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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陈炯明关系考释

  发表日期:2011年4月11日   出处:粤海风网络版    作者:曾庆榴     【编辑录入:多声

陈独秀与陈炯明的关系,是史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但因种种原因,二陈双方的史料及有关著述,对这一点的叙述却不够充分。

1920年,陈独秀从北京移居上海,从事宣传及创党活动;而陈炯明正率粤军驻福建漳州,经营闽南护法区。二陈的信息交往,应当是从这时开始的。什么是他们建立联系的因缘呢?

陈炯明率兵入闽,始于1918年的夏天。他在闽南悉心整顿部队,拆城修路,筑堤治河,禁烟(鸦片)禁赌,不但处处表现出有所作为的样子,而且以“社会主义者”自居,有意将闽南护法区,搞成社会主义的“试验区”。陈炯明致信孙中山说:“现着手各属交通,计明年可得二百里之马路,驶行汽车,并施行劳动教育,使劳动界皆识字,思想可变迁,然后图社会主义之实现亦非难事。”[1]当时的漳州,也被世人看作是在搞“社会主义”。有一篇题为《游漳见闻录》的文章写道:“从他们(指在漳州出版的《闽星报》及《闽星》半周刊)的言论看来,很像是传播社会主义的。有人告诉我说,漳州是闽南的俄罗斯。”[2]漳州不但是当时政治、文化名人如吴稚晖、李石曾、胡汉民等争相造访之地,而且引起了苏俄使者的注意,1920年4月,俄人波达波夫(化名路博)曾专程到漳州考察。当时居住上海并热衷于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的陈独秀,对陈炯明的上述活动,不可能不予以相当的关注。

早在1920年2月17日,为邀集国内教育界人士筹建西南大学,陈炯明曾经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切实保护陈君(独秀)赴沪,以便借重筹议”。[3]这说明陈炯明是十分看重陈独秀的。在此前后,二陈已经互通书信。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戴季陶)曾向我盛赞陈炯明,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将军。陈炯明那时任粤军总司令,驻在闽南的漳州、长汀一带,这位将军仰慕新文化,爱谈社会主义,因与在上海的戴季陶、陈独秀等人经常通信研讨。”可见二陈之间,未谋面已有书信的来往。而他们交往的动因,不在别的方面,正在于对社会主义问题的“研讨”。张国焘的回忆录还写道:“戴季陶曾强调指出,陈将军的驻防地区可以实验社会主义,如社会主义教育、新生活方式以及各种社会改良都可试办。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大学和理论刊物如《共产党月刊》等都可在那里办。”[4]

陈炯明为开辟闽南工作的新局面,引进了大批新派人物。他不但将朱执信这些人作为他的重要助手置诸身旁,而且将他在广州晦鸣学社时的“旧人”梁冰弦等人,也招至漳州工作。梁冰弦,又名弹指,狮山,后来发表文章自署“海隅孤客”,是一位信奉安那其主义(Anarchism,即无政府主义)的活跃人物。梁冰弦过去参加过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刘思复创办的晦鸣学社,“五四”时在广州创办《民风》杂志,而陈炯明也追随过刘思复,曾经是刘思复的暗杀团的成员之一。他们的所谓的“旧人”关系,即根源于此。梁冰弦到漳州,使陈炯明与陈独秀的关系,更往前走了一步。

众所周知,在中国共产党酝酿成立时,曾出现过名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组织。这是一个在俄国人斯脱洛米斯基的推动之下成立起来的、以陈独秀为领导者的松散团体。当上海“社会主义者同盟”成立后,梁冰弦等人在广州也相应搞起了一个华南区“社会主义者同盟”。梁冰弦在他的《解放别录》文中写道:“其时梁氏在穗垣方与军政府的司法部长徐谦,参谋本部次长戴立夫,四川督军熊克武代表吴玉章及好些直鲁豫滇桂籍之非常国会议员,积极谋社会主义主义者同盟的发展。”[5]接到陈炯明的邀请之后,梁冰弦与华南同盟盟员经过协议,认为“无妨将华南中心移于漳州”。梁冰弦、刘石心等遂与一批文字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及排印技工,并带着一堆印刷器材到了漳州。他们在漳州创办《闽星报》和《闽星》半周刊,陈炯明亲自为《闽星》写了充满激情的发刊词。梁冰弦并参与接待到漳州考察的俄国人V氏(即化名为路博的波达波夫)。出版事业略为就绪,陈炯明即分其注意点于教育方面。这时,梁冰弦向陈炯明提出建议,增设闽南护法区教育局,以司教育行政,使教育局与财政局、工务局并列,直辖于总部。朱执信赞同其议,陈炯明即据以实施,并要梁冰弦任局长。而梁氏却主张请“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发起者陈独秀来承担这一职务,并随之去信上海,向陈独秀发出了相关的邀请。[6]

