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操凤琴　《参考消息》国际要闻版责任编辑、新华社中东总分社和约旦分社常驻记者

　  2007年仲冬在重庆调研。采访之余，我特地来到主城区百余里之外的江津区（原江津市），拜谒陈独秀先生旧居。

　　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将关押了五年的陈独秀从南京监狱提前释放。此时的陈独秀已是家破人亡———乔年、延年壮烈牺牲后，陈独秀的前后两任妻子高晓岚、高君曼和长女玉莹都因悲伤过度而陆续离开了人世。

　　带着患难少妻潘兰珍，陈独秀出南京，奔武汉，颠沛长沙，流落重庆，在江津的鹤山坪安顿下来，清苦自持四载，最终在穷困和孤寂中客死在这异乡的土地。

　　江津区委宣传部的同志陪我前往。独秀旧居离城区尚远，车子在盘山道上九拐十八弯，天上下着细雨，地上踩着泥泞，我在北方生活得太久，很久没有看到这种牛毛小雨了，恍然间仿佛是年少时行走在家乡安庆的乡间小道，不知独秀先生当年在这里是否也能感受到遥远家园的温润气息。

　　半山坡上的石墙院是幢青竹环抱的三进平房，占地约五亩，围墙由一块块巨大的条石砌成，故被称为“石墙院”。上世纪九十年代，江津政府出资把居住在这里的几十户居民陆续搬迁出去，整修后将其辟为“陈独秀旧居”。

　　一遍遍，我徜徉在这安静冷清的院落里，沉思，怀想，除了陪同我的同志，没有一个游客。故居的看门人是当年收留了陈独秀的杨家后人，一个朴实的中年男子，他对我们介绍了当年“陈老先生”在这里的一些情况：

　　陈独秀夫妇避难到重庆前，他的世交好友邓仲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伯父）在江津开了一家诊所，邓力邀陈独秀夫妇来他家居住，但令人气愤的是，邓仲纯的悍妻却担心受陈独秀牵连而拒客于门外，进而恶语相向（陈独秀写给三子松年的信中也如此记载：“幸亏你们与祖母未同来。竟遭邓太太拒之门外。”）。

　　一生傲气的陈独秀哪里受得了这种侮辱？“若不碍于行李拖累，定然马上重返重庆”（陈独秀致松年信）。幸有江津乡绅杨学渊仰慕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旗手、五四运动总司令”的名声，盛情邀请他位于鹤山坪的祖屋石墙院居住，他担心陈独秀无功不受禄，就以修订杨氏家谱、整理先人遗稿之名相邀。

　　在石墙院里，我久久伫立在陈独秀生前居住的两间偏厢房里，室内光线昏暗，泥地面潮湿阴冷，只有一床、一桌、一椅，简陋之极（如图），隔壁的耳房里陈设有他们夫妇躬耕垄亩的农具，一如当年（如图）……

　　十年前，我读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梁衡同志悲歌瞿秋白的《觅渡，觅渡，渡何处》，陈独秀与共产党历史上另一位悲剧人物瞿秋白是何其相似！———同是没落的封建士绅家庭奔出的叛逆者，同是中国近代史上学贯中西的文化奇峰，同是在热爱的治学兴趣与政治责任之间义无反顾选择后者，同是以书生之肩担负起追求人类解放的道义……

　　两人又是多么的不同：秋白柔弱，被排挤出党的领导核心后，抱着病体默默隐忍迫害，承受对他“最无情的斗争”，甚至对妻子这“最亲爱的人”都不肯吐露内心的痛苦；独秀刚烈，一巴掌被打翻在地后，拍案而起激扬文字，奋起反击强诿于他的种种罪名。但党的这两位早期领袖生前却都未能逃脱“被自己的人按住了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的悲剧命运，身后更是长期一个被定为“叛徒”，一个被指为“汉奸”！

　　好在历史并不永远都是政治的婢女！近年来陆续解密的前苏联档案表明：1923至1927年间,苏共（联共（布））政治局就中国共产党的各种问题开了122次会,作了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一个决议！事无巨细万里遥控年幼的中共。在权势如日中天的斯大林眼里，中共不过是个胎毛未净的“中国支部”，而陈独秀以“支部书记”之低微，一次次与以斯大林为核心的共产国际进行抗争！大革命期间，陈独秀曾抵制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反对加入国民党，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危急关头也曾部署反蒋计划，但被斯大林压服，陈独秀再反抗、斯大林再压服……，直到南昌起义前夕，莫斯科还十万火急发来斯大林亲自决定、布哈林亲笔签字的电报，反对中共武装暴动！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一败涂地。但是，一切责任都推向陈独秀，一切错误都给了陈独秀。

　　中国“托派”元老王凡西在其《双山回忆录》中写道：“陈独秀这个人，不管他有怎样的弱点，但他毕竟是一只雄狮，人家可以打败他，甚至可以杀死他，但你休想叫他乖乖做替罪的羔羊。斯大林……将全部责任往陈独秀头上一推。陈独秀如果肯和斯大林合作来串演这出悲喜剧，自认全部错误，以来洗清斯大林的罪过，那么，陈独秀不仅可以在共产国际当要人，而且多半还能重坐中共的首把交椅。”

　　偏偏陈独秀不是个软骨头的政客，偏偏他撞得头破血流还要独立思考探求真理，终于陷入被多方夹击的困境，不，是绝境！

　　悲剧拉开帷幕。

　　陈独秀一生东奔西走，反满清，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老子党”，反法西斯，反“托派”……，八次被通缉，四次坐监牢。1937年最后一次获释时已是一身疾病、心上有“无数伤痕”的老人。

