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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三次南下广东：建立党组织召开

发表日期：2011年8月2日出处：《深圳特区报》【编辑录入：多声】

　　１首次来粤：指导创立广东党组织

　　

当年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春园。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甘霖供图

　　广东，地处祖国南端，濒临南海，毗邻港澳。这里一直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进行中西文化交流和接受西方各种思潮的地方，是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统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一直密切关注着广东。１９２０年初即有意赴穗但未成行的他发表谈话说：广州的政治空气好于北京，所以“改造广州社会，或轻易于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无穷希望也”。

　　是年９月，陈独秀的北大学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在广州筹办《广东群报》，宣传新文化。他们写信给陈独秀，争取他的帮助。陈独秀很高兴，写信热情鼓励：“广州是我国重要的省城，在历史上是革命策源地，曾多次起过先驱作用，做出过重要贡献，而今更应顺应历史潮流，发挥更大作用。”待《广东群报》出版，陈独秀专门致书祝贺，希望他们继承历史传统，急流勇进，以为民先驱的精神，肩负开启民智的重任。

　　“正当陈独秀对广东满怀期望，这时，历史的机遇出现了。”广东党史研究专家刘子健所指的“历史机遇”，是指１９２０年底陈炯明热诚邀请时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到广州主持教育，担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经与李大钊等人商量，李大钊赞同赴穗，复函认为可借此机会“将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广泛带到广东去”，“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小组”。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７日，陈独秀抱着“改造广州社会”的“无穷希望”，乘船从上海出发，经香港前往广州。２６日风尘仆仆抵埠后，先入住大东酒店，不久搬至康泰路太平沙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１１号楼。刘子健说，第一次来粤，陈独秀在广州生活、工作至１９２１年９月离穗赴沪，共９个多月时间。

　　在九曲巷１１号住所，陈独秀从窗户可北眺白云山，遂为寓所起名“看云楼”，更深层次的意蕴为“看广州风云”。这里是他三次在广州期间，居住最久的一处地方。广州青年听说陈独秀驾临，都想一睹这位“五四”主帅的风采，各校校长也纷纷拜访。

　　今天的史学家公认，陈独秀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宣传家，有两大武器：一是讲演，一是写文章。初次来粤，广东各界人士仰慕陈独秀的声望，纷纷请他撰稿和演讲。陈独秀来者不拒，请者不辞，其日程“逐日排满”。对广东满怀希望的他，连日发表文章，四处发表演讲，充满激情地宣传教育改革、军队改革、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解放、文化建设、人生追求，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

　　据记载，单是１９２１年１月间，陈独秀到广州各类学校就发表了７次大型演说。他的演讲，如雷电，如狂飙，在广州掀起了一场“陈旋风”。他还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国日报》、《曙光》、《劳动与妇女》等报刊上发表。据不完全统计，他在广州这段时间共发表４０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大多短小精悍，被陈公博评为“犀利无比”。

　　第一次赴广东，陈独秀除了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亲自指导创立广东党组织，还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广东的教育发展，从事教育改革，兴办新式教育。曾庆榴、王国政等党史研究专家认为，筹办广东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是在陈独秀执掌教育委员会的任内，已经作出的决定。而且，陈独秀还亲自担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多次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中大的前身）演讲。“在中山大学的校史上，陈独秀也不应当缺页”。

　　

　　２二度赴穗：连开三个重要会议

　　首次来粤的９个月里，陈独秀不仅直接领导了广东的创党活动，还继续指导上海发起组的工作，关心、帮助成立了旅法党小组，并指导了党的“一大”在上海的召开。

　　在嘉兴南湖的那艘画舫上，身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正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而未能去沪的陈独秀，因其在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卓越贡献，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中央局书记。虽然没有出席，但他为大会起早了一份党纲，并致信与会代表提出了关于组织与工作的四点意见。这对于会议的胜利召开，发挥了重大的积极影响。

　　“一大”后，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促成下，陈独秀辞去了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在包惠僧陪同下离穗赴沪，主持中央局工作，成为职业革命家，将工作重点放在工人运动上，同时全力促进党团组织的发展。

　　担任中央局书记后，陈独秀在党发展的关键时刻，再次把目光投向了广东，第二次来到广州。广州党史研究专家、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保管部主任王国政副研究员，向记者介绍了陈独秀二度来穗的历史背景。

　　王国政说，１９２２年４月４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全会（即第一次西湖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共产党人直接加入国民党以便于在国民党内开展政治活动，这个意见没有被全会接受。在这个背景下，陈独秀为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于４月底与张国焘一起赴粤。

　　“陈独秀这次在广州，连续召开了３个会议。至５月１２日，离穗返沪。这三个会议的历史资料虽然相对较少，但其历史意义仍值得重视。”王国政说。

　　在穗期间召开的第一个会议，是中共党团领导干部会议。会议首先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有关会议精神，讨论了共产党同民族革命政党合作等问题。可是，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且争论持续了好几天。

　　“当时的陈独秀动摇不定，但在长时间的激烈讨论后，他认识到了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大多数与会者同意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没有通过一定的决议，会议决定继续讨论。应该说，在国共合作的重大问题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慎重的，是认真思考的。”王国政认为，这次会议经过深入讨论，使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情有了新的认识，在思想上开始了从社会主义革命到国民革命的转变，从排斥国民党到联合国民党的转变。

　　陈独秀出席的另外两个重要会议，是５月初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与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他宣传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大会接受了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这是这两次大会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据《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载，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陈独秀作了《劳动节的由来及意义》的演讲，会后举行了游行。大会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和《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案。大会期间，孙中山接见了代表。“这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空前的盛会，大会成功‘引导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谭平山语）”。

