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孙中山清楚，若将陈独秀开除出国民党，就意味着国共合作的破裂，也意味着与苏俄关系的破裂，从而失去苏俄的经济援助。孙中山当时在盛怒中，所以说了“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这句气话。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5年第6期，作者：朱洪，原题：《孙中山声称可能要开除陈独秀的国民党党籍》

孙中山曾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出面营救过陈独秀，促使北洋政府释放了陈独秀；陈独秀也因为在陈炯民叛变孙中山的关键时期支持国民党，而深得后者的好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时期，孙中山和陈独秀合作密切、融洽。孙中山请陈独秀担任改组国民党委员会委员，并指定陈独秀出席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也为支持孙中山，做了许多工作。但他们的党派和政治观点不同，在中共三大后，发生了孙中山发火要“开除”陈独秀的国民党党籍的风波。

1923年7月18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州给越飞和达夫谦信中，谈到了孙中山发火的经过。马林谈到，在他和孙中山会晤过程中，“孙用汉语与廖仲恺谈论一份关于钱的电报，但是他突然用英语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他说得很激动。在这种时候，像廖仲恺和胡汉民这样的人都悄悄地溜走了，一个个噤若寒蝉。给我的印象是，廖仲恺成了他自己的影子。我为陈独秀辩护，并声明，有几篇批评国民党消极被动的文章出自我的手笔。但是我也说，援助问题与共产党人能否留在国民党内毫无关系”。1923年8月25日，俄罗斯通讯社驻华记者斯列帕克在给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信中也谈到，“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孙逸仙想把陈开除出党，原因是后者在《向导》上批评了国民党的行为”。

上述材料第一次披露了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孙中山和陈独秀的直接矛盾冲突。这里涉及到一系列问题：为什么陈独秀在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后，公开写文章批评国民党和孙中山？为什么提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建议的马林这时要替陈独秀辩护？苏联援助国民党问题与共产党人能否留在国民党内是什么样的关系？

陈独秀与孙中山的“有条件”的合作

陈独秀个性刚烈，不愿附翼于别人的旗帜之下。所以在马林提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提议后，他进行了激烈的反对。1922年4月22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系统地提出六点反对的理由；在中共二大上，陈独秀等甚至以中共中央的决议形式（《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强调“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在本党旗帜下去加入此种战争……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记了自己的阶级的独立组织”。

马林在陈独秀的抵制下，寻求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并在布哈林等的支持下，形成了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原本支持陈独秀的维经斯基也不得不起草了“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与菲力普（马林）同志密切配合。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命令”，在西湖会议上和陈独秀等人经过激烈的交锋，促使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放弃了拒绝加入国民党的立场。

陈独秀虽然在西湖会议后加入了国民党，参加了国民党的改组活动，但他思想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西湖会议后，陈独秀带着疑虑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在陈独秀参与讨论的共产国际作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里，仍然可见与马林有所不同的陈独秀和维经斯基等人的意见，即认为“孙逸仙过去和现在都在与张作霖联手合作，因此，支持孙逸仙同吴佩孚作斗争，不仅是支持一个反动派的张作霖，而且还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该决议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不是通过一个军阀集团战胜其它军阀集团，而是靠下层人民群众取得革命胜利来实现中国的统一”的任务。这个任务和国民党的任务有明显的区别。该决议指出孙中山与其他军阀存在着联系，从而提出了与孙中山合作的条件性问题，如反对国民党的封建主义性质以及与军阀的联盟等。这些观点，同时也是陈独秀1922年4月22日给维经斯基信中谈国民党的基本观点。

这种与孙中山合作的条件，来自于陈独秀本人，在镀上了共产国际文件的“金”后，反过来成为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支持国民党的前提条件，也是陈独秀批评国民党和孙中山的国际政策的基础。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采取了有条件地支持国民党的策略。张国焘和蔡和森不理解陈独秀的思想变化，所以在三大上继续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政策。

