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包惠僧身份特殊：他是唯一一个由陈独秀个人指定的代表，而非由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产生的。包惠僧何以得到陈独秀如此器重和信任？探索两人的人际交往和思想联系，很有意思。他们从素昧平生到一见如故的师生；从彼此之间无话不谈的同志和战友，到大革命失败后都离开了党的事业而走上了不同道路的朋友。正是由于两人脾气相投、惺惺相惜，最终成了不谈政治的忘年交，包甚至成为陈逝世前最想见到的人。这种相伴终身的友谊和情感，让后人感叹不已。

　　一见如故的师生

　　包惠僧生于1895年1月，陈独秀生于1879年10月，两人年龄相差近15岁，在风云际会的近代中国，当属两个不同时代。

　　包惠僧何时知晓陈独秀，现已难以确认，但当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掀起新文化运动时，包惠僧正在国立湖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他先去教书，半年后转至武汉做新闻记者，专为《汉口新闻报》、《大汉报》、《中西日报》供稿。据包惠僧回忆，此时的他，“差不多是一只野马，思想没有一定的体系，言论行动也没有一定的范围”。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积极参加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他热情参加了五四运动。同年从北京大学肄业，旋即重返武汉，继续从事新闻工作。据包惠僧回忆，“五四运动那年，我参加了学生运动，又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常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各地，也参加了陈独秀、胡适、蔡孑民领导的文化革命运动”。他究竟何时第一次见到陈独秀，现无确切史料记载，但在陈独秀首次来武汉的1920年2月初（农历1919年底），二人确实正式见面并专门晤谈了。

　　1920年2月上旬，陈独秀受胡适之荐，前往武汉，分别在武汉文华书院、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文华大学等校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新教育之精神》和《我们为什么要做白话文》。在包惠僧心目中，“陈独秀的名声很大，号称新文化运动的‘三圣’之一”，所以，在陈独秀光临武汉之际，包惠僧以记者身份，“抱着崇敬的心情”专程前往文华书院采访，陈独秀跟他有过两次谈话。数十年后，包惠僧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见面情形和谈话内容：

　　“见面后我告诉他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毕业后因找不到工作当了记者。他说当记者也好，能为社会服务。后来我们谈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反封建，婚姻自由（当时有很多女学生同我谈论婚姻自由问题）等问题。陈独秀是汉学专家，他的汉学不在章太炎之下。我还向陈独秀请教汉学的门路。他指导我读书，讲了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次我们谈了个把钟头，分手时我表示惜别，不知以后什么时候能再见面。他说以后还有再见面的机会。……走之前我又去见了他一次……他关照我不要写文章向外发表我们的谈话。”

　　这两次谈话深深地影响了包惠僧的人生方向，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在陈独秀离开武汉后，包惠僧与省立师范的校友陈潭秋见面时，大谈马克思主义学问。当陈潭秋邀请他加入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时，他便一口答应下来。

　　据陈独秀后来回忆，他去武汉时就留意寻找可以发展成党员的对象。包的虔诚和老道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牢牢记住了这位青年记者，以至于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委托刘伯垂去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时，还特地嘱咐他去找包惠僧，共同担当起在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建党的重任。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并给包括武汉在内的全国各地写信。包惠僧收到陈独秀的第一封来信，陈希望他和刘伯垂、陈潭秋等人一起创建武汉共产党组织。在陈独秀的大力推动下，1920年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一说武汉共产党临时支部）成立，主要成员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刘伯垂等几个人。大家推举包为书记，陈负责组织工作，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成为党在武汉乃至湖北地区最早的组织。

　　无话不谈的同志

　　1921年1月，包惠僧由武汉到上海准备去苏俄留学，因为缺少路费而滞留上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汉俊执意让他留沪工作，就任共产党教育委员会主任之职，专事负责选派优秀青年赴莫斯科留学事务。同年4月，包惠僧挑选了刘少奇、萧劲光等一批先进青年赴苏留学。春夏之交，包惠僧奉李汉俊指派，赴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要么请陈独秀回来，要么把党的机构搬到广州去”。包惠僧到广州后，在《新青年》杂志发行处一住就是两个来月，不仅跟陈独秀一起参加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而且担任了由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陈公博任总编辑的《群报》的编辑，迅速扩大了共产党在广州的社会影响。更重要的是，此次两人关系更加密切，包惠僧“没事就到陈独秀处去谈天”，“几乎天天见面”，“无话不谈”，从而得以与陈独秀深入交流思想。包惠僧后来回忆：“我与陈独秀的关系就是在这段时间建立起来的。”他们晤谈的主要内容有：