　　他去往何方？

　　去延安？不能！出狱到武汉后，董必武代表党中央出面，让他写份书面检讨，就可重新安排回中央，陈独秀傲然：“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确难从命。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后很快被康生等指为“日本人每月给300元津贴”的汉奸（延安《解放》杂志1938年1-2月号）。

　　去苏联？不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命令陈独秀到莫斯科反省，陈独秀坚拒：“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要去请教外国人？苏联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不来请教中国人？要反省，我在中国反省，绝不去莫斯科！”恼火之下的斯大林亲自在办公室里约见张国焘咨询对策，甚至担心陈独秀会筹钱另办报纸另行组党（张国焘《我的回忆》）。

　　应邀到国民政府做高官？“蒋介石杀害了我的许多同志和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国共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陈独秀这样答复奉蒋介石之命来拜访他的戴笠和胡宗南。

　　回家乡落叶归根？安庆已落入日寇的铁蹄！

　　感谢江津人民以博大的胸怀收留了陈独秀，如中共原江津市委书记郭汝齐所言：“江津是陈独秀的第二故乡，这方热土不会忘记他，这里的人民不会忘记他。”

　　“何处乡关感离乱？蜀江如几好栖迟”，贫病交加的陈独秀在江津的石墙院里这样抒怀。

　　在这个院落里，陈独秀抱病写下《小学识字课本》这部近代史上的文字学杰作，用科学的方法将中国文字重新分类（小学指文字学，类似于《说文解字》———作者注），他也为外面的书馆编书，挣点稿费糊口，“馆中倘能信任，必有与钱相当之稿与之，不至骗钱也”（陈独秀致台静农信）。

　　但生活实在太艰难了！他“家徒四壁，只有几张破桌椅和耕种生产的一堆土豆”（包惠僧回忆录）；在给四川友人杨朋升的信中，陈独秀多次写到：“一年半前……一斗米价只三元，现在要七十元，长此下去，实属不了!……弟尤为困难”，“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惟坐以待命耳！”

　　在这个院落里，陈独秀宁可典当度日，也断然拒绝达官显贵们送来的钱物：“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而面对北大同学会寄来的三百元钱，他“且感且愧”，面对共产党员刘伯坚从互济会经费中拿出的一百元钱，他热泪盈眶：“这些钱应该用来营救狱中的同志，照顾烈士的遗孤。”

　　在这个院落里，流亡在重庆的安徽子弟给予了陈独秀真挚的帮助，浓浓的乡情为他凄凉的晚年增添了些许温暖。

　　陈独秀的好友、桐城人潘赞化（画家潘玉良之夫）在江津国立九中执教，他常带着三五个安徽学子，凑钱买点白糖和鸡蛋，步行十余里到石墙院请陈独秀赐字，请赐字是借口，实则以绵薄之力相助济。

　　怀宁人邓仲纯则义务担任陈独秀的保健医生，悉心照料他的病体，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一直守候在身边。

　　辛亥革命名将柏文蔚（寿县人）到重庆开会时专程绕道江津探望老友，看到陈独秀在寒冬中棉衣单薄，不胜唏嘘，当即把身上的灰鼠皮袍脱下送给他……

　　在这个院落里，陈独秀“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奋笔写下多篇政论：《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被压迫民族之前途》、《我的根本意见》……，在这个院落里，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最终形成了以民主为核心的“最后见解”！

　　他石破天惊，宣布“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而且“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

　　他反对斯大林，但更多是剖析产生斯大林的独裁制度，他提出“社会主义也要借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要民主化”，“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如果工人阶级国家不比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工人阶级奋死斗争又为了什么呢？”

　　而与陈独秀同时代的苏联革命理论家布哈林，“大清洗”身陷囹圄后多次给斯大林写信表达忠心，在被害的最后时刻还在高呼“斯大林万岁”，被残杀的灵魂至死都没有醒悟……

　　是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把现实与陈独秀的预言相对照，不能不惊叹他的判断是多么准确！

　　但是，如果仅仅是惊叹于这位思想家的前瞻，敬慕于这位革命家的执着，后人是否依然只流于把栏杆拍遍的浅吟低唱？

　　如果悲剧谢幕后，观众仅仅是掏取红巾翠袖，为主人公的坎坷命运揾一把英雄泪，曲终人散走出剧场，清泪随风而逝后，那最具价值东西的撕裂还有什么意义呢？

　　历史应当有回声。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回忆党内路线斗争问题时说：“陈独秀……不是搞阴谋诡计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3页），蔡元培先生也称赞：“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坦荡磊落，是人性的光辉，是灵魂的高贵，而在铁血的政治斗争中，莫非它注定成为党的领导人置自己于灭顶之地的阿喀硫斯之踵？

　　瞿秋白临刑前在《多余的话》中叹息：像自己这样一个“文人积习未除”的“半吊子文人”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实在是“历史的误会”！陈独秀先生———他被开除出党，我不能称他为“同志”，我只能尊他为“先生”———何尝不是如此？“坐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明明是个可以躲进小楼安享人生的大学问家，却扯起政治革命的猎猎大旗冲在最前列———怀文人的理想而弄历史的大潮，抱人间的情怀而盗天神的火种，却低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复杂和诡异无情而几乎永世不得翻身。这就是中国政治中书生革命家的悲剧悖论？

　　如果说，一个政党在走向壮大和成熟的过程中，一定要有这惨痛的人生作“药引”，至少现在我们希望能把这苦难的普罗米修斯铸成一座永恒的雕像，安放在“事故多发地段”，警示我们国家在陈独秀毕生高倡的民主和科学大道上少抛点锚，少走点岔路，更快地驶向理想的目的地。

　　注：“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和“坐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均为陈独秀在江津写的对联或诗句。（操风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