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叶兴起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当然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毛泽东、郭沫若等一大批名字相关联。但是，细数新文化运动兴起发动之功，却与两位安徽籍的人物陈独秀、胡适更为紧密。

　　新文化运动何时开始的，学界有不同说法，有说1917年，也有说应从1919年的五四开始算起，笔者比较赞成1915年说。

　　众所周知，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些可以称得上历史枢纽的关键年代，1915年就是这样一个年代。这一年，袁世凯公然打出称帝复辟旗帜，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民对民主共和政治的政治追求全盘否定，开历史倒车，近代历史回到黑暗的极点。但历史在艰难困境中又孕育了新的生机，开启二十世纪新时代新文化的队伍中就有一群安徽人。也就是1915年，有两位年轻的皖籍知识分子，分别在太平洋的两岸，做了两件主旨同一的事，吹响了新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序曲。24岁留美学生、安徽绩溪人胡适在这一年的暑假，就中国的文字改良问题，与旅美的中国同学辩难之中，得出了“文言是半死的文字”结论，进而提出要以白话为正宗的“文学革命”主张；36岁的安徽怀宁人陈独秀，则于这年的9月，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2卷后改名《新青年》)，为新文化的创造构筑了一个崭新的精神和思想文化阵地。胡适的白话文学革命主张因新文化运动声名远播并在成长中为新文化的广泛传播，发挥了巨大的功能效用，开辟了中国大众便利使用语言文字的现代语体文时代；陈独秀不仅引领新文化在民主、科学道路上正确地行走，进而创立了有新信仰的中国社会新政党——中国共产党，为其后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组织上的贡献。团结在陈独秀、胡适周围的一群安徽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社会转型，作出了不同凡响的努力和奉献。所以说，1915年，反袁的讨袁军先驱人物蔡锷等人的贡献是政治上“去旧”，那么，胡适、陈独秀辈的贡献是文化上“启新”。

　　不能否认，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众人之力，领导新文化运动的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领袖群体，但是在这个群体中，起到中枢作用的，是哪几位人呢？陈独秀1940年有一段话值得回味：“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1940年3月24日《中央日报》)三人中，安徽人有两位：陈独秀和胡适。

　　而在胡适、陈独秀周围还有一大批人，他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也是值得研究的。不能因为陈、胡两个人的光辉太耀眼，就忘记了满天的星辰也是非常璀璨的，本文想说明的是，这璀璨的人物中间，尤其是最初的那一代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他们当中在《青年杂志》第一卷发表文章的作者多半竟是安徽人！

　　高一涵(1885－1968)，是安徽六安南官亭人。1916年7月，高一涵回国，积极为《新青年》撰稿，后又与李大钊一起专事《甲寅》日刊的编辑、撰稿工作。1918年，任北京大学丛书编译委员，并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轮流编辑《新青年》。同年11月，又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共同创办《每周评论》。高一涵是《新青年》杂志第一批作者，他发表的《一九一七预想之革命》、《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等，是可以与陈独秀胡适文章相媲美的。

　　刘文典(1889－1958)，安徽合肥人。1916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研究诸子著作。“五四”期间，刘文典站在新文化运动的一边，曾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担任英文编辑，翻译了《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叔本华自我意识说》、《富兰克林自传》、《美国人之自由精神》等外国学术论著。刘文典最出名的事迹是因骂了蒋介石差点被枪毙，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骨气。

　　高语罕(1888－1948)，原名高超。安徽寿县人。1915年后在上海以写作谋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为《新青年》撰文。1916年秋，赴芜湖任省立第五中学学监兼授英语。在该校创办学生自治会，并创办商业夜校二所，支持蒋光慈、钱杏邮、李克农等组织安社。1923年春参与组织成立芜湖劳工会。在此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春在南京病故。

　　潘赞化(1885－1959)，安徽桐城西乡(今练潭乡潘楼村)人。民国元年(1912)，安徽都督柏文蔚委任其为芜湖海关监督。到任后他整顿关卡，杜绝偷税漏税。所有税收，悉数上缴上海同盟会，支持革命。对此，孙中山曾当面称谢。他身高体魁，长髯拂胸，举止潇洒。与陈独秀交往甚密，支持陈独秀的革命活动。另外，他的小妾潘玉良在他的支持下，成了著名女画家，这成了艺坛佳话。

　　李辛白 (1875－1951)，白话文的倡导者，无为县人，清末拔贡。光绪三十四年在上海创办《白话日报》，被胡适推崇为我国推广白话文的“开山老祖”。“五四”运动爆发时，他组织编印的2万份《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是当天发出的唯一传单。

　　《新青年》的其他两个主要作者易白沙、谢无量，虽然不是安徽人，但都是自己追随父辈在安徽长期工作，与陈独秀等有革命情谊的人。1916年9月后的第二卷作者，也有不少是安徽人，如胡适、程演生、程宗泗等； 1917年3月后的第三卷，陈独秀到了北京大学，《新青年》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其主要作者仍大多是陈独秀相识的老朋友，如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等。安徽人王星拱是发表科学文章最多的人之一。另外还有为《新青年》出版积极奔走的近代出版家汪孟邹、汪原放叔侄、为《新青年》、《每周评论》在北京出版印刷、出版贡献甚多的北大出版部主任、无为人李辛白等，还有一位不能不提，他就是第一部记录“五四运动”的著作《五四》的作者，也是最早写出白话文法书籍的作者、疑问代词“哪”的发明者蔡晓舟⋯⋯近代以来一群安徽进步知识分子，走在近代中国社会前列，引导社会新思潮。

　　写这篇文字，并不是为了炫耀安徽的文化，而是有所反思，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安徽是文化资源大省，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底蕴丰厚，不仅具有发展文化产业的独特优势，而且具有敢闯敢试的优良传统。例如老庄道家学派、建安文学、桐城文派，徽州文化等等，都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辉煌的文化成就当然建构了安徽文化的丰碑，但是，我时常在想，为什么近代以来，我们安徽文化发出的声音相对减弱了呢？

　　或许这个结果的发现，对于安徽文化的建设，乃至中国文化的建设来说，都是一份难得的贡献吧！(作者为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