这一次,陈炯明未能请得动陈独秀。“旋得复称陈(独秀)锐意办《新青年》,又方设学校为同盟谋发展,不欲他去。”看来,陈独秀当时所考虑的,主要是创党的问题。他在答复梁冰弦的信中说:“……我期望着以布尔什维克的魄力和手段来革中国贫穷愚蠢孱弱的命,必先使次殖民地翻过身来,方才配张望前进之路……。”[7]张国焘说过,这时“陈独秀先生似没有特别重视陈炯明”。尽管陈独秀这时未能应邀入闽,但二陈之间在对社会主义问题“研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经过“社会主义者同盟”盟员促进的交往,显然非同于一般的泛泛之交。它是二陈关系进一步密切的基础,是陈独秀后来入粤任职的先声。

1920年12月17日,陈独秀离沪来穗,就任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广东教育,并指导广州的建党活动,直至1921年9月才返回上海。这时,驻闽南的粤军已经回师广东(1920年10月29日克复广州)。陈炯明是粤军总司令,返穗后任广东省长、军政府陆军部长和内务部长,是执行广东军政权力的首要人物。陈独秀这次在广州居留的10个月,实际上是加入陈炯明的执政团队,在陈炯明的政府里做官。这是二陈近距离接触,相互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阶段。期间最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四点:

(一)陈独秀来粤,究竟出于何人邀请?李达在《中国共产党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8年8月2日)中说是出于孙中山的“邀约”。这种说法已为某些历史著述所引用,如陶德麟、李其驹在《建党前后的李达同志》中这样说:陈独秀“应孙中山的邀请”到广东。[8]实际上,孙中山1920年11月25日离沪赴粤,28日才到达广州。他到穗之后提出重组军政府,声称这是为总结整理护法事项,而决不扰及广东各界,质言之,是不干预广东政务。联系这一情况分析,孙中山在返粤之初,似不可能即行过问陈独秀的问题。早在一年之前,即1920年1月初,广东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从广东“关余”拨款100万元,筹办西南大学。当时负责筹办这所大学的有汪精卫、章士钊等,他们迭次函邀陈独秀到沪,共商筹办大学的事宜。现当粤军回粤,由陈炯明主持粤政,这时有可能出任广东教育主管的,是汪精卫这些人,但汪却不愿接受这一职务,“扭扭捏捏只担任广东教育会会长”。在广东教育主管缺位的情况下,“梁冰弦力促竞存(陈炯明)仍请陈独秀来管教育”。[9]由此可见,陈独秀来粤不但是出于陈炯明的邀请,而且与他在漳州时邀其入闽有一定的关联。

(二)陈独秀《欢迎新军人》一文的意旨。1920年12月29日,陈独秀到达广州。1921年元旦,《广东群报》出版增刊,刊出陈独秀的照片,标明是“已到广州之陈独秀先生”。增刊的头条位置是陈独秀的文章《欢迎新军人》,配以列宁的大幅照片,令人耳目一新。这篇文章大意是说:军人危害社会,招致人民的厌恶。“救济的方法,既不能从根本上废兵,唯希望一班新军人挺身出来团结同志,将一班危害社会的旧军人渐次淘汰干净。”新、旧军人的根本上绝对不同的是两条:一是做社会公有的军人,不做个人私有的军人。二是做有生产力的军人,不做单纯消费的军人。陈独秀说:“我希望我广东的新军人随着新年思想一新,实行新军人的两大信条,宣传新军人的两大信条,好做全中华民国的新军人的模范。我心中对于广东充满了我的希望,我更希望广东军人能为中国军界开一新纪元。”那么,陈独秀为什么要发表这篇文章?文中所说的“新军人”,到底是指什么人呢?

