性子，站在了战斗的最前沿，由一个领袖变成了直接站在阵地上的战士。先是写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说“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然后，他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践行这研究室与监狱的生活，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委托胡适译为英文，11日夜印成传单，自己装在衣服兜里，就到当时北京夜生活最繁华的新世纪楼上散发，以致于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身陷囹圄。就这件事，一向主张“壕堑战”的鲁迅对其做法颇有微辞，毛泽东虽然为他大呼“万岁”，但若是他也必定不会这样做，这一点从毛泽东南北征战很少在战斗前线呆过可知（这里我没有不尊敬伟大领袖的意思，仅是一个比较）。但从这件事可见陈独秀的性格及做事的风格，真如三国许褚赤膊上阵一般，不仅是不懂得“明哲保身”，而且有点儿没有领袖“稳坐中军帐”的风度了，这也大概正是他人生的悲剧所在。
二是他对第三国际与斯大林的态度。在这一点上，党史中常把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真是冤枉之冤枉的。事实上，外号“火山”的他，一生以“炮轰“为快事，又怎会做得了投机投降的事呢？当他第一次见第三国际的马林时，就因要走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路，而不愿戴第三国际的帽子而不欢而散。后来更是来一个反对一个（当然不是无故的反对），包括第一次国共合作，其中共产党人一味地依靠国民党，他也是反对的，那本是斯大林不了解实际“瞎指挥”而已，可是陈独秀却最终担了这责任。这是陈走向托派的原因，也是他反对领袖独裁、注意党内民主建设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如果他每次都听第三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未必就不走那段弯路，甚至会更曲折；如果他对斯大林的“遥控”唯唯诺诺，可能他不会被“八七会议”秘密处分，但那也就不是陈独秀了。从现在看，整个事件中的“投机”事实上是第三国际与斯大林的“假国共合作”造成的真投机，结果让陈独秀挨了板子，这里面与斯大林的“独裁”有关，但更多的也看出了陈特立独行的个性给他带来的人生不幸。
三是1933年章士钊力辨陈独秀“危害民国案”。1932年陈独秀在自己创建的共产党人的讽骂中，被国民党政府的上海共公租界巡捕房逮捕，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于1933年4月以“危害民国案”在江苏高级法院受审。作为老朋友的章士钊为其辨护，说陈为“托派”， 可“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托派有功于国民党也”。但谁料此辨护招来了陈独秀的当庭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辩诉状》为根据。”那么，陈独秀“本人之政治主张”是什么呢？就是要打倒国民政府。如此的不容更改，如此的凌然之气，真可谓是浩浩然之伟丈夫也。
二
陈独秀是潇洒的。
潇洒中的陈独秀最具有传统文人的风神。
在我认为，这也正是陈不适合当政治领袖的缘故。
可我还是由衷地欣赏、赞美这潇洒。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当属1932年到1937年，他被捕至监狱的那段日子。
当时已是“托派”的陈独秀因谢少珊的出卖而被捕，这也是陈独秀一生中的第五次入狱，他可能对此早已司空见惯了吧，不仅没有丝毫的吃惊，反而坦然面对。首先是当他得知他是被自己的同志出卖时，没有气恨，而是很“理解”人地说，这孩子胆子小，上一回逮捕他就表现出来很慌张，很不成熟。其次是当他被押解至南京的路上，他竟在列车上酣然大睡，若无其事。第三，当在国民党军政处被审讯后，一些青年要求这位大名人签名留念时，他兴致颇高，欣然写下“三年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豪言壮语。后来在法庭上的意气风发，喜笑怒骂更显得风流倜傥，潇洒绝伦，接着在狱中的生活就更是潇洒上的潇洒，在中国历史可谓空前绝后的奇观了。
对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不管你陈独秀是共产党，还是“托派”，应该说都算是罪人，应该按狱中的规矩办事。正如狱卒对陈所说的，不管我们执行的法是“恶法”，还是善法，总胜于无法。可陈是不以为然的，他说是“恶法，就要打倒。并以绝食抗议，最后还真获得了胜利，不仅“打倒”了“恶法”，还在那不可能有自由的地方，争得了比正常人还优厚的待遇。于是一个“狂士”式的文人陈独秀出现了，虽然大家还把这些看做是一个政治家的作为。
于是，他的狱室被国民党政府专批资金进行修缮后，他托朋友弄了两书架的书放在里面，要么会会朋友，要么做做学问，有病了还可以请来名中医，还有他的“托派”同志濮德志、罗世藩两个狱友轮流照顾，再后来干脆把老婆潘兰珍找进来天天照料他的生活，甚至有史料说他还在这小小的狱室中过起了夫妻生活，并对狱卒辨说，他的性欲又没犯法。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一个犯人，天天与最亲的同志、爱人一块生活着，想会朋友就会，不想会朋友就坐下来做学问，连夫妻生活都不耽搁，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又有谁能做得呢?
