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陈独秀（前排左一）和瞿秋白（后排右四）等

马林初次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问题，陈独秀就抱着怀疑态度。1922年4月，当得知马林前往莫斯科游说，他给负责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反对信。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了解到国共两党力量悬殊的现实后，迅速接受了马林的观点。8月，带着“尚方宝剑”的马林匆匆赶回上海。在西湖边上，他和中共负责人探讨了国共合作问题。陈独秀在内的许多与会者提出疑虑，但在共产国际的权威和组织纪律下，最终表示服从指示，即先由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搞“党内合作”。至于共产国际要求迁“都”广州的指示，中共则没有执行。

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正式向孙中山表明“党内合作”的意向及改组国民党的建议。8月，他和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等正式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也前后接受了孙中山委任的“本部参议”、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委员长的职位，投身到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工作中。

国共两党成员之间的猜忌和摩擦从一开始就存在。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以后，双方已趋于水火不容，不仅上海两党党员团员互殴不断，广东两党掌控的工会之间也是无日不斗。到1923年，马林自己也开始垂头丧气，莫斯科很快就派来一位“新马林”——鲍罗廷，他带着斯大林签署的指令——“决不要迷恋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原来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国民党右派公开了分裂活动。8月，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出版了两本小册子，抨击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要求共国分家。25日，坚持“联共”的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极端分子暗杀。11月，一批老资格的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会后通电广州国民党中央立即停止职权，要求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籍等等。

到北伐战争前夜，一直以左派和中间派面目出现的蒋介石，就让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陈独秀感到手足无措了。

蒋介石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他先搞了一个政治事件作试探：1926年3月，他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扣留了中山舰并逮捕中共党员李之龙，随即又以中共“阴谋暴动”为由宣布广州戒严，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及住址，命令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陈独秀不在广州，此事由苏联顾问布勃诺夫出面处理。他依然主张对蒋介石退让，要求中共“必须十分审慎行事”，“不要过早地使统一战线破裂”。4月，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再提退出国民党。莫斯科为次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赞同布勃诺夫的处理原则，否决了陈独秀的意见。《真理报》同时发表了布哈林的文章，严厉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共产国际派出维经斯基赶回中国纠正陈独秀的态度。

1926年四五月，鲍罗廷回到广州。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会见蒋介石，多次密谈后达成三条“君子协定”：鲍氏答应蒋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蒋介石将同意对国民党右派采取相应措施，并随即提出“整理党务案”：

中共不能批评和怀疑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的执委会中不能超过1/3；跨党者（即共产党员）不得任党中央机关的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中共；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单应交给国民党；第三国际发给中共中央的指示或中共发给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的指示，须先经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

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通过后，陈独秀再次主张中共党员应该全部退出国民党。莫斯科也专门开会讨论此事，还是不赞同中共现在就退出国民党，鉴于此，陈独秀便对“整理党务案”再一次采取退让态度。

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步步后退之下，蒋介石羽翼渐丰。7月，他当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集党军大权于一身。

1926年6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北伐，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起初，陈独秀是公开反对北伐的，他认为北伐仅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为”，甚至说北伐本身“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削人民之自由…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书生意气的议论一出，立即招致国民党方面的猛烈批评。

其实，北伐不北伐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斯大林和蒋介石手里。鲍罗廷甚至说，“现在是共产党应当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

随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屡次遭到共产国际的指责和训斥，陈独秀开始消极地接受经验教训。从北伐开始，他就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都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指示中共甘居“在野党”的地位，不谋求对北伐的主动领导，并且明确反对中共干部加入国民党政府、参与北伐军占领区的政治事务，也不赞成中共党员加入黄埔军校。

北伐开始后，蒋介石的权力迅速膨胀，这让国民党内的左派以及国民革命军内一批实力派如李济深、唐生智等感到不满，他们搞起了“迎汪抑蒋”，希望请回汪精卫以牵制蒋介石。9月，蒋介石为此派人会见陈独秀，希望中共能阻汪回国。

陈独秀告诉蒋介石：我们赞同汪回国，但不是“迎汪反蒋”，而是实行“汪蒋合作”。他期望在蒋、汪、唐（生智）之间搞平衡，以维护国共统一的战线。对此，中共中央还专门通告党内，并专门指示广东党组织。

汪精卫回国前取道苏联，受到斯大林的接见。1927年4月初，汪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以及武汉国民政府常委。

4月3日，陈独秀和周恩来一起去见汪精卫，随后起草了《汪陈宣言》，郑重宣布：共产党绝不“主张打倒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国民党也“绝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呼吁两党“立即抛弃互相间的怀疑，不听信谣言，互相尊重，事事协商，开诚进行”。

《宣言》在各大报章公开发表，让陈独秀如释重负。

5天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对共产党、参与革命的工人和群众进行了大屠杀。在江浙财阀的支持下，他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容共”的武汉国民政府对抗，加上张作霖在北方控制的军阀政府，一时间，中国形成了三足对峙的局面。