陈炯明从福建带回来的粤军,驱逐了扰粤多年的陆荣廷、莫荣新桂军,得到广东各界的援助和好评。《劳动者》等报刊对广大民众欢迎和支持粤军复粤的活动,曾作过许多报导。陈独秀的文章,已经将段军、奉军、辫子军、唐继尧的兵及陆荣廷的兵,明确归为“私有军队”,也就是“旧军人”之列,故他所说的“新军人”,显然是针对以陈炯明为总司令的、回粤不久的粤军而说的。文章中“我希望我广东的新军人随着新年思想一新”,“我更希望广东军人能为中国军界开一新纪元”这些话,更是写给陈炯明这些人读的。陈独秀到粤之后,即与维经斯基一起,访问了陈炯明。由此观之,《欢迎新军人》是初到广州的陈独秀的“亮相”之作,是一篇寓意深长的新年祝词,也是能够窥见陈独秀初次来粤的心态、窥见二陈关系的一篇重要史料。

(三)作为陈炯明执政团队的一员,陈独秀主管广东教育,开展了多方面有益的工作。陈独秀上任时,与陈炯明“约聘三事”:一、教育费拨足;二、教育独立;三、用人权省不侵越。[10]接着他在《新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教育改造的计划。[11]1921年3月14日,广州媒体刊登了“省长近设”教育行政委员会,以陈独秀为委员长,陈宗岳、戴季陶、许崇清为委员的消息。17日,由省长陈炯明签署的“省署布告”也在报上公布,宣布教育行政委员会业已成立,凡省会教育机关、直属各学校及各地教育部门,概由该会接办。[12]

陈独秀在广州办教育的主要举措,是致力于教育改造。他认为教育改造的目的在于改革社会,基本的思路是:未成年教育即幼儿园、中小学教育,要分期使之普及;成年教育要办好劳动补习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剧场等;专门教育以工业教育为主,着重于创办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工科,设立各种工业学校。陈独秀指出:永久的教育根基是未成年教育,但从实际出发,“目前非注意成年教育不可”。为此,他主持创办了宣讲员养成所、机器工人夜校、俄语学校、注音字母教导团等。位于广州高第街素波巷的宣讲员养成所,是陈独秀当时苦心经营的一所特殊公立学校,政府投入的经费达30万元,相当于当时10所省立中学或3所专科学校一年的经费。这反映了他的教育改革应为社会改革服务的理念。陈独秀还不顾守旧派的反对,在省立一中(广雅中学)首创男女同校。尤为难得的是,陈独秀很重视创办大学,明确指出“刷新教育,必先搜罗人才,大学所在即人才所在,故须先行建设大学”。筹办广东大学(后来的中山大学),在陈独秀的教育委员长任内,已经作出了决定。

当时,陈独秀在广州作过多次关于文化、学术及社会主义问题的演讲,例如《新教育是什么》(1921年1月2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社会主义的批评》(1月15日,广东公立法政学校)、《教育与社会》(1月20日,广东省教育会)、《中学生之将来》(1月22日上午,省立一中)、《工业学校与劳动运动》(同日下午,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如何才是正当人生》(1月23日,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1月29日,省女界联合会),等等。陈独秀还组织开展了关于社会改造和移风易俗的活动,积极宣传禁烟、禁赌、废娼,并在报上发起对广州社会实际问题的讨论。陈独秀寓居的泰康路回龙桥“看云楼”,是当时教育、文化人士和新进青年经常聚首的地方。他的《红楼梦新叙》等文,也就是在这里写成的。

(四)陈炯明对陈独秀的工作,给予了许多支持。陈炯明无疑是十分倚重陈独秀的。同陈独秀一起来穗的李季,这时发表《我所希望于民国十年的广东》一文,其中说:“现粤当局注意教育,决定自民国十年起,将每年省库支出的教育经费,从二十余万元,增至三百万元。”[13]可见当陈独秀上任时,对“教育费拨足”这一条,陈炯明是努力照着去办的。当陈独秀遇到困难或阻力时,陈炯明总会予以帮助。1921年3月,当广州市面上发现攻击陈独秀的传单时,陈炯明发布省长令,严行查拿派发传单者,对陈独秀给予了保护。[14]