　　其一，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应如何开展工作，陈独秀主张循序渐进，一面搞革命一面学习。他说：“我们现在组织了党，不要急，我们要学习，要进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事实。”显然，陈独秀是在思考：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因为没有经验，要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首先要学习，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不能指望马上实现革命目标取得革命胜利。

　　其二，如何正确对待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陈独秀主张党要独立自主，不能受制于人。为推动中国革命，联共（布）中央通过共产国际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部分经费，国内有人因此辱骂陈独秀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对此，素来重义轻利的陈独秀深恶痛绝，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拿了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其三，如何处理不同思想不同信仰之间的关系，陈独秀主张思想争鸣，信仰自由。当时，社会上思想流派形形色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反动思想甚嚣尘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都经常在报上攻击马克思主义。对此，陈独秀淡然处之，主张各种思想自由争鸣，自由发展，信仰自由，让各种思想都暴露出来，由人民群众评论选择。他说：“我们尽管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别人信仰无政府主义也不要紧。”

　　上述主张充分表达了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初步设想，反映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水平，也彰显出陈独秀渊博的学问和乐于助人的品质，引起青年包惠僧的好感，“我是读书人，他好比是书箱子，在学问上我受他不少影响，他俨然是我的老师，每次谈话都如同他给我上课，我总是很认真地思考他的话”。

　　更让包惠僧钦佩的还是陈独秀特立独行的性格脾气和待人热情的人生态度。陈独秀性格特立独行，嫉恶如仇，爱憎分明。他自称“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任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友人评价他“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回头之草弗啮，不峻之坂弗上，气尽途绝，行与凡马同踣”。这种性格脾气正好与包惠僧合拍，“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办，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其实，包惠僧也热情奔放，情绪亦易激动，话不投机就可能吵架，甚至动手，敢于直言，但不计后果，因此时人送他一个绰号，叫“包大炮”。所以，这样两个个性鲜明的人谈起话来十分投缘。

　　1927年7月，包惠僧受陈独秀指派，既作为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又作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与陈公博一道前往上海，于7月23日，出席在上海望志路106号李公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转赴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开会，是全程参加中共一大的12名代表之一。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中共一大后，由于陈独秀尚在广州，中央局暂由李达、张国焘二人负责。一次，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张国焘、李达及候补中委周佛海（代理书记）开会，决定派包惠僧去广州，迎接陈独秀返沪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于是，包惠僧再次获得与陈独秀深谈的机会。返程途中，从广州经香港而上海，在漫长的海上漂泊中，他们一路所谈仍不外是中国革命问题，但比起几个月前在广州时，陈独秀在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上显然已经深入了一步。

　　在中国革命如何推进的问题上，陈独秀指出：“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的潮流，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他认为“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

　　在为什么要以职业革命家投身革命这个问题上，陈独秀说：“干革命是因为不满现状，尤其不满北洋军阀的乌烟瘴气。”认为既然投身革命，就要坚持到底。他还说：“作为共产党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信念何其坚定！

　　在如何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问题上，陈独秀反感马林所谓“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编入了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你们承认与否没有用”的说法。他对包惠僧说：“我们没有必要靠它，现在我们还没有阵地，以后工作开展了再找第三国际联系。”

　　1921年9月9日，在包惠僧陪同下，陈独秀回到上海，住进渔阳里2号。在上海时，包惠僧一直跟随陈独秀，见证了陈独秀与马林唇枪舌剑、不欢而散的两次会面，也听过陈独秀对李达、张国焘和上海其他一些党员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我们自己来组织党。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干，我们可以一面工作，一面革命。”甚至还亲耳聆听了陈独秀训斥马林的翻译张太雷所说的话：“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这个书记，但中国共产党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此时，包惠僧常为陈独秀与马林的会谈担心，看到他俩不欢而散很着急。从情感上讲，包惠僧是倾向于陈独秀一边的。

