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文化振兴。这是关涉长治久安的国策。当然也是一个巨大的课题。笔者从不同的层面在不同的文章里展开论述。本文只试图从欧洲文艺复兴，中国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事件中寻求某些启示。
　　
　　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只注重物的作用，即注重经济基础，并提升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忽略文化的作用。其实文化系统才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动力。对于这一论题，笔者已在《孔子人性论、君子人格及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机制》中进行详尽的论述。
　　
　　简而言之，文化既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其本身也是人类文明的一部份。任何社会理论和社会制度都必须与文化环境相容，由文化体系支撑，而不是相反。具体上，文化陶冶人们性情，培养高尚情操，起教作用。文化也有有娱乐大众的功用。更为重要的，文化能拓扩人生价值，即创造人类的非物质性人生价值。从而能消弥人类在物质领域的争夺，有稳定社会的功用。
　　
　　而文化自身的发展完全依凭人类个体智力的创新创造性活动。文化就是人类智力的积累和合加。文化是不能批量生产的，也并非在权力的强制下，可以生成。相反，在权力铁壁之上，灵感不生，智慧之花不发。

　　一、欧洲文艺复兴与西方文明发展
　　欧洲文艺复兴胎育了西方现在文明，已是公认的事实，无需多说。在此只想恢复人们的记忆，重新追寻文艺复兴的本质元素。
　　
　　有作家以饱含激情的笔调，对文艺复兴这样描述：“文艺复兴，那是崭露了近代欧洲文明灿烂曙光的伟大时代，那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史期，以它的热情、智慧、才能和创造性所形成的人文精神，就象宇宙太空彗星之光，闪烁了历史苍穹。它泽被后世，令人永远惊叹与景仰。”
　　
　　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可知，虽然上面的描述充满情感，但是正确的。所谓文艺复兴，正是古典知识重生；即人们重新发现了欧几里得、托勒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先哲们在科学和哲学领域留下的宝藏。从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乐观和理性，喊出了激动人心的口号--发现人和自然。在这特有的时代精神的陶冶下，产生了众多的天才人物。最杰出的有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桑齐奥。
　　
　　传记作家写道：“伟大的画家达.芬奇，以他令人惊异的博学多才，为他在后世赢得了众多的头衔：画家，雕塑家，建筑学家，音乐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军事学家，解剖学家，机械工程师等等。”一部《达.芬奇密码》，500年过去了，依然令人如醉如痴，希望能追寻伟人的足迹，明了其成功的秘密。
　　
　　总之，人们对这些巨星产生由衷的敬仰，贵族从此便暗然失色。因此人们寻找到了伟大和崇高的真正含义。正如［法］雨果在《莎士比亚传》中写道：“历史不会否认武将和帝王的作用，野蛮有时须用粗野去对付。但是应该是把思想家放在前列，把行动者放在后面的时候了。真正的历史将寻找深层次的原因，将从哲学和科学上研究人类先后的推动力，将更重视思想的巨流。思想的征服者不受地域所限，其光辉照耀全人类。人类不再被支配，而是被引导。促成思考的人，才是真正的征服者。”
　　
　　综合上述可知，文艺复兴为人类开启了乐观理性的时代，并为人类文明史作了新的注释。具体上说，文艺复兴成功地使科学文化事业争脱了权力系统的奴化和约束，并反过来，为权力的合法性进行背书，为权力的运作提供支撑环境。因此人类找到了真正的伟人和英雄，而贵族和政客也甘愿敬服这些英雄。这便是文艺复兴的灵魂所在。从此，西方勃兴的创新创造力便长盛不衰，西方文明便独领风骚，傲视群雄。

　　二、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知识分子人格异化-- 政治化

要明白这一异化过程，首先要弄明白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但要全面论述，纤毫毕现，并非易事。在此只能简捷扼要。我们从两条脉络追寻。一者，不合作的出世主义，其理论和信仰是老子和庄子学说。代表人物谱系中，除了老子和庄子之外，有晋代的稽康等竹林七子等等。
　　
　　二者，积极抗争的入世主义。此派虽源远流长，其理论是儒家学说。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春秋战国时代的董狐（据《东周列国志》记载：一日赵盾步至史馆，见太史董狐，索简观之，董狐将史简呈上，赵盾见简上写明：“秋七月乙丑，赵盾弑其君于桃园。”赵盾大惊曰：“太史误矣！犹可改乎？”狐曰：“是是非非，号为信史。吾头可断，此简不可改也。”），宋代的文天祥，明代的方孝儒、海瑞，近代的康有为等等。
　　
　　这些中华民族精英，以其光辉人格铸造了中华之魂。中华文明也因之而继往开来，永生不灭。然而这种独立于权力系统的伟大人格，经过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现已荡然无存了。下文将追寻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历程，揭示知识分子人格异化的事实。
　　
　　五四运动，似乎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也得到不少知识分子颂扬。汪晖以激昂的笔调写道：“五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不啻是一个辉煌的梦想，一段不能忘怀的追忆。它意味着思想的自由，人性的解放，理性的复归，永恒正义为为时已晚却匆匆而去的来临。”
　　
　　但是，如果我们替心思索，在这些令人不得要领的赞美之词背后的事实正是：五四运动其实是一个救亡的政治运动。在当时的时局下，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注定了五四运动更多的是激情，欠缺的是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更多的是外来的主义，欠缺的是创新创造。在五四运动所产生的精英身上，人们能追寻的只有信仰和主义，没有厚重的创造性学术，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巨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在当时，也有有识之士意识到这一问题。胡适曾大声疾呼：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但受时局所限，这种声音是另类的，不断式微。实际的结果是：各种思潮相激荡，最终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成了主流。

　　总之，五四运动之功在于破，而立者寥寥。伴随着打倒孔家店和彻底否定中华传统文化，也彻底嶊毁了知识分子的君子人格；并为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打开大门，也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异化，即政治化，可以说从五四运动开端，到文化大革命便大功告成。
　　
　　如果说五四运动的初衷是纯正的，那么对文化大革命来说，就费思量了。李泽厚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写道：“把文化大革命的动机简单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层最高领导的争权，是肤浅而不合实际的。就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来说，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
　　
　　因为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所以以新人新世界的理想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彻底嶊毁知识分子传统人格，便有合理的逻辑。在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条件下，就要求国人无条件地服从，不允许存在独立的思想，更不能有独立的人格。
　　
　　总之，经历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中国知识分子彻底被改造了。“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成了古老时空发生的美丽故事。“为天地立心，为苍生立命”不如自私自利。权力、金钱、肉欲，样样使人砰然心动，称心如意。这就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君子人格大相径庭。虽然目前各种思潮激荡，但纯粹是信仰和主义之争，丝毫没有学术的成分，也没有多少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的内含。古代流行“不问苍生，问鬼神。”而今天却是“不问苍生，问主义。”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下，中华民族复兴无望。伟大的事业，必有伟大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