事变后，周恩来、李立三和陈延年向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发出意见书，建议党中央与武汉国民党左派协商，联合东征，讨伐蒋介石。然而，鲍罗廷等人希望武汉政府和拥兵8万的冯玉祥联合讨奉，会师郑州，这样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与苏联的国际交通线。

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会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一切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陈独秀主持会议，他代表中央做了报告。在报告中，他谈到自己多次主张退出国民党的错误，以及处理中山舰事件时的错误的“退让”。

陈独秀仍然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据郑超麟回忆，鲍罗廷、罗易、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才是大会的操纵者。他们有个难题需要解决——要陈独秀，还是不要陈独秀？之后，与陈关系接近的中央委员彭述之、罗亦农等人陆续离开中央，陈独秀在党内的地位开始动摇。

当时，中共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这让大多来自农村富裕阶层的北伐军官感到不满。5月18日和23日，国民革命军夏斗寅和许克祥分别在湖南、湖北率部叛乱。

5月18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和国际驻华代表发来了“六一指示”。该指示一改过往态度，要他们以激烈手段对抗国民党右派：中共实行土地改革；吸收工农领袖充实国民党中央；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和5万工农革命军组成一支可靠的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

武汉的形势由于罗易的冒失举动而迅速恶化了。罗易认为，只要把汪精卫说服，就有办法。他私自把“六一指示”的文件副本给汪看，声称：“你如接受电报的要旨并给予执行的便利，共产国际将继续同你合作，否则就将同国民党一刀两断。”

这份文件让汪精卫非常惊恐，他拒绝接受，并指责苏联方面破坏协议。“泄密”事发后，罗易被停职。但斯大林依然希望借助汪精卫的力量，他连续召开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撇开”中共而直接给了汪精卫100万美元，并许诺第二天“还将寄出50万美元”，要汪运用其“权威”来“挽救事业”。

陈独秀觉得“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后，又无法善后”，提出辞呈。他说：“国际一方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

莫斯科批准了陈独秀的辞职，训令中共中央改组。根据这一新指令，7月12日组成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5人临时中央局，同时停止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工作，陈独秀不再视事。

从此，陈独秀与秘书黄文容完全隐藏起来，过起了漫长的地下生活。他的次子、此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陈乔年经常来看他，不时告诉他一些党内消息。陈独秀也不断给中央提供一些自己的看法。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随后，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一百多名共产党和革命志士被捕杀害。

在莫斯科，一场权力斗争正在进行中。“四一二”事件爆发时，斯大林的竞争对手托洛茨基加强了对斯大林的批判火力，当时他预言说：中共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那些曾经做过蒋介石左翼附庸品的中国共产党员，现在要在一两年里成为汪精卫的附庸品”，“重演四月的悲剧”。

“遥控”中国革命的屡屡失败，让斯大林处于窘迫的境地。

据张国焘回忆，瞿秋白与鲍罗廷随后到庐山密谈，7月21日回到武汉时曾对他说：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的丧失威信，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

瞿秋白当时还表示：如果这一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来担负，损失也太大了。“那么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算了，而我们自己应该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

7月23日，共产国际新代表罗明纳兹抵达武汉，立即找张国焘和瞿秋白谈话，宣布中共中央犯了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改组党中央，惩罚陈独秀，不能让他再担任总书记一职，甚至要开除他的党籍。

罗明纳兹又到长沙，在俄国领事馆召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要求到会者签名赞成“打倒陈独秀”。代理书记易礼容表示反对，他认为目前革命连续失败，党组织创巨痛深，陈独秀在社会上有声望、在党内有号召力，打倒他，很少有人能起来。

8月7日，在罗明纳兹的安排下，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一苏联顾问寓所里，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罗明纳兹起草了该次会议的《告全党同志书》，文件把一切错误都推给了陈独秀：中共在陈独秀领导下，“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

与会的王若飞、李维汉认为应该邀请陈独秀参加，给他自辩的机会，被罗明纳兹一口回绝。

会议结束后，瞿秋白和李维汉到陈独秀寓所汇报情况。陈独秀声明他的错误也有共产国际的责任。

据长期追随陈独秀的濮清泉回忆，当时陈独秀说：“他们要我写悔过书，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要我做替罪羊，于情于理都不通。”

“反对派”首领

(胡) 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

——陈独秀

1927年9月10日，正值中秋之夜，陈独秀化妆成病人，和黄文容、汪原放等一行四人坐船逃离白色恐怖中的武汉。抵达上海后，他先住酱园路，后移居浙江北路、温州路上的一个小弄堂。

苦闷消沉之中，他开始自己一直感兴趣的中国文字问题研究，同时编写《革命文学史》。

陈独秀书法副本

此时，中共中央机关也迁回上海。陈独秀在瞿秋白和李维汉的邀请下，为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写一些短文，抨击宁汉合流后的国民党。