　　据包惠僧回忆，随后他与陈独秀一起被捕，是“马林使尽了气力”，“花了很多钱”力保陈独秀出狱的。看到陈独秀与马林关系随着这次患难而缓和，包惠僧放心了很多。出狱后，包惠僧奉陈之派回到武汉，担任中共武汉支部书记。不久，他又兼任刚成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的主任，还和张国焘、李登瀛、李启汉等一起创办《劳动周刊》，包除当编辑外，还负责收件与发行工作。在陈独秀的多次教育和大力提携下，包惠僧的党内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惨案发生后，包惠僧因“鼓动工潮”罪而遭到军阀政府通缉。而在党内，随着“二七”罢工的失败，包惠僧与张国焘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公开冲突的程度。在包惠僧看来，当时中共党内能领导他的只有陈独秀一人，而张国焘作风不正，公私不分。包惠僧始终认为存在一个以北大同学为基础的“张国焘小组织”，说张只会坐在上海的租界里指挥别人。但张国焘是包惠僧的顶头上司，他向中共中央告包的状，要求开除包的党籍。陈独秀一方面不同意，一方面训斥了包惠僧，这事才算不了了之。

　　中共三大后，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包惠僧奉中共中央之命，到黄埔军校任职。此后在国共合作大潮中的包惠僧可谓大起大落。在1925年2月第一次东征期间，因周恩来随蒋介石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和部分学生参加作战，校本部学生无人统管，包惠僧被廖仲恺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如是，前方主任为周恩来，后方主任是包惠僧。军校学生全部返校复课后，周恩来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这样，整个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悉由包惠僧负责。此后，包惠僧先后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6年九十月间，他随北伐军抵达武汉，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委任为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处主任等。至1927年1月，包惠僧又奉命出任夏斗寅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但好景不长，4月，上海发生四一二政变，蒋介石随即建立南京政权；5月，“夏斗寅叛变”与“马日事变”爆发；7月，国民党“清党”，包惠僧被“清”了出来，后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指示到南昌待命，准备接管中共江西省委军委工作。接着，包惠僧又因病错过南昌起义，化装逃到九江，搭船潜回湖北黄冈老家避难，继而转赴妻子娘家江苏高邮，又隐匿于上海。1928年，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包由悲观而失望，由失望而消沉，对中国革命前途逐渐失去信心，自动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从组织上结束了与陈独秀的同志关系；而到1929年11月，陈独秀也因参加托派组织而被开除党籍。

　　不谈政治的好友

　　脱离党组织后，包惠僧疏远了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一些同志。为生活计，他又重操旧业，舞文弄墨，用“亦愚”的笔名撰写文章，靠卖文为生。他曾在上海帮助贺耀祖主编《现代中国》杂志，后到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睿幕下任参议。

　　1931年，包惠僧借助曾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共事的关系，当上了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便任命包为军委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军阶为中将。在军界，包惠僧也算是高级将领，但却只是个闲差，并无实权，相当于幕僚角色。直到1936年他由军界退役，转任文官，出任内政部参事，仍在南京政府中任职。凭着这些身份，当1937年8月陈独秀出狱后，包先提出安排陈独秀夫妇来他在莫愁路的家中暂住，被陈独秀拒绝，后又安排陈独秀夫妇从南京坐轮船到武汉的行程。在因安排不周而受到性格暴躁的陈独秀的责怪时，包也没往心里去。

　　抗战期间，陈独秀经南京、武汉、重庆，辗转来到四川江津，贫病交加，又不愿屈就权势，生活极为窘迫。1942年5月13日，时任重庆国防参议会参议员的包惠僧，特地前往江津鹤山坪探望陈独秀。分别多年的老朋友远道而来，陈独秀心情大好，忙叫夫人潘兰珍到镇上买了点猪肉、炒了几个小菜招待包惠僧。两人边吃边聊，相谈甚欢。陈独秀一扫多日来的病容，滔滔不绝。包惠僧后来回忆这次见面时说：“有一家美国图书公司想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陈独秀不去”，“他说他生活简单，不用去美国，也厌烦见生人”。陈告诉包惠僧：在武汉时，从延安叛逃的张国焘找到陈独秀，表示“想再组织个共产党，想拉陈独秀来顶这块招牌，陈独秀没有理他”。同时，谭平山“也去找过陈独秀组织第三党，陈无意于此”。不知不觉之间，天色已晚，包只好坐船返回重庆。5月26日，即陈独秀生前最后一天，得知陈独秀病情加重，包惠僧派夫人夏松云专程前去看望，并带去了几个北大同学拼凑的300元钱给陈治病。陈独秀叹息道：“要是惠僧来了多好啊！”说完就昏睡过去。次日，包惠僧再次赶来鹤山坪，可是陈独秀再也没有醒来。