把生死看得如此洒脱，把性情放纵到如此地步，把监狱与研究室合二为一，把人生升华到天地仿佛无他，遍观历史，恐怕也只有陈独秀了吧。
他在狱中时，大画家刘海粟曾去拜访他，他为其写下一幅对联：
行天愧怍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若虹。
这是陈独秀对自己评价，也足可看为是他一生性格风骨的写照。
三
１９３５年，刘海粟在黄山上画了一幅《古松图》，以表当时孤独的心景。陈独秀见此画后，触景生情，在上面题了几句话：“黄山孤山，不孤无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此非调和折衷于孤与不孤之间也。”从中我们可看出他那种身处逆景、以孤独为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这也正说明了当时的他还是倍感孤独的。
在陈独秀的一生中，这样的感受又有多少啊！
所以，陈独秀也是孤独的。
首先，陈独秀的孤独来自于他常走于时代最先，而无人同行。当他爷爷教他时人必学的八股文时，他却深恶痛绝；当别人都认为他可以学而优则仕时，他却嘲讽着科举制度走向了康梁；当大家都满口道德奉行礼教时，他却与妻子的妹妹比翼双飞了；当大家都之乎者也地写文章，守着千年古训时，他却创办了《安徽俗话报》、《新青年》，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他每走一步似乎却会树起一群敌人，他一生中也有很多朋友，但是，能与他并肩至终的似乎没有，虽然这里面不乏他个人性格缺陷与所走路途的错误，但大部分时间，却是因为他的先行而只有孤独的走着，正如早起的启明星一样。
其次，陈独秀的孤独来自于他理想主义式的特立独行。这一点很有点象宋代苏东坡先生的遭遇，王安石变法他不同意，司马光的保守他也不同意，那么，是不是他错了呢？历史证明，他也没有错，只是他太理想主义了，现实中根本做不到而已。陈独秀亦然。他不愿走第三国际给他指的路而又无奈地走着，但他仍没有逃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他当中国的“托派”，并不是走向了中国共产党的反面，而是他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不应该是那个样子的，章士钊说他当“托派”“有功于国民党”，但他却仍被国民党作为共产党的领袖而被捕；最后，在政治上，他似乎走向了所有人的反面，成为了真正的“孤独者”，他在最后的岁月里说不再属于任何派别，但我们从他后期的著述中看，他最终也没有走出自己亲手创建的党，只是他心中理想的党是不同于时下的那样，虽然历史证明他是错误的，但那“错误”的言论让今人看来，仍不乏真知灼见。他在生命的最后偶巧地写下个“抛”字，大概可以作为他孤独心态的别解吧，可是，他的孤独，是由于他“抛”了别人，还是别人“抛”了他呢？我想，以他的性格，应该是他先“抛”了别人吧，并且这“抛”是理想主义对现实的抛别，由于，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来都是主动的，反叛的，谁也别想降伏这天马行空，终身反判的硬汉子。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的：
悠悠道途上，
白发污红尘，
沧海何辽阔，
龙性岂能驯。
陈独秀用他一生向世人证明，是龙种，就决定了他的不入俗流，更决定了他的孤独。
四
陈独秀更是悲剧的。
他悲剧人生的形成有很多因素，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他以一个意气风发的文人书生去做了政治家的事业。
可文人与政治家做事完全是两码事的。在这方面有很多人都有高论，近日，大作家王蒙在出版他的新著《老子的帮助》时接受采访，谈到李商隐，有一段关于文人与政治家的妙论，我认为对分析陈独秀有很大的帮助。
首先，王蒙说：“政治和文学有时候是有关联的。尤其在革命、战斗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爱好文学的政治家。没掌握政权，就会幻象着推翻现有政权的黑暗，进入光明的未来，这就是革命和文学天生的血缘关系，革命需要煽情，而文学是具有这种煽情力量的。文学在批判和煽情产生的能量甚至超过它的建设的力量。越激烈的政治斗争下，越容易产生文学。”这一点，在陈独秀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的文学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那煽情的语言，战斗的激情影响了当时整个青年人的情绪，这也为他最终走上政治生涯，铸成悲剧的一生奠定了基础。