1929年春，陈独秀的外甥吴继严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他给陈独秀带来了苏共内部的一些重要情况：列宁去世前有一份遗嘱，说斯大林个性暴躁，处事专横，不适合当党的总书记；托洛茨基才华出众，在十月革命中立下功劳，缺点是过分自信，但不能以非布尔什维克视之。这使陈独秀有了了解更多托洛茨基思想的愿望。

8月到9月间，留苏学生带回一些托洛茨基的文章。陈独秀请人翻译后，开始认真研读。他发现，自己在大革命时期多次提出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及后来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与远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不谋而合，而这些主张都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再否定，最后导致大革命的失败。托氏的“二次革命理论”，也和陈独秀的思考多有相近之处。

“仿佛有甚么电光闪过头脑”，大革命时期担任过党内干部、同样被共产国际排斥的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见到这些文件后，都感到异常兴奋。这时，陈独秀和留苏学生成立的第一个托派组织——“我们的话派”有了接触。

陈独秀开始接受托洛茨基的理论和路线，全面反对中共“六大”纲领，针对李立三主持的政治路线以及具体工作的若干问题，向党中央写了3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主张。

起源是中东路事件。1929年7月，东北易帜后的张学良武力收回被苏联占有的中东铁路路权，逮捕了苏方人员，并把苏方59名高级职员遣返回国。苏联政府随后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两国断交，并在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

在这样一个复杂事件上，中共遵从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公开宣言中提出“反对进攻苏联”、“武装保护苏联”一类的口号，号召中国人民示威游行以“抗议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对苏联的进攻”。

陈独秀在7月28日给党中央的第一封信中，要求党中央在宣传上要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批评那些动员群众的口号“太说教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会使得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主义”。他还温和地建议党中央：把宣传矛头指向国民政府的误国政策。对于中共盼望借此带来革命高潮的中苏战争和二次世界大战，他指出，战场都在中国，而“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

双方的争论随后从中东路宣传策略问题，上升激化为相互指责和扣各种帽子。新的中共中央指责陈独秀是资产阶级左派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从苏联回来的王明撰文，批判陈独秀是“反共产国际”、“反苏”、“机会主义”的。

陈独秀开始在党内寻求托派同情者。他把托洛茨基的文章拿给上海本地党员和外地来上海的党员看，组织学习和讨论托氏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据郑超麟回忆，有的支部由此“与党宣布脱离”。

10月，党中央致函警告陈独秀，要他立即停止“超越组织活动”，并命他在一个月内写一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陈独秀在给中央的信中，阐述了何为托洛茨基主义，并和彭述之一道表达了坚定的反对派立场。

11月15日，中共中央在收到来自共产国际的进一步指示后，通过了取消他在党内一切职务，开除出党的决定。

12月15日，陈独秀召集了一群思想立场相近的人在上海开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明确表明拥护托洛茨基和反对斯大林，并尖锐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现行政治路线。党史将这一派称为“无产者社”或者“无产者派”。

但“无产者派”内部矛盾重重。彭述之不久就和陈独秀发生冲突，再加上缺乏资金支持，许多成员生活困难，心灰意冷。

在托洛茨基指示下，陈独秀开始着手中国各托派组织统一的事项。1931年5月，在大连湾路一座新盖的石库门房子里，“无产者派”、“十月派”、“我们的话派”、“战斗派”各派按20人出一个代表召开统一大会，联合成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陈独秀被选举为中央执委会和五人书记处的领袖。当时，在全国共有500个成员。

当陈独秀兴奋地写信给托洛茨基汇报统一成果时，很快就遭到致命一击：先是没被选上中央委员的梁干乔和另一“托派”刘英，大会一结束就跑到南京，加入了军统特务组织，并发表反共声明；另一成员马玉夫对没当上“中委”也很不满，竟去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13名成员被捕入狱，常委只剩陈独秀一人。

入狱，与中共的摩擦

1932年秋，托派中委濮清泉的妻子在路上巧遇已投靠国民党做了特务的留苏同学费侠。随后，被跟踪盯梢。10月15日，正在开会的4个托派常委和秘书被捕。当晚，由于秘书谢少珊的招供，因胃溃疡在家休养的陈独秀也被捕。随即，租界巡捕房将陈等11人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

狱中的陈独秀（1932年摄于南京第一模范监狱）

10月19日夜，陈独秀等被押送到南京。在火车上，他“酣睡达旦，若平居无不自然，其临之从容不迫而怡然处之”，一时传为佳话。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传讯这位“共匪”开山鼻祖，末了还向陈求字，陈独秀挥毫写下“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押送他的军人也纷纷向他索字。

当蒋介石派人查明陈独秀已与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无联系，加上蔡元培、胡适以及爱因斯坦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呼吁营救，1933年4月中旬，陈独秀案移交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开审理。“乱党”时期的朋友章士钊担任他的辩护律师。