　　1944年起，包惠僧任国民党内政部户政司司长。有一次，周恩来去内政部拜会部长，出来时在大门口正好碰到包惠僧，周向包表示了欢迎他归来的意思。1948年底，国民党在战场上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统区人心离散，一片混乱。包惠僧见势不妙，先带着家眷逃到澳门，栖身于远离澳门市中心的僻静小楼，静观大陆时局变化。新中国建立后，他当即给周恩来发出一封字斟句酌的电报，全文是：“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兄等以廿馀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弟包惠僧叩。”周恩来接电后知其有回归之意，当即复电欢迎他回来。稍事整理，包惠僧即于11月间率全家抵达北京。

　　包惠僧受到昔日党内同志和战友的热烈欢迎。抵京次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湖北同乡董必武就请他吃饭。董必武告诉包惠僧：“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包深受感动并惭愧。12月25日，周恩来在百忙中请包惠僧到中南海他的家中吃饭。见面后，周恩来还是以老朋友相待包惠僧。那天，周恩来跟他作了长谈，最后对包说：“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你对党要有个交代。”包极为感动。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50年初，包惠僧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并于12月初毕业后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1952年8月20日，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任命包惠僧为内务部参事。1957年4月29日，周恩来任命包惠僧为国务院参事。根据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给包惠僧安排了舒适幽静的住处，在生活上给予优厚待遇。

　　在新中国建立后极“左”思潮横行的扫“四旧”风暴中，包惠僧因当年自己与陈独秀有着密切联系而担惊受怕，为免惹是生非，他想了又想，叫来子女，将其珍藏40多年的陈独秀早期给他的100多封亲笔信全部投进炉中付之一炬。这批书信是建党前后陈独秀写给他的，不仅有工作布置，而且有思想观点，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包一直非常珍惜这些信件，曾一一裱糊，装订成册，封面上题《陈仲甫先生遗墨》，还特地为之写了前言，成为他最珍视的物品，拟作永久保存。可这些信却在转眼之间化成了灰烬，令人折腕叹息！

　　陈独秀一生不仅被戴上了 “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反党”、“反革命”、“叛徒”、“汉奸”等错误的帽子，就连“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明星”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等头衔，也被冠在他人名下。鉴于此，作为知情者的包惠僧自然不该沉默。在成为国务院参事后，包的处境改善，心境也好，他根据周恩来“对党要有个交代”的指示和嘱咐，开始孜孜不倦地撰写回忆录。尤其是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作为与陈独秀等早期共产党人交往较多的当事人和党的早期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晚年的包惠僧“不顾身患重病，频繁地同中国革命博物馆等单位的同志及外地来访的同志接谈，积极向他们提供有关革命历史情况，这种精神是很可贵的”。

　　1979年，一生极富传奇色彩的包惠僧默然辞世，享年85岁。他身后留下大量回忆录手稿，后被人民出版社编辑整理为《包惠僧回忆录》，于1983年出版，全书32万字。其主要内容均为中共一大前后到大革命失败这段历史，实际上是他心目中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其中“人物回忆”部分收录了他对党的早期领袖陈独秀、李大钊，同乡战友董必武、陈潭秋、项英，以及过从甚密的陈延年、邓中夏、张太雷等革命先烈的回忆文章。回忆陈独秀的专文虽然仅《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篇，但在其他回忆文章中有多处提及陈独秀。难能可贵的是，在极“左”思潮横行时期，每次提到陈独秀，他均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为实事求是地开展陈独秀和中共党史研究，为全面客观地认识评价陈独秀和早期党的其他领导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包惠僧与陈独秀，这两个曾经为共产主义事业并肩奋斗的同志和战友，最终成了远离政治甚至不谈政治的忘年交，促人沉思，发人深省；其情深意笃也堪称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