既然是有条件地支持国民党，并得到了共产国际以决议的认可，所以，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突出地批评了国民党的封建主义。这也是陈独秀为什么既同意加入国民党，又激烈地批评国民党的背景。马林1923年6月20日给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信中，谈到了陈独秀既加入国民党又批评国民党的基本态度：“布哈林的决议自然引起了争论……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愿大力支持国民党，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就持有这个看法……陈独秀根据布哈林的提纲拟了一份详细的提纲，在其中强调，我们的任务是把国民党发展到全国去，要批评国民党内的封建主义策略……陈独秀说：我们应当迫使国民党走上革命宣传的道路。”

为了贯彻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的方针，说服孙中山放弃军阀式的武力统一中国和进行革命宣传，中共三大结束后，陈独秀、毛泽东等新的中央执委会成员联名给孙中山写信，直接提出：“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法，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一脉相承的印象……”陈独秀本人在三大闭幕后直接与孙中山进行了交谈，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转述了他们的对话：孙中山说，“国民党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力量，陈独秀问：‘如何建立？’回答是不可思议的：‘党只有到紧急关头才能一马当先。现在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南方广东可以建立根据地，然后我们必须设法在东北或西北得到一支军事力量。靠这些力量的协作我们将使革命取得胜利”。对于孙中山的回答，马林也很失望，说：“凭这种观点，就不可能期望国民党的领袖们会很快采取主动，把国民党变成一个现代的政党。”

张国焘此时已经了解陈独秀的思想，他也不相信孙中山会接受陈独秀等人的意见，而放弃自己与张作霖等军阀的联盟。1923年11月16日，张国焘给维经斯基、穆辛写信，提到了陈独秀等说服孙中山的失败：“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新的中央委员会曾试图改组国民党，但遗憾是没有成功。”写信与谈话的方式都没有效果后，陈独秀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一方面，他同意加入国民党，并形成了共产国际决议和中共中央三大决议案；另一方面，他的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国民党还是我行我素，仍然在走与军阀张作霖等结盟的老路。而退出国民党，则又违背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且悖自己赞成的三大决议案。所以，两为其难的陈独秀，对国民党采取了公开批评的态度，以促使国民党改正缺点。由于共产国际的决议明确批评了孙中山的与军阀合作和封建主义残余等问题，陈独秀对孙中山的批评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1923年7月11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发表《北京政变与国民党》，批评孙中山说：国民党“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便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在同期《向导》上，陈独秀发表《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若孙中山可以和曹锟携手，那末，北伐伐谁？那末，岂不是孙中山和陈炯明、沈鸿英走到一条道路？那末孙中山可以联曹，何以陈炯明、沈鸿英联曹便罪该万死？”

陈独秀这些文章，抨击了国内一批人鼓吹所谓“对等会议”，该“会议”的实质是鼓吹孙中山与曹锟“携手”。陈独秀的文章，同时将矛头指向国民党内的汪精卫、胡汉民、徐谦三人，提醒他们不要倾向所谓“孙曹携手”，“慎勿为降曹派诡词曲说所欺”。这样，陈独秀也得罪了国民党内的三位元老，是孙中山对陈独秀发火的原因之一。而孙中山的态度，最终促使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等离开广州，将三大后的新的中央局迁移到上海。

陈独秀的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的方针受挫后，他与国民党的关系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1923年秋天，陈独秀给在三大上反对自己的张国焘写信承认：“现在感到三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政治论断，不太切合实际。”张国焘认为，陈独秀和马林的计划，遇到了困难。

马林为什么在孙中山面前替陈独秀辩护

马林在孙中山面前替陈独秀辩护，并在1923年7月18日给越飞和达夫谦信中说“有几篇批评国民党消极被动的文章出自我的手笔”的话，是真实的，得到了马林的支持，同时也是陈独秀敢于激烈批评孙中山的另一个原因。在这以前给共产国际的多次报告中，马林坚信国民党可以有条件地担负领导任务，已经形成了共产国际的主导看法。但由于国民党坚持其封建主义色彩和与军阀联盟等现实，未能“兑现”其条件，促使马林思考其提议的准确性和对共产国际的责任问题，从而促使他回过头来批评国民党。