5月中旬,钦廉善后处主任荐人为廉州中学校长,省署转教育委员会照办。原则性强而又性情刚直的陈独秀,认为这是以行政干涉教育独立,违背了他当初与陈炯明省长的“约聘三事”,即饬文书科主任马文车驳省署办理之非,拮问激烈。政务厅长邀马文车一同向陈独秀作出解释,陈愤而提出辞职,加上这时增埗工艺校长撤换不尽如愿,陈独秀于是拂袖而去,直奔车站,就要离开广东。这一场风波,以马文车赴车站拦截,汪精卫出面挽留,才得以平息。陈独秀当时限省署于10天之内筹足8万元以开办编译局、图书馆和宣讲所,两个月后再筹20万元筹办西南大学。《香山铁声报》的报导说:“省署已允”。[15]《广东群报》也发表《陈省长表示兴学之决心》的消息,说“陈委员长取消辞意”。[16]这足以说明陈炯明对陈独秀的“倚重”,的确是非同一般的。

是年8月中旬,陈独秀再次提出辞职。陈炯明在陈独秀的辞呈上批示:“该委员长真固有为,夙深倚重,所请辞职,应无庸议。”同时致函陈独秀:“教育委员会陈委员长长鉴:筱电悉。仍须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会扫除之。炯明启。”[17]陈独秀这时是要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陈炯明未能留得住他,教育委员会职员特于9月9日开会为陈独秀饯行。[18]陈独秀在陈炯明团队中的工作,至此结束。

陈独秀或许是个不愿做官的人,但他当时在广州,却是个有职有权的政府官员。平心而论,陈炯明当时对他的聘任,还是为他从事教育、文化工作和理论研究,为他在广州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开展建党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的。

《广东群报》创刊于1920年10月。创刊之日,正是粤军回粤,越过惠州之时。该报“专以宣传新文化为宗旨”,[19]宣称自己是“中国南部文化运动的总枢纽,是绍介世界劳动消息的总机关,是广州资本制度下奋斗的一个孤独子,是广东十年来恶浊沉霾空气里面的一线曙光”。[20]创刊号发表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文章。由陈独秀的学生陈公博任总编,谭平山编新闻,谭植棠编副刊;而报纸的出版,又与陈炯明有一定的关系。

据梁冰弦记述:“当时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三人由北大毕业,企图竞选省参议员,办一‘群报’来自我介绍。公博愿以‘群报’作为华南同盟准机关报,条件为由冰弦同竞存取得每月津贴二千元。”[21]知悉当时广州报业情况的高承元回忆说:“陈秋霖同粤军回到广州,在广州改办《闽星》,亦以创刊困难,乃与陈公博合作,将《闽星》合并于‘群报’,报务由秋霖与公博共同主持。”蔡和森1926年在莫斯科讲党史时说到:“当那时与陈(炯明)联合时曾办了《闽星》、‘群报’,这是对于党有利益的。”[22]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陈炯明(给“群报”)每月支持四百元。”他甚至说“群报”是陈炯明的“喉舌”。[23]时任广州《新民国日报》记者的陈伯衡说:“我认为《广东群报》是陈炯明的机关报。”[24]《广东群报》的总编辑陈公博对此事的说法是:区声白带陈雁声、陈秋霖来见,“并说陈炯明每月有三百元给他们,意思是拿三百元来津贴‘群报’。”“可是对于三百元的津贴,我绝不愿意接受,由他们二两人分用,作为薪俸。”[25]后来孙中山、陈炯明破裂后,国民党内一直有人抓住陈公博曾经拿过陈炯明的钱来办报这个把柄,不断对陈公博加以攻击。综合以上材料,陈炯明曾在经济上资助过《广东群报》,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广东群报》初创时,曾热衷于宣传“群性”之说,认为“群性”即互助互济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主张“发展群的本能,划除群的障碍,巩固群的壁垒,增进群的乐利”,并将这张报纸命名为“群报”。陈独秀来粤后,“群报”就很少登载这一类言论了,其版面发生了重大变化:1921年的元旦增刊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登出了列宁的大幅照片,随后,大量转载上海《共产党》月刊的文章,如《俄罗斯的新问题》(列宁演说)、《第三国际党大会的缘起》(胡炎)、《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及议会派之比较》(无懈)、《社会革命之商榷》(江春即李达)等。《共产党》月刊第一期出版于1920年11月7日,第二期出版于12月7日,而“群报”直至12月末才开始转载其第一期的文章,这与陈独秀的到来,不能说是没有关系的。往后,《广东群报》的言论越来越左,色彩越来越红,如《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无懈)、《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瞿秋白)一类文章,连篇累牍地刊登在版面上。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在广州组建的共产党组织,是对以无政府主义者为主角的原“广东共产党”(又称为“共产党广州部”)加以改组,改为以《广东群报》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为主角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初以陈独秀为书记,后由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任宣传,陈公博任组织。经常为“群报”写稿的阮啸仙、谭天度、冯菊坡等人,陆续加入了共产党。广州共产党组织给中共“一大”的报告,明确指出《广东群报》就是“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机关报”。[26]以上情况说明,陈独秀实际上是以陈炯明资助的《广东群报》为阵地,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组建广州共产党组织。

