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洪潮

1989年2月25日，北京《文艺报》副刊刊登了陈乔年烈士连襟杨纤如《乔年烈士有女陈鸿天涯何处》的文章。23年来，不少读者对陈鸿是否活着，处境如何，都希望有个答案。而陈鸿从襁褓中被地下党托人扶养，到懂事后亦到处打听、寻找自己的生身父母，经历了66年骨肉分离的风风雨雨，终于在1994年底与家人相认，认祖归宗。虽然杨纤如先生已经驾鹤西去，笔者作为陈鸿寻祖归宗漫长历程的见证人，有责任对许多关心陈鸿下落的读者报告这一喜讯。

一、发现线索

1988年9月，我参加福建新四军研究会，与陈辉、苗玉夫妇编在同一会员小组。陈辉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正师级离休干部。苗玉是新四军老战士、福州市轻工局离休干部。第一次学习讨论时，通过苗玉的自我介绍我了解到：她是安徽无为县人，过去一直认为自己是苗家的女儿，因家庭困苦被送给陈家。前期陈家生活尚可勉强维持，后养父被国民党抓走，她只好跟陈家祖母相依为命，讨饭为生。在流浪途中，祖母曾透露说“你不是陈家生的，也不是苗家生的，你的亲生父母在上海”，但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

13岁那年，陈家祖母逝世，家里生活更加艰难，常常饿肚子。15岁时她想到上海寻找亲生父母，陈家养父知道后不让她去，对她说：“你到哪里找亲生父母？你苗家母亲叫我去上海找孔先生和吴先生，我去上海不仅找不到他们，还被抓去关了5年，以后你再也不要提找亲生父母的事。”此时她才知道自己的身世，却不知亲生父母是谁。

16岁那年，新四军来到无为县。因家里实在活不下去了，她就跑到新四军卫生所当护理员。从此，她参加了革命队伍，虽然希望了解自己的生身父母，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如愿。

1973年，苗家养母已80多岁，突然来信要她回去，说有要事相告。当她赶到时，养母已卧床不起，但精神尚好，对她说：“有些话压在心里几十年了，再不和你说恐怕以后没有机会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10月，我生了个女儿，因生活困难溺死了。此后我离家到上海做工，在汉口路一家姓孔的家里当佣人。她是教书的，丈夫也是教书的，他们有个姓吴的朋友，经常来玩，知道我是安徽无为县人。”

“有一天，吴先生来到孔家，突然对我说，你离家大老远到上海，不就是为了赚几个钱？我给你一个小女孩带回家养，给你一些钱，又能照顾家庭不是更好？雇主孔先生也极力动员鼓励我接受。我稍加考虑后认为他们说的有理，就答应了。”

“民国十七年（1928年）9月的一天，孔先生把我带到大轮码头附近，我看见一位穿着很普通的年轻妇女抱着一个婴儿在等着我们。见面后，那位妇女就将婴儿抱给我，告诉我这个女孩姓陈名阿鸿，说以后就跟我姓，并交给我两块大洋。她还交代，以后孩子的生活费会按时寄去。当时你只有五六个月，穿一套半新半旧的衣服，上身是一件小红棉袄，下穿一条小绒裤，头戴圆顶帽，身上披一件斗篷。”

“我接收了你后就返回安徽无为老家。上海的吴先生和孔先生一直没有和我联系。大约过了4个月，我和你养父都打摆子，无法继续抚养你，只好把你送给陈家养父陈国虎。我让他到上海找吴先生和孔先生要你的生活费。陈国虎到上海找不到他们，却被怀疑与地下党有联系，在回家途中被国民党抓去关了5年。”

苗玉详细介绍自己的身世后，认为我在省委参加组织史编纂工作，请求我帮助她寻找线索，希望能查清她的亲生父母是谁。我深感此事难度很大，就将她的情况作了详细记录，向她表示，有机会一定帮助找线索。

1989年3月，我到上海查福建党的组织史资料，借机向上海市委组织部负责编纂党的组织史的沈忆琴等同志介绍了苗玉的身世，请她们在上海关注1928年烈士子女抚养的线索。4月上旬，上海市委组织部组织史编纂部门给我寄来上海《文艺报》发表的《陈独秀孙女在何处》文摘。该文摘自2月25日北京《文艺报》副刊刊登的《乔年烈士有女陈鸿天涯何处》文章，作者介绍说：他是陈乔年的连襟，乔年的夫人静仪在1963年弥留之际嘱家人为她寻找失散的女儿陈鸿，给乔年烈士留一根苗裔。我看后认为与苗玉所述身世似乎吻合，特别是时间和姓名，就把这份文摘送给苗玉。第二天，苗玉就来找我，说家人一致认为她不可能和陈独秀有关系，但苗玉希望我和上海《文艺报》联系，进一步沟通了解。我于1989年4月21日给上海《文艺报》编辑部去信介绍苗玉身世，请他们帮助查证落实。

