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3日在莫斯科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建馆启动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共六大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六大在中共党史上是一次特殊的代表大会，它不仅在国外召开，而且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

国共关系破裂

1927年4月12日，为与中共争夺上海控制权，蒋介石制造了“四一二”事件，将工人纠察队缴械，在全国范围内“清党”，捕杀中共党员。7月15日，为防止共产国际变武汉国民政府为工农革命政权，汪精卫也追随蒋介石“分共”。中共随后发动南昌起义，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中共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同时“确定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中共的革命暴动与苏联如出一辙，以“杀尽一切土豪劣绅、大中地主、工贼、农贼、国民党右派、贪官污吏”为口号，同时还要破坏政府、银行、工厂、店铺和房屋等一切“反革命工具”。杨奎松在《“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中举了很多例子，如引用史料说湖南平江暴动，“杀戮豪劣和反动分子，计在数千，而同志和革命民众殉难的，亦不下数千人”，当地“数十里或数百里，几无一栋完善的房屋，无一处尽青的山，共计全县被烧的房子，总在十分之四五”。

各地的一百余次暴动虽然连连失败，但中共中央相信，革命形势依旧高涨。让中共领导人吃惊的是，共产国际此时改变了让他们坚持暴动的方针，布哈林电报指示说，要中共组织暴动时务必“谨慎”。中国共产党因此必须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确立新的指导思想。

84名正式代表参会

在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就计划在6个月内召开六大，后来1927年11月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六大在1928年3月上中旬召开。当时国内正处于反共高潮，中共甚至无法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

中央临时政治局主席瞿秋白建议会址选在澳门，也有人提出在香港召开。但1928年1月，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建议共产国际，允许中共在苏联境内召开六大；2月，瞿秋白也向共产国际提出了相同的请求，同时希望斯大林或者布哈林中的一人能出席指导。这个要求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出席六大的代表来自广东、江苏、浙江、河南等17个省，按照通行说法，代表总共142人，其中84人拥有否决权。中共中央在给各省分配名额时花了不少心思，如要广东自省委、琼崖（海南岛）、广州工人和海陆丰根据地各出代表；要求江西和湖南在毛泽东、朱德的部队中各选代表等。

有一些中共重要人物没能出席六大。周恩来、王若飞曾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让已被解除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赴莫斯科参加六大。陈独秀很不痛快地说：“大革命失败了，作为总书记，我自然有责任，可共产国际更有责任，我只是国际指示的一个执行者而已。我不会作违心的检讨，也没有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他更直言：“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莫斯科去研究，在中国就不能研究？”

毛泽东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转道井冈山时，被中共中央判定为临阵脱逃，开除了他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当这个消息传到井冈山的时候，已经被误传为中共中央开除了毛泽东党籍。直到1928年3月18日，毛泽东才看到中共中央文件，澄清了被开除出党的传言，恢复了中央委员的身份。这样一耽误，也就使毛泽东失去了当选为六大代表的机会。

六大代表们自行从各地出发，赶赴苏联开会。瞿秋白先由上海乘船到大连，再坐火车经哈尔滨到满洲里出境。在哈尔滨共产国际设有秘密接待处，代表们到达后就到中央大街的一家商店会合，暗号是“以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起折断”。

单身的男代表到了哈尔滨后，通常由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带着女儿出面联络，对外就说是一家三口。杨之华告诉6岁的瞿独伊，要管男代表叫爸爸。时间一久，也就不再叫了，瞿独伊后来回忆说“为什么？那么多爸爸谁相信？我就不再叫他们爸爸了。”

从哈尔滨到满洲里，一下火车就有苏联人接应。六大代表们或者被发给一盒数目固定的火柴，或者拿到一张写有数字的号牌，或者一张标有号码的美钞，然后找接应的马车。苏联车夫驾着马车一路奔驰，就到了苏联境内。

在沙俄贵族别墅开会

中共六大的会址在莫斯科郊外五一村的“银色别墅”，这里曾是沙俄贵族的庄园，当年模仿的是拿破仑帝国时期建筑。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这所过去属于贵族地主的庄园，虽已陈旧，但还可以看出一些富丽堂皇的痕迹”。主楼有三层，其中第二层是一间很大的客厅，就是六大会场所在。

中共六大在1928年6月18日正式开幕，作为党首的瞿秋白当然是要唱主角的。他参与各项问题的讨论，仅是20日发表的政治报告，瞿秋白就一口气讲了9个小时。或许瞿秋白没有想到，这次大会在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后，矛头就指向了自己的“左倾盲动主义”。

张国焘对瞿秋白的批评最为激烈。张国焘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在一大时就已经是中央局成员，但瞿秋白后来居上，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成为中共党首。张国焘将满腔的不平都发泄在了六大上，瞿秋白也针锋相对地予以回击。他们俩争吵的时候，布哈林说：“就是你们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其实共产国际早已为中共选定了新的领袖。

确立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领导

中共在六大的时候确实是一个工人党，84名正式代表中有工人44人，农民6人，知识分子34人，工人占了一半以上。自八七会议以后，中共检讨以往的失败，将知识分子领导列为其中重要的一条，即“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所以要在领导层中增加工人的比重。工人出身的苏兆征、向忠发均以仅有的两个全票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曾在汉阳兵工厂做工人，后来发起成立湖北省总工会，他在五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向忠发在1927年10月就到达苏联，很快成为共产国际方面的红人。向忠发在中共六大上表示：“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最主要的是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第二，中央的错误要批评，但不能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更不能不顾事实，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中央的。”他既反对张国焘代表的机会主义，又向瞿秋白所犯的盲动主义错误开火，一下成了六大的焦点人物。

1928年7月10日，米夫在同瞿秋白等协商后，拿出了一份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在总共36人的名单上，工人有22人，向忠发排在所有人的最前面。在确定下一届政治局委员时，米夫出面代表共产国际，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名单，宣读后一致通过。决议以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瞿秋白和张国焘都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被留在莫斯科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中共六大修订了党章，明确规定“定名：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此后中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事事听从于共产国际的指导，造成了更多的政策失误。六大上成为中共党首的向忠发在1931年被捕后叛变，不久被杀。

（参考资料：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李蓉《中共六大轶事》、张秋实《解密档案中的瞿秋白》、于之伟《中共六大前后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论析》）

(原标题：中共六大跑到苏联开：陈独秀、毛泽东为何均未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