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看，陈独秀一生最具历史影响的业绩有二：一是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件大事，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

从启蒙者到革命者

俄共代表维经斯基于1920年５月到上海，滞留到1921年１月回国，在此期间，陈独秀与维经斯基的密切接触与交往，对陈独秀的思想转变起了催化剂和转折点的作用。

唐宝林先生认为，从中国革命史的角度观察，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4年反袁斗争失败，可以称为“孙中山时代”；从1927年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到1949年夺取大陆政权，可称为“毛泽东时代”；而在这两个时代之间，即从1915年到1927年，则可称为“陈独秀时代”。在这十二年间，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发起新文化运动，中经五四爱国运动，中共成立，国共合作，以至北伐战争，国民革命，没有一个人的影响超过陈独秀。这一说法是大体成立的。

今天来看，陈独秀一生最具历史影响的业绩有二：一是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件大事，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共成立，两者之间既具有连续性，又具有转折性。一方面如毛泽东所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中共早期的一批党团员正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青年；另一方面又如胡适所言，新文化运动侧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中共的革命则转向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后来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也是强调两者的断裂性和转折性。

史书写“建党伟业”的历史背景，不外乎两点：一是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一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具体到牵头建党的陈独秀是如何从自由主义转向列宁主义的，却缺乏具体的描述。从目前存留的史料看，陈独秀从自由主义转向列宁主义，几乎是在一个极短时间里完成的。1920年5月以前，陈还在发表文章，声称不相信任何人、任何制度、任何学说能够包治百病，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且认为，指望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来实现人类平等是“未来的空想”。但仅仅过了一个月以后，陈独秀即参与组织了一个名叫“社会共产党”的组织。如果这一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的话，那么，陈独秀在1920年五六月间，思想发生了一个急剧性的“突变”。而从文本上看，1920年９月１日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第一次大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颂扬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俄国革命经验。这无疑是他开始信仰列宁主义的“确证”。宽泛一点说，1920年5月－9月间，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是什么原因导致陈独秀思想的这一突然转向，因缺乏出自陈独秀本人的直接史料，学界一直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据胡适的看法，陈独秀的思想转变，有两个“节点”值得注意。一是1919年3月26日陈独秀被蔡元培解除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二是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入狱。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在沈尹默、汤尔和、马叙伦等人的怂恿下，以外间传闻陈独秀嫖妓而认为“私德太坏”为由，撤销其文科学长职务。胡适认为，“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

对于第二个“节点”，胡适认为，“大概独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经过一度精神上的转变。他独自想过一些问题，使他想到他向来不曾想过的一条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他出狱之后，就宣传这个新得来的见解，主张要有一个新宗教……抱着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地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

唐宝林先生对胡适的前一看法有所保留，而对其后一看法似表示认同。更为重要的是，唐先生注意到俄共代表维经斯基于1920年５月到上海，滞留到1921年１月回国，在此期间，陈独秀与维经斯基的密切接触与交往，对陈独秀的思想转变起了催化剂和转折点的作用。杨奎松之前的研究也有论及。从时间上推断，与维经斯基的交往，应是陈独秀思想转变的直接诱因。遗憾的是，对陈独秀与维经斯基接触交往的具体细节与思想传递的心路历程，至今缺乏直接的史料来呈现，只能作合理的推断。

窝囊的总书记

在其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期间，陈独秀受制于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和斯大林的掌控，不能自主，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1921－1927年，陈独秀连任五届中共最高领导人。长期以来，人们回忆与提及陈独秀的党魁生涯，多强调其“家长作风”，称其个性暴烈，专横独断，盛气凌人。唐宝林先生也说陈独秀性情暴躁，倔强刚毅，从小就具叛逆性。胡适更称其为“终身反对派”。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不羁”性格的陈独秀，在其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期间，因受制于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和斯大林的掌控，不能自主，左右为难，进退失据，被唐宝林先生称之为陈“一生中最窝囊的年代”。而这“窝囊”的一面，却是我们过去甚少注意到的。

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间里，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依据共产国际的章程，共产国际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和组织者，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必须严格服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指示和指令，即使不同意，也要无条件执行，绝不允许推诿；共产国际有权修改和取消各国共产党全国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各国共产党中央必须定期向共产国际寄送会议记录、工作报告，并交纳党费；各国共产党的经常会议或紧急会议，必须事先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才能召集；共产国际有权派遣全权代表指导、监督和审查各国共产党的工作。还有关键的一条虽然不见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却实际存在：共产国际掌控着各国共产党的最高人事任免权。共产国际实为高踞各国共产党中央之上的“太上党部”。斯大林则是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据很多中共党人的回忆，中共党内一直对共产国际很迷信，对俄国革命经验很信仰，几乎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共产国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只有理解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之间这种上下级的组织关系，才能理解陈独秀作为中共党魁而又不能自主之“窝囊”，也才能理解此后王明从莫斯科得到“圣旨”回来之后的“嚣张”，以及毛泽东这颗“红太阳”从井冈山、延安升起之不易。

据唐宝林先生统计，在1923－1927年间，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作出决议738个。讨论与决议之密集，可见一斑。这里还涉及共产国际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共产国际实际掌控在苏共中央之手。共产国际的决策，首先从苏联的利益出发，随着苏联外交路线的需要而调整。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是以苏联的利益为依归的。所以唐宝林先生认为，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实际上是国苏关系。中共被置于苏联与国民党博弈的夹缝之中，很少有自主调适的空间。更不要说，远在莫斯科的最高决策者并不了解和熟悉中国的情况，其万里之外的决策与遥控，实在难免出错；在当时交通通讯条件下，信息的往返沟通，更难免失时耽搁；而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又是多头并进而不统一，相互之间常有分歧，令出多门也让中共执行者不知所措。凡此种种，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实际权力和自主空间是很小的。陈独秀名为一党领袖，实为斯大林遥控下的“小媳妇”，在中国革命与国共关系问题上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来自莫斯科的指示，正确的要执行，错误的也要执行。为了维护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威，陈独秀还无法向党内干部和同志解释和倾诉。党人也无法分辨哪些是陈独秀自己的主张，哪些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以至于党人最后将一切归咎于陈独秀个人“专横独断”的“家长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