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一个引领时代潮流的人，一生经历大起大落，1927年之前叱咤风云，引航中国；1927年之后，一度被捕入狱，淡出视野。从伫立山巅的春寒，到跌入低谷的秋风。陈独秀的冷暖人生，与中国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风云紧密相连。《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是朱洪的新著，这位研究陈独秀和胡适的专家，为人们呈现一位有血有肉、七情六欲的陈独秀。

1918年8月下旬的一天，陈独秀在李大钊的办公室见到了毛泽东。两人在初次见面前，是《新青年》主编与作者的关系。1917年，毛泽东就与陈独秀提倡的青年应有强健体魄的观点共鸣，以“二十八划生”为笔名写了一篇题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由杨昌济转交陈独秀，陈将其发表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陈独秀毛泽东初次见面的20年后，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我还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新青年》。我特别喜欢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了我崇拜的人物。”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与胡适风头正健，开时代风气之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成为传播新思潮的阵地。在胡适看来，陈独秀的转向，源自陈独秀离开北大。陈独秀逛八大胡同嫖娼遭到攻击，1919年3月26日，蔡元培在汤尔和家，与沈尹默、马叙伦商议如何处理陈独秀嫖娼风波。最后以体面的方式撤去陈独秀文科学长的职务。1935年12月23日，胡适致信汤尔和，信中认为：“陈独秀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以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变弱，皆起于此夜之后。独秀在北大，颇受我和孟和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胡适的这封信，为陈独秀与自由主义分道扬镳感到惋惜。而历史的逻辑链条自有其因果联系，人物的选择与命运当然有时代推动的力量。胡适则忽视了这一点。

1919年6月11日，北洋政府已在前一天宣布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辞职”，陈独秀在新世界商场散发传单时被捕。这次入狱，将陈独秀从“问题”推向“主义”。

1921年在嘉兴南湖游船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缺席的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从中共总书记到右倾投降主义者被开除党籍，这7年是中国剧烈变革的年代，国共合作，工农暴动，北伐战争，革命的洪流席卷神州，即使像陈独秀这样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领袖，也无法把握自身的命运。朱洪认为“他的思想、实践和转变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求索的轨迹”。

1933年，被捕入狱的陈独秀在国民党的审判席上说：“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章士钊为陈独秀的辩护律师，辩护了53分钟。陈当场声明，章律师的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为主。台下哗然。风骨嶙峋，可见一斑。晚年在江津，朱家骅派人送他5000元，他谢绝，中共方面给他提供生活费用，他亦谢绝。

1941年3月30日，在延安的毛泽东在《如何研究党史》的讲话中，充分肯定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领导的地位和作用：“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作报告，从三个方面肯定陈独秀的贡献：“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晚年的陈独秀隐居在江津， 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客死于江津。陈独秀死后，蒋介石捐款1万元。一江凉月载孤舟，陈独秀作为政治家，有操守，未在历史的洪流中丢掉本色。作为文人，有风骨，即使老无所依，也绝不依附权势。他的一生，充满对立、紧张和颠覆。与共产国际闹矛盾，与国民党闹矛盾，诚如胡适所说，是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自己介绍说，非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

四次坐牢，共1903天，并牺牲了两个儿子，气节如虹！一生被通缉八次，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堪称楷模。身后萧条，晚景凄凉，但这位独介之士，生前超越毁誉，死后就更不会在乎什么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