章士钊一心为陈独秀洗掉“叛国”、“危害民国”的罪名，在法庭上作了53分钟的辩论，历数陈独秀曾与国民党的合作，称陈独秀与中共决裂后组织托派，“有功于国民党”。

陈独秀拍案而起，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接着慷慨陈词，发表了自撰的“辩诉状”，一一驳斥起诉书中指控的罪名，称：“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一审判决后，他多次上诉南京政府最高法院。6月30日，最高院终审认定陈独秀“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有期徒刑8年。

在南京老虎桥45号，国民党给予这位共党“匪首”种种优待，给他安排单间牢房，允许读书写作，甚至可以每日自由接见亲友。期间，他的第三位长期伴侣潘兰珍每日到狱中照顾他的生活。

比陈独秀小三十多岁的潘兰珍是上海青年女工，之前并不知道陈独秀为何人。待到从报纸上看到陈被捕入狱的消息后，才对“自家老头子”的身份恍然大悟。

每日慕名来监狱探访的富豪名流络绎不绝，或求字、或闲谈，搅得陈独秀不胜其烦，最后对典狱长说，以后“不认识的就不要放进来了”。

五四时期，陈独秀曾提出监狱和研究室是人类文明的两大“发源地”。如今，他开始实践这一理论，在监狱里钻研起学问来。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他列出自己两年内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古代的中国》、《现代中国》、《道家概论》、《孔子与儒家》、《耶稣和基督教》、《我的回忆录》。

1933年，三子陈松年利用暑假到南京看望父亲。自大革命后，父亲音信全无。他是从柏文蔚那里得知陈独秀被公审的消息。此时，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已离开人世，母亲和姨妈也不在，当他看到父亲后，一时间痛哭起来，陈独秀骂他没出息。

高君曼所生女儿子美和弟弟鹤年也曾到老虎桥来探监。子美劝父亲早日和潘兰珍结婚，以防人说闲话。而20岁的鹤年天真地提出要帮父亲越狱逃跑，陈独秀又骂他“胡闹”。

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消息传来，陈独秀托人打了酒，买了菜，对同狱的人说，今天要为国仇家恨痛饮一杯，第一杯祭大革命以来的烈士，第二杯祭两个牺牲的儿子，然后大哭起来。

一同入狱的濮清泉说：“人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如此伤心地痛哭失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共合作”进入实施阶段。中共代表周恩来赴庐山会谈，提出包括“释放一切政治犯”在内的诸多要求。8月，日军开始轰炸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陈钟凡和胡适及张伯苓商议，一起联名保释陈独秀。胡适写信托汪精卫帮忙，求他与蒋介石商量开释陈独秀。最终，蒋介石表示同意。

8月23日，入狱4年的陈独秀被提前释放。潘兰珍和儿子陈松年接他出狱。当他从报纸上读到司法院长呈文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说他“深自悔悟”时，怒不可遏，致函《申报》编辑部：说自己无罪，何来悔悟，是政府罗织冤狱，将来还要和政府打官司，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以难堪之诬蔑也”。

胡适想安排他出国，避开政治是非，帮他联系了一家美国图书公司，让他去美国写自传。陈独秀声称“生活很简单，也厌烦见生人”，谢绝了老友的安排。

国民党各派也有意拉拢他。先是周佛海、陈公博拉他进“低调俱乐部”。接着，蒋介石又想让陈独秀出面组织一个“新共党”，在这前后，又邀请他进国民政府当官，当劳动部长，都遭到陈独秀的拒绝。

“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两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他也厌倦了“托派”纠缠不清的内斗，拒绝托派组织接他回上海。

1937年8月，长期追随陈独秀的罗汉以个人身份，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见了叶剑英。叶剑英叫他根据所知的情况，开一个保释政治犯名单。陈独秀要求罗汉再跟叶剑英谈谈。

罗汉从叶剑英、李克农手里领了路费和介绍信，于8月底启程，9月2日抵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党代表林伯渠。

考虑到陈独秀在党内的特殊地位，林伯渠当即给延安拍电报请示中央。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后，给林伯渠发了一个电报，提出陈独秀回党工作的三个条件：

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并承认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罗汉携董必武来见陈独秀，董必武劝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书面检讨，回党工作”，遭陈独秀拒绝。

重获自由后，陈独秀有过最后一次开创政治局面的努力。他与王文元、罗汉等人想组织一个“不拥国，不阿共的联合战线”，并联合了中间势力——章伯钧等第三党、救国会以及何基沣等抗日军人，“以争取民主和自由为共同目标”，同时也与中国共产党争夺“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

王文元、濮清泉对他的计划不理解也不支持，他们拒绝出席“联合会议”。而他计划中的“军运”活动，也随着何基沣突然被调职而夭折。1938年底“托匪汉奸”案的发生，则让“第三党”和“救国会”负责人在政治压力之下，切断了与陈独秀的联系。