二、跟踪调查

上海《文艺报》一直没有回音，我想乔年烈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中央负责人之一，他的家世特殊，年代久远，这件事的解决非经各级党的组织部门审定不可，于是建议苗玉向福州市委组织部作一次汇报，我也为苗玉的身世向中共安徽省安庆地委组织部写信，提出苗玉有可能是乔年烈士之女、陈独秀之孙女。但双方都认为年代久远无法查证没有表态。随后，福建省军区副政委钟大湖知道了，给中组部副部长曾志写信，让苗玉带信亲自到北京。曾老也认为年代久远，难以查证。

1990年4月，福建新四军研究会组织新四军老战士到安徽岩寺等地参观学习，苗玉和老伴陈辉在参观途中遇见记者蒋奇梦，在相谈中蒋记者了解到苗玉尚未解决的寻亲问题。蒋记者十分热心，写信介绍苗玉的身世寄北京《文艺报》副刊转作者杨纤如老先生。此时，上海《文艺报》也将我的信件寄北京《文艺报》副刊转给杨纤如老人。

1990年11月6日，我收到杨纤如老人回信。信中说：“多年来为查找陈鸿，费了很多周折没有结果，直到文章发表后，才接到几处来信，但大多不符合陈鸿情况，只有苗玉有不少情况相符合，但也值得研究。诚然，如来信中所说，苗玉有个美满的家庭，用不着向组织要求什么照顾及方便，无非只是要弄清身世，这是无可非议的人之常情，但也不能没有依据就认定。你我都是没有其他的企图，只求为乔年、静仪留下一条根，一定要实事求是把这件事办好。”

“乔年是我的老领导，静仪是我的妻姐，她弥留之际，嘱我找到陈鸿，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据来信所述，苗玉被人送养的情况恰好符合当时地下党处理遗孤办法，送养的孔、吴女士，多半是济难会的工作同志。济难会后称革命互济会，专门办理被捕同志的请律师、送衣食、照顾家庭生活以及为烈士安置遗孤等事宜。陈乔年就义，史静仪生下遗女，她仍在党中央工作，又是乔年的妻子，敌人是饶不过她的。因此，组织送她第二次去苏联学习。这些经过都像苗玉被孔、吴女士送养的情况。相片我看了，苗玉的前额确实像陈独秀、延年的前额，但从照片上却看不出乔年和静仪的影子，这一点得弄清楚。”

杨老又说：“我看是陈鸿的可能性比较大，但还需一些查证，将来弄得差不多了，我很想来福州听听苗玉说话的口音和神态，再找一些有力的证据，全国各地我都找遍了，唯独没有到过福建呢。”

三、组织关怀

杨老两次来信后就去世了。在弥留之际，他给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写信，要让苗玉去上海找陈沂。陈沂是乔年的弟弟松年的同学，当时已80多岁，接待了苗玉，他推荐苗玉去找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叶尚志，并委托叶部长具体办理。叶尚志部长见过苗玉后，就给中央组织部吕枫、孟连昆二位首长写信，将苗玉介绍到中央组织部。苗玉到北京通过王兆国找到孟连昆，孟委托中组部李处长同苗玉谈话后，提出两个问题：一是15岁想到上海找亲生父母有什么根据；二是1973年苗家养母临终前要苗玉回家谈的那些身世，有谁证明。苗玉为以上两个问题作了说明。

2000年1月，陈独秀研究会顾问徐亦孺根据我汇报的苗玉的身世和家庭情况，亲自到福州与苗玉一家相聚见面，随后约我到北京，向唐宝林执行会长汇报发现乔年烈士之女陈鸿的线索经过，让我写了专题报告由研究会转送党中央，批准我参加陈独秀研究会为会员。在北京我拜访了徐老，他同我相谈到福州的验证体会时说：“苗玉找过安庆地委、上海市委组织部，希望能就其遗孤身份作一次认定，结果都答复说事情过了这么多年，查证太困难，而且需要大量外调，我们也没有这笔经费。”徐老说：“苗玉已经72岁高龄，虽然五女一子的工作、生活都很好，但是认祖归宗这一夙愿如果得不到落实，终是一大憾事。今年1月，我因事去上海，同叶尚志同志谈起此事，叶老也感叹不已，深以为憾，并出示1992年为此致吕枫、孟连昆二位的信稿。在他的启发下，我激于革命道义，专程到福州看望苗玉及在榕的四女一子（幼女在济南）。三天中两次聚晤，我惊奇地发现，苗玉本人竟与其祖母、乔年同志的生母高晓岚面貌酷似，其三女陈华、四女陈榕的脸貌则极像他们的外祖父陈独秀，而二女陈军又与乔年同志极为相似，他们的幼子陈峰则与乔年的夫人、他的外祖母史静仪相像。”