陈独秀第一次来广州不久,孙中山、陈炯明之间,即因在广州成立“正式政府”、选举总统和出师北伐等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矛盾越演越烈。1922年4月底至5月中旬,因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第二次来到广州。这时,孙、陈关系进一步恶化,孙中山由桂返粤,陈炯明被免去总司令和省长职务,退据惠州,兵变一触即发。作为与广州政坛近距离接触的人物,陈独秀当时对孙、陈纠纷的态度如何?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又一个问题。

当孙中山、陈炯明的矛盾逐渐公开,政坛波澜起伏,上下议论纷纷时,身处其境的陈独秀,对此却很少发言。目前在史料上查不到在南方建政、选举总统这些问题上,陈独秀究竟说了些什么。作为一个政论家,陈独秀当然不会对重大政治问题沉默。他这时之所以三缄其言,看来是不想因他的言论而加深孙、陈之间的分歧。陈独秀第二次来广州时,孙、陈关系即将破裂。陈独秀于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一大”闭会之后,曾携同陈公博、陈秋霖、黄居素(陈炯明的秘书)赴惠州见陈炯明。梁冰弦说陈独秀“乃劝竞存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发展”。梁并说明这一条材料是当时听到二陈谈话的陈秋霖,在他(陈秋霖)临死之前说出来的。然而,根据陈公博的记述,在惠州安排二陈会见、谈话的是黄居素,而陈秋霖和陈公博那天则到街上“乱逛”去了,他们均不知悉二陈之间究竟谈了些什么。[27]梁冰弦说陈秋霖是独自去访晤陈炯明的,“步至邻室,知竞存那边有客正剧谈,止于邻室,谛听移时,那边只一宾一主,复辩出语音为陈独秀,姑且听听说甚么”。[28]这与陈公博所说的,完全对不上号。因此,梁复述的陈秋霖死前的那句话可信与否,是应当打个问号的。再说,从陈独秀的为人来看,主动“劝”一位武人加入他所领导的党,也不像是他的作为。就在这一年的7月,朱德到上海见陈独秀,要求加入共产党,就为陈独秀所拒绝(陈的说法是高级旧军官需长时间学习才能入党)。从当时的情况分析,陈独秀这时过访陈炯明,很可能就像当时络绎于广州、惠州途中的许多促陈复出的说客一样,是为了争取陈炯明返穗,要弥合孙、陈之间的裂缝。

总之,陈独秀对孙、陈关系的态度是较为审慎的,他没有拥孙反陈,也没有拥陈反孙,并可能对陈炯明做了些劝说的工作。孙、陈并非从来誓不两立,他们曾经合作过,他们的合作有益于革命全局。孙、陈合则两利,离则两伤,这仍然是今天对那一段历史的基本看法。因此,对孙、陈关系能够出而予以维护和调和者,尽管未能成功,但其精神难能可贵。而激化孙、陈矛盾的做法,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和站在哪个方面,都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应肯定的。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的部属在广州发动兵变,孙陈关系彻底破裂。这时,陈独秀亲自指导组建的广东共产党组织,在拥孙还是拥陈的问题上,一度陷入了迷茫。据蔡和森说:“第一,反对陈炯明——广东同志很奇怪;第二,认不清对陈的关系,所以有偏袒陈炯明的倾向。一时不容易转变态度——‘群报’。”广东党组织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甚至“反对中央对陈炯明的政策,并拟离党而组织广东共产党”。[29]这种情况,直到1923年初陈炯明被逐出广州后,才改变过来。

是年6月30日,陈独秀在上海致函吴廷康(维经斯基):“南方孙文与陈炯明分裂,孙恐不能制陈,陈为人言行不能一致,在南方也不能有所建设,他对于社会主义,我确知道他是毫无研究与信仰。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少。”[30]这时,大局已渐次明朗,苏俄支持孙中山的态度也已基本明确。陈独秀在这种情况对陈炯明有所批评,但不是如同一般舆论那样从“讨逆”的角度去斥责陈炯明;对孙中山有所“希望”,但也不是简单的“拥孙”,这种文字是耐人寻味的。