12月4日，中共中央理论机关报《解放》第24期发表王明文章《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形势》，称陈独秀为“匪徒”。随后，康生在《解放》杂志上撰文，明确指控陈为日寇勾结的“汉奸”，说“九一八”事变后，经亲日派头目唐有壬介绍，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与陈独秀、罗汉代表的“托匪组织”，“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贴”。

半个月前，《解放》第22期还登载了《陈独秀先生向何处去》一文，称他为“老战士”，希望他“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里来”。

周佛海、傅汝霖、王星拱等人随即在《大公报》、《武汉日报》上发函，为陈独秀鸣不平。民主人士沈钧儒也在汉口《大公报》发表文章，不赞成给陈独秀扣汉奸的帽子。

《新华日报》随后发表短评，称这个问题“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组织行为为断”。

沸沸扬扬的“托匪汉奸案”到1938年9月嘎然而止——共产国际传来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很快，王明离开党中央领导岗位。

周恩来深感这次风波有损于中共声誉，也不利于团结民主人士共同抗日，多次派人到陈独秀寓所，安抚他的情绪，要求他“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

在聂荣臻的司令部里，萧克谈起康生的文章，早期曾和陈独秀工作过的聂荣臻沉默了一下，说：“陈独秀是300块大洋能买得到的吗？”

结局

1938年，由于日军近逼武汉，陈独秀带着复杂的心情，顺长江进入四川，先在重庆，后又迁徙到江津县。他退回书斋，致力于文字学研究和政治理论的探索和思考。

流落四川江津时的晚年陈独秀

陈独秀贫病交加，与潘兰珍、嗣母谢氏相依为命，十分艰难。他只有为报纸撰稿的一点收入，生活大半靠北大同学会接济，其他友人的捐赠，他大多谢绝。

台湾方面的资料披露：陈布雷听闻“仲甫近况艰辛”，曾向蒋介石汇报，得蒋同意，为防陈独秀不要，特以朱家骅私人名义，让张国焘送到江津鹤山坪，3年共补贴14000元。

周恩来托朱蕴山说情，想请他到延安养老，不让他再在外头“胡说八道”。陈独秀拒绝了，他对朱说：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李大钊、陈延年都死了，他自己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

张国焘叛逃到国民党，曾到武汉拜访陈独秀，想拉陈独秀这块招牌再组织一个共产党。陈独秀对他说：“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党，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搞得更好么？”

1939年，蒋介石再派胡宗南、戴笠到江津拜访陈独秀，谈起一年前的“托匪汉奸”论战，把周佛海等9人在《大公报》上为他鸣不平的公开信给他看。

陈独秀拒绝公开“反共”，要求谈话内容“切勿见报”。但“言世界大势，不利于苏……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1942年初夏，陈独秀听人说蚕豆花能治高血压，就叫潘兰珍去地里摘一点。5月10日，陈独秀喝了一杯霉菌感染的蚕豆花水，食物中毒，腹胀不已。

3天后，包惠僧来访，潘兰珍做了土豆烧肉。陈独秀非常高兴，加上好久没有吃过肉，多吃了一点。分手之际，包惠僧发现，老先生目光和往日不同，显得十分慈祥，他已预感到不祥。

当晚，陈独秀呕吐。此后一周病情加重。5月27日，陈独秀在昏迷中离世。临终，他交代弟子何之瑜如何处理书稿和书；托他给潘兰珍找个工作，“莫拿我卖钱，遇到合适的人再嫁”。并嘱托三子松年，把他和嗣母谢氏的棺木带回安庆老家。

1947年，陈松年把陈独秀的木棺迁回故乡，与其原配高晓岚合葬。

他的追随者高语罕为他写了挽联，上联曰：“喋喋毁誉难凭！大道其容，论定尚需十世后。”

（参考书目：沈寂著《陈独秀传论》、朱家骅著《陈独秀传》、唐宝林/陈铁健著《陈独秀和瞿秋白》、杨奎松著《国民党的“反共”和“联共”》、朱洪著《陈独秀的最后岁月》、《中国共产党历史》、《胡适口述实录》。感谢安庆市“陈独秀研究网”和万多胜先生）

陈氏家族：一言难尽的悲怆

“过去的，都让它过去吧。”电话中，陈红不愿多谈家族往事，“我们都是很普通、过着平常日子的人。”

陈独秀的这位孙女温文尔雅，言谈间透着知识女性的学养。陈红原名陈祯荣，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生物学教授，她父亲陈鹤年是陈独秀的幼子。

通电话时，陈红在收拾行李，当晚她将搭乘航班去外地。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她每年有一两个月在全国各地做调研。对于这一份职责，她非常认真。

等完成手头的工作，她要去香港看望母亲和弟兄姐妹。他们都是在“文革”后，陆续去香港定居的。

“家族里的人吃过很多苦，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完的。”她颇为动容。

缺失的父爱

在安庆陈家的老宅院里，“父亲”的角色是长期缺失的。

陈独秀自幼丧父，由脾气暴躁的祖父抚养长大，从不知父爱为何物。待到几个子女出生，他又长年在外留学、闹革命，回家的日子屈指可数，到家后又忙着和友人联络，父子之间非常陌生。