　　而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也是一次载入中国和广东团组织发展史册的盛会。陈独秀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的必要性。

　　党史研究者认为，陈独秀在广州期间召开的３个会议，分析、探讨了转向民主革命和联合国民党这两个在党的理论和实践上很有意义的问题，透露出了思想和政治方面最新鲜的气息。会后不久的６月１５日，陈独秀起草、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议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各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就是采取“党外合作”的形式，建立民主主义的革命联合战线。

　　陈弘君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的新起点。它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基础。

　　３第三次广东行：主持召开党的“三大”推动了首次国共合作

　　走在广州东山新河浦，幽深狭窄的林阴道，掩映着一栋栋怀旧的小洋房，让人在喧嚣的尘世中，犹如进入一条时光隧道。新河浦路２４号，是当年的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春园。几十米开外的恤孤院后街３１号（现为恤孤院路３号），为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

　　３月中旬，记者在广州采访了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瞻仰了春园。来到中共三大遗址广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长３－４米的褚红大理石墙，上刻“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和“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的两行大字，将记者的思绪带到了上世纪２０年代那个革命浪潮汹涌、形势风云变幻的时代。

　　小广场中央，一个长方形凹槽内，数十块斑驳破旧的红砖墙基，砌成两排，上面安装着透视玻璃。工作人员介绍，会议旧址１９３８年被日军飞机炸毁，这些红色墙基是２００６年考古部门在地下挖掘时，挖出的墙基，与中共三大代表会议的会场房屋结构相符。

　　参与起草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陈列提纲的党史专家王国政，向记者介绍了陈独秀出席中共三大的情况。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８日，共产国际鉴于南方有广泛的合法条件，有先进的工人运动，又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开展，作出了中共中央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的决定。１９２３年３月２６日，陈独秀第三次到达广州。他在广州的住址，仍然是以前他来穗时住过的泰康路九曲巷“看云楼”，中共中央机关随之也迁到广州，至同年９月回沪，共计半年时间。

　　在此期间，陈独秀一面筹备召开中共三大，一面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６月１２日至２０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恤孤院后街３１号举行。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等４０人参加，代表全国４２０名党员。

　　陈独秀在会上作了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主题是一年来的工作和党员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演变。他提出的在国民党内组织中共党团，以保持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一致的主张和行动的提案，获得一致通过。

　　在报告中，陈独秀坦诚地做了自我批评，说“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错误”，“还很容易激动”。王国政认为，这是党的领袖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做公开检讨，开创了自我批评的先河，对建设党内民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会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大会统一了对加入国民党的认识，确定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与组织形式。这些都标志着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认识的深化和提高。大会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以４０票的最高得票，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３０岁的毛泽东，则第一次当选中央委员，并进入中央局，由此逐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王国政认为，中共三大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陈独秀主持召开的党的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统一了党内关于国共合作的认识，解决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实现了历史上的首次国共合作，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三大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同年９月，陈独秀结束第三次广东之行，离开南粤大地这片他寄予热切希望的土地，返回上海，完成了他在广州的历史使命。

　　专家点评：要走自己的路
　　——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陈弘君

　　陈独秀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三次南下广东，直接领导地方党组织的建立，是广东人民革命运动和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也是广东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此，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广东党组织成为广东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肩负起领导广东人民革命的历史任务。

　　本报特聘学术顾问、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陈弘君认为，作为一名对中国革命、对广东创党活动做出过巨大贡献，而又有着种种争议的历史人物，陈独秀在中国现代史的舞台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广东党史中的地位不可替代。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进行客观而公正的评价、研究，是今天我们纪念建党９０周年所应坚持的态度，也是不容回避的历史性课题。

　　长期以来，对陈独秀的研究一直局限于众所周知的几个方面，如二次革命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问题、托派反党问题、对大革命失败应负责任问题等等。陈弘君认为，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陈独秀的研究未能做到真正的客观、公允。但近年来，对陈独秀的评价已经呈现出百家争鸣之势。

　　比如，过去讲陈独秀在党内实行家长制，现在就有研究者提出大量例证：我们党能够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陈独秀对此起了关键作用；他允许并鼓励发表不同意见，不搞一言堂，等等。更有统计显示，从党的建立到大革命失败前，在陈独秀担任党中央书记期间，短短６年中，我们党召开了５次全国代表大会、５次中央扩大会议、５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得生动活泼，这一时期是我党历史上民主最充分的时期之一，毛泽东也赞同这一点。再比如，对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过去也有很多误解，把共产国际所犯下的错误加诸陈独秀身上。

　　陈弘君认为，对陈独秀的研究与评价，关系到如何正确看待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怎样评析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陈独秀作为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办人和早期领导人，对其在中共党史中地位和作用的评价，其实就意味着对中国共产党幼年历史的评价。

　　在担任中共领导人的六年里，陈独秀的实践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陈弘君认为，正是这一时期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迅速成熟起来，认识到要想领导好中国革命，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实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要走自己的路，对一切外来的意见，要认真听，但不能盲从，必须独立判断。

　　陈独秀是２０世纪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历史的风雨沧桑和经验教训，发人深省。陈弘君认为，今天，当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重新审视陈独秀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思索和不凡历程，借鉴其真知灼见部分，将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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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弘君简介

　　

陈弘君在书房中。

　　陈弘君从事党史研究２６年多，现任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历史学研究员，领导班子成员，在省委研究室分管党史业务工作１６年，组织开展大量的党史资料征集、党史研究和党史宣传教育工作，主编和参与主编党史图书２３本，发表论文１６０多篇，参与制作党史电视片７部，１０多次参与举办大型党史陈列展。２０多篇文章和书籍获得省内外的奖励，其中《中共广东历史择要探究》一书获全国党史系统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记者叶晓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