1923年春,孙中山策动滇、桂军入粤,将陈炯明逐出广州。此后陈独秀又一次来粤,这时,他的身份是大元帅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长,已加入孙中山的团队。5月上旬,陈独秀发表《陈家军及北洋派支配下之粤军团结》,说“陈炯明向来把持以陈家军为中心的粤军,垄断粤政,只知有广东,不知有中国,……这是我们反对他的最重要之点,别的事还在其次。”[31]这篇文章与1921年元旦发表的《欢迎新军人》,颇有互相衔接之处,都在于说明军队应属于国家,而反对军队“私有”。不同的是陈炯明已从陈独秀的一位寄以希望者,变成了受到责难者。6月间,陈独秀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作报告,指出“广州的同志在对待陈炯明的问题上犯了重大的错误,最近才纠正过来”。这时,陈独秀对陈炯明的批判或许还算是比较平缓的,但二陈毕竟已经分道扬镳,已走到不同的政治道路上去了。

陈独秀和陈炯明,均为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们曾基于一定的共识而走到一起,共同活跃在南方的政治舞台上,并留下了许多有意义的足迹。后来,他们却因复杂的历史原因而分了手,成为政治上的敌人。随后,他们两人在相隔不长的时间内,各以不同的说法,分别为他们自己所缔造的或参与缔造的党所抛弃,又先后以不同的方式被逐出革命舞台。

 

[1]陈炯明:《致孙中山函》,1919年12月5日,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页。
[2]载《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4号,1920年5月1日,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页。
[3]《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1期。转引自任建树著《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3页。
[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5]海隅孤客:《解放别录》[台湾]文海出版社,第12页。吴玉章后来是著名的共产党员,而早年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徐谦在上海参与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一些活动;戴立夫,又名戴任, 1922年5月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并在黄埔军校工作过。这几个人与华南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关系,尚须进一步查证。
[6][7][9][21][28]海隅孤客:《解放别录》[台湾]文海出版社,第16、18、29、31、39页。
[8]陶德麟、李其驹的文章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
[10]《香山铁声报》1921年5月16日。
[11]《访问陈伯衡记录》,文中说:陈独秀在《新民国报》上,发表了关于教育方面的计划。见《广东党访问资料》之七。谭平山《怎样可以使劳动者发达》一文,也说到陈独秀有“教育改造计划”。见《广东群报》1921年元旦增刊。
[12]《香山铁声报》1921年3月14日、17日。
[13]李季:《我所希望于民国十年的广东》,见《广东群报》1921年元旦增刊。
[14]《查拿攻击陈独秀魏邦平传单者》,文中说:“省署令公安局,查拿昨派传单攻击教育委员会陈独秀委员及警备处魏邦平之人。”《香山铁声报》1921年3月10日。
[15]《陈独秀离粤》,《香山铁声报》1921年5月16日、5月17日。
[16]《陈省长表示兴学之决心》,《广东群报》1921年5月16日。
[17]《省长挽留陈独秀之坚决》,《广东群报》1921年9月13日。
[18]《教育委员会欢送陈独秀》,《广东群报》1921年9月10日。
[19]《筹办群报的缘起》,《广东群报》创刊号。
[20]《广东群报》刊登于《新青年》的广告词。
[22][29]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见中共广东省委党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一大”前后广东党组织》,1985年印,第65、69页。
[2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页。
[24]《访问陈伯衡记录》,见《广东党访问资料》之七。
[25][27]陈公博:《我与共产党》,见中共广东省委党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一大”前后广东党组织》,1985年印,第87、102页。谨按,此文是孙、陈分裂若干年后写的,所谓对陈炯明的津贴“绝不愿意接受”云云,可能只是陈公博为表明他与陈炯明早已“划清界线”的一种表示。
[26]《广州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中央档案馆等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982年印,第2页。此文被认为是陈公博代表广东党组织在中共“一大”的报告。文中说“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宣布《社会主义者》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日报应为《广东群报》。
[30]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6月3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二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页、304页。[31]陈独秀:《陈家军及北洋派支配下之粤军团结》,载《向导》第24期,1923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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