陈独秀与妻妹高君曼相爱，私奔结合。这对原配高晓岚伤害很深。子女们“即受母氏先入之言，对父颇少感情”。母亲的不幸，直接影响了陈延年对婚姻和家庭的看法，长大后他埋头于工作，不愿恋爱，不想结婚。

1915年，陈独秀参与“讨袁”运动，被袁世凯派来的都督倪嗣冲追捕，陈家被抄。两兄弟逃到怀宁乡下避难，无法读书。不久，他们接到父亲让他们去上海的书信，随后辞别祖母和母亲，从此再也没回过怀宁老家。

当时，陈独秀正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带着高君曼与一儿一女生活在一起。有一天，他对高君曼说：“我想写一封信，叫延年、乔年到上海来，找点事情做做，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当时陈延年十七八岁，陈乔年十三四岁。

陈延年和陈乔年初到上海时，和父亲一家住在一起，但是很快，两人就搬出来住了。据潘赞化回忆，陈延年因不满父亲抛弃母亲、与姨母同居，常常和父亲发生矛盾。儿子们搬出去半工半读，陈独秀并不阻拦。他对好友汪孟邹说：“他们到外面住，不是坏事。我向来主张靠自己力量创造前途。”

陈独秀的教育理念非常新奇：兄弟俩晚上睡在亚东图书馆店堂地板上，白天外出工作，以饼为食，喝自来水，冬着单衣，夏日无被，“颜色憔枯，人多惜之”。

高君曼怕人说闲话，加之对姐姐心存愧疚，想让两个孩子到家中食宿。她找潘赞化哭诉，央他向陈独秀说情。陈独秀的回答是：“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良，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也。”

兄弟俩后来考上震旦大学法语系，勤工俭学，度过艰难时日。1917年，陈独秀被聘到北京大学，他托汪孟邹每月支付弟兄俩5元生活费。

因为父子间长期疏离，陈独秀对兄弟俩思想上几乎没有影响。陈延年和陈乔年一度信仰无政府主义，不要家庭、不要国家，并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组织“进化社”，成为吴稚晖的门徒。

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成为全国无数青年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和偶像。17岁的陈延年颇不以为然，“吾父亦不过是新官僚、旧学者而已。读书虽多，而不能为天地立新，不能为万民主命，与文盲何异？”

兄弟俩当时想赴法勤工俭学，没有保证金。吴稚晖不但给他们提供了保证金，还帮助解决了船票。他设法让这兄弟俩“以党人资格漫游世界”，这意味着陈延年和陈乔年可以获得华法教育会的资助，到法国直接读书，无须半工半读。

陈氏兄弟赴法前，陈独秀因在北京新世界商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入狱。潘赞化在街上遇到陈延年，说起他父亲被捕一事。潘问陈延年：“假如同仁救援无效，你会怎么想?”言外之意，陈独秀的脑袋可能随时不保。

让潘赞化非常震惊的是，陈延年的回答是：“中国失去一个有学识的人嘛，当然可惜。”神情非常淡漠，好像谈论的是一个跟自己毫无瓜葛的人。

兄弟俩在法国时，陈独秀曾托陈公培带给他们一封信，劝他们放弃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陈延年看完信后对陈公培说：“独秀这个人，你别理他。”陈公培非常惊诧，他没想到陈独秀在国内振臂一呼、地动山摇，他儿子却直呼其名，言谈间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

然而，陈氏兄弟最后还是转向马克思主义。在留法学生周恩来、赵世炎等的团结争取下，他们抛弃无政府主义，与吴稚晖分道扬镳。1922年6月，陈延年出席在巴黎郊区布森林广场举行的“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后被选为执委。他和赵世炎负责编印该组织机关刊物——《少年》杂志。

由胡志明等人介绍，陈延年、赵世炎、萧三等加入“法共”。是年冬，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陈延年等转为中共党员。

1923年3月，中共党组织送陈延年、陈乔年等12人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据当年一起在东方大学学习的老人回忆：陈延年平时沉默寡言，但在讨论和研究理论问题时，表现得很活跃、非常较真，常常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与平时判若两人。同学们问他为何如此认真，他回答说，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我们也要学列宁，在原则问题上不能马虎。

从此，同学们送他一个雅号——“小列宁”。

“一门三中委”

1924年秋到1925春，因国共合作需要，陈氏兄弟陆续回国。陈延年到上海党中央报到，随即被派往广东工作，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乔年则被派往北京，担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和李大钊、赵世炎一起工作。

据长期跟随陈独秀的郑超麟回忆，有一次他陪陈延年去见总书记。原以为相别数年的父子相见场景会很感人，但爷俩见了面却平淡如路人：陈独秀在石库门房子的天井里等候，见到儿子出现，表情安之若素；延年也一样，随手拖来张椅子，坐下就开始谈工作。