徐老十分感慨，接着说：“我今年77岁，阅历不算少，但隔代遗传之说在苗玉他们这一家人身上得到令人叫绝的印证，还是第一次。”徐老又说：“不容讳言，七八十年代之前，由于历史的原因，陈独秀是作为一个反面人物横遭贬损的。在历史研究中，对于陈独秀的研究，一向被视为禁区。乔年同志是陈独秀的次子，虽然名列烈士，在那样的年代中不可避免地也要受到株连。苗玉同志于1991年和1992年找安庆地委与上海市委组织部门诉请确认身世，他们不予受理，也多半缘于此。”

“90年代以来，烟尘落定，党史研究领域逐步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以前苏联共产国际的档案相继解密，陈独秀的功过是非已经大白于世，‘谈陈色变’的时代已经过去，它对陈乔年的影响也应该彻底解除了。”

“乔年烈士以26岁的英年惨遭反动派杀害，早期党中央在武汉他任中组部副部长，一度为李维汉同志代理过部长，就义前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我们童年时曾听到的那句如雷贯耳的豪言‘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有人为他们披荆斩棘的幸福吧’，至今仍然令人肃然起敬。因此，无论从革命先烈或党的组织工作的前辈哪个角度都可以说，及早审定苗玉是否就是当年抚养民间的遗孤陈鸿，都义在必行，刻不容缓。”

“静仪老人生前为此朝思暮想，饮恨终身，杨纤如老人受其恳托，终于联系上了，但未及晤面便抱憾病逝。苗玉今年已是72岁，风烛残年，认祖归宗的夙愿耿耿于怀，难道也要让她抱憾而去？”

最后徐老要我向党中央和福建省委书记报告发现线索和跟踪调查情况。

四、家人团聚

杨纤如老人去世后，他的儿子杨辉于1993年与史静仪第二次婚姻的儿女李文、李湘生取得联系，1994年12月李文夫妇专程到福州看望苗玉。李文向我回忆母亲史静仪生前交代送养陈鸿时的几点主要特征与苗玉所述完全吻合。李文夫妇欣喜之余发现苗玉的长相体型、走路的神态等都和她母亲很相似。因此，他们相认无疑。随后，李湘生也专程到福州与苗玉全家相认相聚。我到北京也去通县看望过李湘生，她是一名雕塑家。李湘生说：“母亲史静仪1928年冬去莫斯科后第二次婚姻对象李国琛是叶帅入党的介绍人。据夏衍老人说，在东京时李国琛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与他同在一个支部。”李湘生又说，寻找陈鸿是她母亲几十年的夙愿，由于历史的原因，革命斗争尖锐复杂，一直未能如愿。其父李国琛1930年自莫斯科与其母相偕回国后，被派去贺龙部，不久遇上反AB团，被错捕，处决前冒死逃出。虽然幸免于难，但落了叛徒罪名。1941年抗日战争期间，又因组织抗日武装遭敌伪杀害。她母亲1969年在武汉病故。母亲生前几十年带着哥哥李文（武汉冷冻机厂离休干部）和她颠沛流离，历尽坎坷，始终没有忘记寻找陈鸿。母亲常说那是乔年一点根苗，临终还嘱咐她兄妹一定要找到陈鸿。

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叶尚志也给陈独秀第三个儿子陈松年（已去世）的儿女长琦、长璞去信，让他们与苗玉联系。陈松年的女儿陈长璞三次来福州看望苗玉，亲如一家。她从福州回安庆后给苗玉来信说：“当我见到你，似有一见如故之感，使我感伤中又添几分亲切，血缘的情分重于其他一切情感。”信中又说：“看了你的照片，你不太像二伯父，和大伯父与我爸很相像，即脸上都像大伯，鼻以下特像我爸。从整个脸型都像长琦兄。”信中还说：“我爸找了几十年，伤透了脑筋，我也不知跑了多少路，写了多少信，口头反映了多少次，在见到你之前，已经丧失了信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听说杨纤如寻找陈鸿的文章见报，传言陈鸿还在。结果我们也找出5个陈鸿，但考证后都对不上号。世间事往往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要是我父亲在世找到你及看到你，可能老人家还会多活几年哩！安庆党史办及叶老处我拟几日内去反映或写信告知，我看你的名字应是陈长鸿，安庆家谱就是写陈长鸿，我们欣幸二伯父后继有人。”

苗玉认祖归宗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终究实现了自己的夙愿。陈乔年烈士后代终于找到了，乔年烈士在天有灵一定会含笑九泉之下。