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第一个向共产国际提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提议，他在中国共产党内一开始就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强烈的反对，最突出的代表是张国焘。在共产国际内部，他遭到了维经斯基等东方部的人的反对。1923年5月30日，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拉狄克、萨发罗夫写信，针对张国焘对自己的指责，明确地说：“我并不像你们认为的那样热恋于国民党。”此后，在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这一点上，马林和陈独秀找到了共同点。5月9日，马林在《向导》上发表化名孙铎的文章，公开说：“国民党的注意力太完全放在军事上和放在政客议员的秘密计划上。”在7月1日《前锋》创刊号上，马林以笔名孙铎发表《关于中国国民运动》的文章，继续批评国民党。这篇文章刊登后，遭到了胡汉民等人的反驳，认为他的思想方法不是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在关于中共三大的笔记中，马林也说：“另一方面，崇拜国民党——是绝对错误的。”

中共三大结束后，马林于7月21日离开中国前夕给廖仲恺写信，系统地谈了国民党的许多缺点：国民党从不召开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三民主义的实行日益封建主义化；党只依靠军阀，不断向封建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妥协；对许多重大问题，如世界大战、五四运动、京汉铁路大屠杀等不领导、不参与，党没有成为国民运动的领导者，却与封建军阀为伍；家长制的观念代替了党的纪律；违反党义的现象司空见惯等。这封信表明，马林虽然不否认自己提出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问题上的主张，但他承认在改组国民党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其中，关于批评国民党对京汉铁路大屠杀漠不关心问题，是接受了维经斯基的意见。

马林批评国民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过去和陈独秀、维经斯基等人的争论中，已经意识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是暂时的，并预言两党将来肯定要分裂。

但马林和陈独秀批评国民党的动机是不同的。马林批评国民党，目的是贯彻依靠国民党开展国民运动的共产国际政策；陈独秀批评国民党，最终是希望以共产党为主开展独立的工作。或者说，马林看重的是“加入”，陈独秀看重的是“分手”。马林1923年7月20日给越飞（东京）和达夫谦（北京）写信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昨晚（在广州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讨论了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的处境问题……陈独秀只想利用国民党。他的宣传工作只考虑共产党的组织，干的是同国民党决裂的事。孙中山告诉我（我已向你们报告过），这个周报上的批评是无法接受的，如果陈独秀不放弃批评，孙一定要把他开除出党。”这是马林第二次提到孙中山要开除陈独秀出国民党，同时分析了陈独秀批评孙中山的动机，也表明了马林自己和陈独秀在对待国民党问题上的区别。为了不影响两党的合作，马林希望陈独秀放弃激烈地批评孙中山。说明马林批评国民党是矛盾的，他批评国民党是次要的，维持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主要的。

由于马林主要的不是批评国民党，他的后继者鲍罗廷也只看到了马林和陈独秀改组国民党的成效甚少，而没有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开展对国民党缺点的积极批评。1923年12月10日，鲍罗廷写札记说：“马林等人曾不止一次地试图争取国民党人，主要是孙本人同意改组，但都没有结果。”由于马林思想中批评国民党的成分很少，过去的史料几乎没有涉及他离开中国前所采取的支持陈独秀、批评国民党的一面。

孙中山向陈独秀发火不是偶然

马林知道，陈独秀在报刊上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并不是孙中山要开除陈独秀的根本原因。孙中山在马林面前发火，也没有给马林面子。在和孙中山谈话后，马林和陈独秀一起分析孙中山发火的原因，认为孙中山所以发脾气，是由于香港报纸批评中国共产党7月发表“中共中央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的宣言引起的。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批评国民党的文章，早就开始了。孙中山以前为什么不批评呢？孙中山发火的根本原因，是不愿意得罪香港和破坏其与英国的关系。但孙中山不能在马林这位代表着俄国利益的共产国际代表面前过分表示对英国的这层关系，便将矛头指向陈独秀。经过一年，孙中山已从陈炯明的叛乱中恢复了元气，在他的眼里，共产党的本身力量并不大，其特殊意义在于，他不希望影响从俄国人那里获得其统一中国所急需的大额经济援助。