在郑超麟的记忆中，“这两兄弟是清教徒。吃得坏，穿得坏，绝口不谈女人”。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陈延年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这次大罢工长达1年零4个月，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被认为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辉煌的一页”，陈延年充分展现了他作为革命干部的才干。

1927年春，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3人，创造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迹：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再次当选总书记，父子3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上海的中共组织遭严重破坏。陈延年受命重建党组织。6月26日，北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中共上海区委所在地，他和郭伯和、韩步先等人召开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大会。陈延年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步先任宣传部长，赵世炎到中央工作。这时，他们接到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了。

他和王若飞、赵世炎等商量后，立即宣布提前结束会议。当天下午3时，陈延年等人来到恒丰里104号附近，先在暗处观察周围动静，见没有什么异样，便冒险进门，焚烧办公室内秘密材料。不久，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派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一起被捕。

叛变的交通员并不认识陈延年。当时陈延年身穿短衣，裤腿上扎着草绳，自称是受雇到这里做工的，名叫陈友生。敌26军以为陈延年只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将其押往龙华监狱。

陈延年怀着一线希望，给亚东图书馆汪孟邹写信，请他想办法营救。他在信中写道：“我某日在某处被捕，现拘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我是工人，不会有多大嫌疑，现在我的衣裤都破烂了，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信尾署名“陈友生”。

汪孟邹认出了陈延年的字迹，立刻去找胡适帮忙。胡适想起蒋介石的“红人”吴稚晖是陈延年的老熟人，决定将信转给吴稚晖，请他帮忙。

谁知，胡适的“好心”反而坏了大事。1921年秋，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104名留学生与吴稚晖等闹矛盾，后被押送回国。之后，陈延年逐渐脱离吴稚晖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转向共产主义。这让吴稚晖一直耿耿于怀。

吴稚晖得知陈延年被捕，立即写贺信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说陈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竭力催促杨虎立即将其杀害。

7月4日，陈延年被押往上海龙华刑场，因为不肯下跪，被强按在地上，乱刀砍死。

次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再次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地点是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陈乔年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由于叛徒告密，军警突然包围会场，陈乔年和其他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被捕。

当时，陈乔年化名王某，来沪不久，叛变的唐瑞林不认识他。军警动用种种手段，想探明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都未得逞。

因为他没暴露真实身份，党组织便计划用钱将他赎出。一同入狱的郑复他、许白昊也在狱中研究营救他的计划，打算由叛徒不认识的周之楚顶替他。周之楚当即允诺，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陈乔年的生命。

不料，周之楚的父亲也四处托人营救他。陈乔年的身份终于暴露了。他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组织，希望党不必再为营救他而费心，不必再为他花钱。

遇害前，他说：“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难友问他，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他回答：“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1928年6月6日，26岁的陈乔年在上海枫林桥畔被枪杀，年仅26岁。陈乔年结过婚，有一女，下落不明。

1936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传到南京监狱，陈独秀托人买酒打菜，对狱友说：我平生不喝酒，今天要好好喝上一杯。当把第二杯酒洒在地上，祭给两个儿子，喊着“延年，乔年”时，他不禁失声痛哭。

安庆仅存的血脉

大哥延年在上海被害时，陈松年17岁。

噩耗传来，祖母和母亲哭得晕了过去。随后，他和姐姐陈玉莹到上海处理后事。国民党当局既不让他们收尸，也不允许他们看大哥最后一眼。姐弟二人在哥哥就义的地方烧了几炷香和一点纸，痛哭了一场。

第二年，二哥乔年又在上海被害。松年和姐姐再赴上海处理后事。国民政府仍然不让收尸。兄妹二人亲眼目睹了乔年倒在血泊中的惨状，悲痛过度的玉莹，随即因血崩住进上海的医院，不久也随二哥去了，死时年仅28岁。

1933年，松年从父亲故知柏文蔚那里得知陈独秀被公审的消息。他利用暑假去南京探监，看到父亲后，一下子痛哭起来。陈独秀骂他没出息。

日本侵略者占领安庆时，陈家财物几乎被洗劫一空。

陈松年带着一家坐船逃往武汉，见到了刚刚获释的父亲，以及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继母潘兰珍。他们沿江而上，经重庆到达江津。后来，陈松年在江津国立九中做总务工作。

陈独秀的家庭观念一向淡薄，对儿女甚少关爱。晚年，陈松年常常带子女来看望他，却让他欣喜，“对几个孙子孙女亲热得不得了，过些时间不看见他们，便要派人去把他们接来”。

在江津，陈松年陪伴父亲直至他去世。陈松年童年时从未得到父爱，但他对父亲非常孝顺，也很尊重后母潘兰珍。他的子女在他的教育下，对潘都叫她“二奶奶”。

1947年，陈松年依照父亲遗嘱，把祖母和父亲的灵柩运回安庆。归乡途中，他担心“陈独秀”三字会带来麻烦，在棺木上写了父亲科举时使用的名字“陈乾生”，安葬在集贤关附近的深林中，没有立碑。这使陈独秀的墓得以躲过“文革”浩劫。