【编者链接】

看完福建省军区师职离休干部汤洪潮写的《陈独秀孙女陈鸿现在何处》一文，我们感到很是惊奇和兴奋：陈独秀，中共党史上如此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的孙女竟然在我们身边！她长什么样？生活得如何？历经寻祖归宗的漫长历程后心情如何？这是我们的好奇，相信也是读者的好奇。怀着这种好奇，我们跟苗玉（也就是陈鸿）取得了联系，想上门一看究竟。

在去采访之前，我们先做了些资料收集工作。按文中所说，陈鸿是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之女。有关陈乔年，我们略知一二，但具体也不是特别清楚，只见有关陈乔年的资料是这样写的：

陈乔年（1902－1928）：安徽安庆人，陈独秀次子。幼年随父兄在上海读书。1920年，同胞兄陈延年一起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3月，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北京区委组织部长。1926年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军舰炮击大沽口，参与领导“3·18”北京十万群众示威游行，在胸部被军警刺伤后仍忍痛指挥群众撤退。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年底，奉调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2月在上海被捕，6月在枫林桥英勇就义，年仅26岁。

看来，不光陈鸿的祖辈，她的父辈也是个识见非凡、意志刚强的人物，可惜英年早逝。一个暴雨如注的下午，在福州某医院的病房，我们看到了曾不知天涯何处的乔年烈士之女——苗玉。1928年出生的她，如今已是80多岁的老人，只见她一头银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身上穿一件白衬衫加黑底暗花的外套，整个儿显得很是清爽整洁。她和我们说话时，思路清晰，神态平和。回忆往事时，除了一两个人名记不清楚外，整个表述还是相当流畅简洁的。我想这些事可能已经深深地刻在她脑海里，即使岁月流逝也难以抹平吧。

因为之前看过汤洪潮的文章，对苗玉的身世经历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我们就有重点地问了几个问题。

问：能和我们说说您被陈家抱养这段时间的生活吗？

苗：陈家原是大户人家，但到收养我的时候已经败落了。那时候的生活真是苦啊。我3岁的时候出麻疹，没地方住，只好住到地主的牛棚里。9岁的时候，我就帮人放牛。我割过麦子、收过花生、砍过柴，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们一家老小全住在同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发大水的时候没东西吃，只好靠天吃饭——捕鱼吃，有多的鱼才能拿去换一点大米。陈家祖母去世后，更没人管我，亲戚都不认，还好邻居的二姐很照顾我，时不时叫我去她家吃饭。解放后，她因为白内障还来过福州，是我叫她来福州治疗的。

问：你怎么参加新四军的呢？

苗：记得是我16岁那年，新四军来到了无为县，有一个妇女主任就住在我们村里，一来二去我跟她熟悉了。她对我说：陈家小丫头，跟我去参军吧。当时我没名字，大家都叫我“陈家小丫头”。我觉得家里实在过不下去了，就义无反顾地跟着她参了军，在新四军7师的卫生一所洗衣班当洗衣员。“苗玉”这个名字也是参军后我自己给起的，因为我当时以为自己是苗家的女儿，苗家的大姐叫“苗芳”，我想我就叫“苗玉”好了。

苗玉告诉我们，参军后她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不到半年就当了洗衣班的班长，她们的指导员现也在福州，叫严检行。听到这儿，我们乐了。2007年纪念新四军成立70周年时，我们有去采访一系列的新四军女战士，严检行就是其中一位。看来这世界有时真是挺小的。

1948年，苗玉被调到华东野战军10兵团当仓库保管员。解放福州后，在福州市公安局司法科工作，后来又去了福州市轻工局，最后从轻工局离休。

问：您有没有回过您爷爷陈独秀的老家安庆呢？

苗：前几年，陈独秀墓重新修葺好的时候，陈独秀研究会邀请我回安庆，我去了，大女儿跟随我去的，在那儿住了好几个月呢。之前也有回过安庆，就住在长璞（陈独秀第三个儿子陈松年之女）家。

最后，我们道出了心中的疑惑：寻祖归宗一事，虽然有家里人的承认，可组织上并没有给出最后的确认，您会觉得遗憾吗？老人告诉我们：她是离休干部，一个月有近万元的收入，吃穿不愁，几个小孩都挺有出息，都有正式的工作，生活得不错。“我当时多苦啊，吃了上顿没下顿。能有今天，全靠了党啊。我挺满足的，个人问题解决与否，并不重要。”老人说。是啊，珍惜自己眼前所拥有的，不执著于自己没有的，老人的豁达让我们心生钦佩。窗外的雨还在哗哗地下个不停，像是要把天上所有的水倒下来似的，天暗得像泼了墨似的，看着老人平和恬静的神色，觉得真是种非常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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