孙中山清楚，若将陈独秀开除出国民党，就意味着国共合作的破裂，也意味着与苏俄关系的破裂，从而失去苏俄的经济援助。孙中山当时在盛怒中，所以说了“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这句气话。

马林当时说“援助问题与共产党人能否留在国民党内没有关系”，逻辑上有两层意思，即使孙中山开除了陈独秀，也不影响苏俄对国民党的经济援助；另一层意思，孙中山即便不开除陈独秀，也不一定得到苏俄的经济援助。从当时的情况看，马林是前一层意思；但事后，马林更倾向后一层含义。他在1923年7月18日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中，明确反对继续援助孙中山：“现在的问题是，不能为了孙氏王朝控制广东再把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们的腰包，最好是用21000元帮助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从事国民党的宣传，看看他们在这方面会有什么作为。”这句话说明，马林不希望继续援助孙中山，他强调“南方将领们”，明确暗示着孙中山继续采取了封建主义的武人割据路线。

不把“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们的腰包”，而将“21000元帮助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从事国民党的宣传”，说明苏俄支持共产党的经费非常有限。马林参加了三大，知道共产党经济困难。1923年5月31日，他在致共产国际、东方部等的工作报告里说：“现收到的1000金卢布几乎不敷筹备大会之用，陈独秀认为，召开400名代表参加的大会须有15000墨西哥元。”

仅隔了一天，马林在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中，再次谈到不希望继续援助孙中山的观点：“如果你愿意拿少量的钱支持我提出的宣传工作，我认为派一个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驻在中国的这个地方是有益的。这样人数不多的共产党组织可以富有成效地进行工作，我们不用再为孙在南方毫无胜利希望的军事纠葛耗费金钱，如果你们让孙保持控制权，那对于整个运动将是有害的，如果不能给我们〔共产党〕小组以资助，那就不值得在中国长期安排一个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马林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援助金额的多寡与自己的去留联系起来，说明他当时反对援助孙中山的态度是坚决的。

孙中山发火要开除陈独秀，并说不在乎苏联的援助，加上马林的意见，对共产国际援助孙中山的计划产生了影响。1923年秋天，为争取苏联的援助，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代表团到苏联后，托洛茨基不同意立即援助国民党，并强调了援助国民党的条件。他在1923年11月2日给契切林和斯大林的信中，认为对孙中山军事计划和纯军事要求，“要推迟到欧洲局势明朗和中国完成某些政治准备工作之后”。在和蒋介石等人的谈话中，托洛茨基的讲话归结到一点，“让孙逸仙和国民党尽快放弃军事冒险，把全部注意力转到中国的政治工作上来”。这个思想与陈独秀和马林批评国民党的观点完全一致，是有条件地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政策的继续。

马林对援助孙中山的抱怨，后来遭到加拉罕的反驳。加拉罕于1924年2月9日在北京给外交人民委员部契切林写信，认为莫斯科可能存在着中国共产党内反对与国民党合作的左派的代表，“他们是根据从前那些可能属于马林在广州时期的过时消息，竭力把我们对孙逸仙的援助和支持化为乌有”。加拉罕认为这些怀疑是建立在不充分和“不怀好意”的通报上的。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最终大额度地援助了国民党，直到国民党武汉政府在1927年7月15日叛变前夕，斯大林仍拟用金钱拉住国共合作的破裂。1927年6月27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等写信：“需要千方百计坚持不让武汉屈从于南京。因为丧失武汉这个独立的中心……一句话，丧失公开组织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可能。请相信，因此给武汉追加300到500万是值得的。”这句话说明，斯大林对国民党的援助是有政治前提的，那就是与共产党的合作，也说明孙中山说的“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的话没有说错，恰恰是马林说的“援助问题与共产党人能否留在国民党内毫无关系”，是敷衍其词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