其次，王蒙说：“许多特别好的文人，比如李商隐，……他不像个政治家，他不是在官场上能够左右逢源、当机立断、软硬兼施的政治家，不是能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甚至在复杂的情况下进行自我保护的政治家。”这段话说出了文人与政治家的主要区别。一是文人做事是感性的，重于性情，而政治家则是理性的，重于权谋。二是文人大都是理想主义者，在现实面前往往只是个批判者，在实践中往往碰壁，而政治家则是现实主义者，在现实面前往往是个改造者，在实践中，或者“左右逢源、当机立断、软硬兼施”，或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三是在对个人与事业的态度上，文人在斗争中总是纵于性情，痛快酣畅，讲究“士可杀不可辱”，比政治家表现得更有气节与不怕死。但真正的政治家往往是不这样的，他们更能从长远出发，讲究战略与战术的区别，“大丈夫能屈能伸”，“在复杂的情况下进行自我保护”。
这三点文人与政治家的区别，哪一样都说明陈独秀更适合做个文人，虽然大家都更多地把他看作是政治家，这也正是他悲剧的所在。
陈独秀做事爱感情用事，总与周围人发生冲突，很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动不动就发脾气。但是他对人却总是坦诚的，内心总燃着火，从不耍阴谋鬼计。于是他作为政治家总被人算计，总成为别人斗争的牺牲品。于是他被先后戴上了自己感到憋屈，后人看着冤枉的“右倾机会主义”、背判党、汉奸卖国贼的帽子。
陈独秀做事总有理想化的影子，这一点在新文化运动中是发挥着积极作用的，由于他在打破旧世界旧思想时，总给人以希望和力量，但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他的理想化总给人一种纸上谈兵的感觉，甚至有时显得幼稚可笑，倘若付诸于实践，那将更容易成为灾难。比如他在北代战争后期，他天真地认为通过搓和蒋汪合作，会使中国共产党在蒋汪制衡中寻找生存空间，可结果是蒋汪谁也没有能给中共以利益，给革合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他个人也因此处于全面围击、无路可走的地步。
陈独秀对待个人与事业的关系上，更是书生意气，疾恶如仇，九死不悔。不用说别的，只他一生五次入狱，就可以看出他从来不懂得“自我保护”，作为领袖往往表现出“匹夫之勇”。
说到底，陈独秀更象个文人，他作为政治家，缺少理性，缺少权谋，缺少了对现实改造的可操作性思维，更缺少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决胜千里之外的领袖风采。所以，他注定当政治家是失败的，是悲剧的，同时也如胡适认为的，因为从事政治，也使他失去了做大学问家的机会成本，更可谓悲剧中的悲剧了。
五
历史是寂寞的，也是热闹的。
说它寂寞，是由于它往往以过去的真实，再不能让后人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而只能站在我们无法触及地角落里孤独而寂寞着。所以，李白才有“古来圣贤皆寂寞”的感叹！
陈独秀，这位曾经被全中国的年青人作为偶像崇拜的世纪伟人，别说死后多少年无人念起，就是他在世的最后岁月，也早已显得寂寞不堪了，朋友与亲人，死的死，别的别，只有那个几乎不能与其有学识、政见沟通的潘兰珍还在身边。死时，全国人民都在抗日的民族大义中奔忙，也几乎没有人关心到他的离去。
历史也是热闹的。虽然它的绝对真实已无法还原，但也正因这无法还原，才引来了后人如解谜一样的热闹与纷争，正如“千江水有千江月”。更何况有些历史本身就那样的纷繁复杂，迷乱引人。
陈独秀更是一个人格魅力无穷，政治命运悲惨，生前评价不一，身后常起纷纭的独特历史风景。
此时，我忽然想起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然山，看水仍然是水。
我们读史又何尝不是如此？
陈独秀只有一个，就是那个1879年生，1942年死的陈独秀，他已经寂寞地站在历史长河的一个角落里了。可当我们力图拂去历史的尘埃，了解认识他时，在他的山山水水之中，能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能有几人？能最后又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又有几人？我们不得而知。
只是我每每阅读陈独秀，心都会为之怦然。
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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