解放后，陈松年在窑场当工人，带着一家子隐忍度日。

1953年2月，毛泽东乘军舰“洛阳号”巡视长江沿岸。21日上午，安庆地委领导登舰陪同。谈话间，毛泽东忽然问：“陈独秀家里还有谁？”得知陈还有一个儿子在此地生活且曾卖房以维持生计，他说：“陈独秀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

地方政府立刻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给家属颁发烈士证书。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按月发给陈松年30元生活补助金，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陈松年被选为安庆市政协常委，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

1979年，陈松年致信安庆有关部门，提出重修陈独秀墓，很快得到答复：以家属名义重修，资金由官方出。于是有了陈独秀在故土的第二方石碑。

陈松年性格温润隐忍，与世无争，没有像父兄一样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他的一家是陈独秀在安庆仅存的血脉。

陈松年育有三女一子：长子长琦是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女儿长璞曾担任安庆文化管理局副局长、市侨联副主席。熟悉他们的“陈独秀研究网”主编万多胜说：这两位是孙辈中与陈独秀个性最相似的。

陈松年妻子窦珩光与子女合影，依次为陈长玮（左上）、长玙（右上）、长琦（左下）和长璞（右下）

在家族中，陈长璞是为陈独秀研究和历史问题解决付出最多的一个。早在文革末期，她就不顾父亲警告，偷偷收集各种关于祖父的资料。在她和家人近三十年的执着下，杂草丛中的土坟包终于扩建为一个占地1.37平方公里的“独秀园”，陈独秀纪念馆也终于落成。

墓碑上的铭文从“乾生”到“仲甫”，再到“独秀”。历史在逐渐恢复其本来面目。

沉重的遗产

高君曼和陈独秀分手后，带着孩子居住在南京，因为身弱多疾，加之经济窘迫，境遇凄苦。她育有一子一女：陈子美，以及陈红的父亲陈鹤年。

陈子美

陈独秀入狱时，姐弟俩曾去南京探监。陈子美劝说父亲和潘兰珍尽快结婚，以杜绝别人的闲话。20岁的鹤年天真地提出要帮父亲越狱。

陈鹤年当时正在北京大学政法系就读，并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他妻子许桂馨则组织妇女为游击队做后勤工作。但由于父亲是陈独秀等各种复杂原因，陈鹤年后远避香港，更名陈哲民，在报界工作过，一直低调度日，2000年在香港去世。

陈红同胞姐弟共4人，其余的3位是祯祥、祯庆、祯祺。因为祖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内的多顶“帽子”，加之父亲又在香港，他们的命运都很曲折。

大女儿陈祯祥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二女儿陈红在汇报思想时，因为说了句对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便被定罪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翻案”；三女儿祯庆到商店买毛主席像章，说了句“六角钱一个，太贵了”，成了“反革命”；小儿子祯祺被下放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一去就是13年。

文革后，陈鹤年的子女陆续落实了政策。除陈红留在北京外，其他几位都移居到香港。

陈红的姑姑陈子美的命运更为坎坷。她早年半工半读，在杭州做过电信局职员，学过妇产科，还跑过单帮。

文革期间，陈子美被打成“牛鬼蛇神”。1970年，她带着孩子，身系5个酱油桶漂泊10小时偷渡到香港。到香港后，她怕被港英当局遣送回内地，来不及见弟弟鹤年，又亡命美国，直至1989年才成为美国公民。

1991年，陈子美因病住院，回家后发现全部积蓄与财产被儿子卷走，从此靠政府补助金过活，后因积欠房租14000美元被公寓管理公司起诉至法院，八旬老人面临流落街头的境地。

当地报纸报道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之女生活窘困的消息后，纽约市政当局资助了部分。国内主持陈独秀研究会的唐宝林听闻此事，一边发动会员捐款，一边上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吁请紧急救助，后得上级通知：“中华海外联谊会”已将9000美元汇给陈子美老人。

江泽民访美期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曾派人探望过老人，并表示：以后有事可电话求助。次日，陈子美发表书面声明对中国总领事馆致谢。

2002年，陈松年之女长璞在纽约探访了姑姑陈子美，她评价说，“她是个相当独立、相当坚强的女性，一直能独立照料好自己的生活。”

2008年4月14日下午4时，她在纽约皇后区圣约翰医院寂寞离世。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陈红对本刊记者说：“我们的故事不重要。”

和三伯父家的长璞不同的是，她更在意祖父的思想遗产：“他当年高举着‘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后，他自己又吃过斯大林的很多苦。所以，他对政治的思考和分析也更深入了。他当初说的，很多都变成了现实。”

（参考书目：朱洪著《陈独秀父子仨》。记者季天琴对本文亦有帮助）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