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庵自传》是陈独秀留下的一篇不完整的自传，只有开头两章，约一万三千字。第一章是“没有父亲的孩子”：第二章是“从选学妖孽到康梁派”。通篇文字优美、流畅，但因没有写完，给后人留下了一段遗憾。本文作者就为什么陈独秀没有写完自传一事，进行了专题考证，可作为一段史实的补充。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不幸的很，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又说：“我还劝过蔡元培先生，张元济先生，高梦旦先生，陈独秀先生，熊希龄先生，叶景葵先生。我盼望他们都不要叫我失望。”此时的陈独秀正被国民党羁押在江宁地方法院监狱。对胡适所倡导的名人写自传，没有多大兴趣。当然，对于写自传，他也并非不为之心动，但由于经济的原因他颇为踌躇。1932年12月22日，他在给老友高语罕的妻子王灵均的信中说：

　　“《自传》一时尚未动手，写时拟分三四册陆续出版，有稿当然交老友处印行，如老友不能即时付印，则只好给别家。《自传》和《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文存》不能登报门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的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

　　信中所说：“老友处”，是指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陈独秀一生除在北大任文科学长，和在中共初创期应陈炯明约，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外，就再也没有固定的职业，据现存的北京大学职员履历表可以看出，陈独秀在任北大文科学长时月薪三百元，比马叙伦、陶履恭和胡适等北大教授高二十元，比图书馆主任李大钊高一百八十元。嗣后，去广东应陈炯明聘，想必其薪水不会在北大之下。这对陈独秀来说，是一生中惟一的衣食无忧的生活。

　　在他经济上最艰窘的时候，是老友汪孟邹和亚东图书馆给他施以援手。他在担任中共负责人时，按照当时的规定，只能从党费中每月支30元生活费，于是，作为文人的他只能一日一日地去亚东预支稿酬，为此，他欠了亚东的一笔债，在南京坐牢时，他让来探视的汪原放告诉汪孟邹，重印《独秀文存》以偿债。

　　汪原放回到上海后，重印了《独秀文存》，该书反响极大，所有的书款及时回笼，亚东也按照他的吩咐，以《独秀文存》的书款扣除他所欠的债，并附一份账单给陈独秀过目，陈独秀看过账单很高兴，当即给汪原放去信说：“我猜想这账上的主要意思是说《文存》的版费，除前透支外，现尚存洋三百六十四元。”

　　现在《独秀文存》的发行，出乎意料的好，陈独秀的顾虑应属多余，他也理当动笔撰写自传了。

　　时居南京监狱写此遣闷

　　此时曹聚仁曾代表群益图书公司前来约稿，并给出不菲的稿酬，“每千字20元，每月可付200元”。他虽认为曹聚仁“为人尚诚实，惟不知该公司可靠否，望托人打听一下。”他一直在犹豫之中，1933年3月14日，在致高语罕和夫人王灵均的信中，他又说：“《自传》尚未动手，此时不急于向人交涉出版。倘与长沙老友一谈，只要他肯即时出版付印，别的条件都不重要。”

　　1937年7月，陶亢德通过汪孟邹的介绍，由上海来到南京，旧话重提，一下就激起陈独秀写自传的热情。1937年7月8日，他给陶亢德复信说：

　　“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也久矣！只以未能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动手。前次尊函命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尊函希望多写一点，到五四运动为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内容有无窒碍，究竟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时尚难确定。”

　　陈独秀从1937年7月16日至25日，只用了10天时间，就完成了《实庵自传》的两章：“没有父亲的孩子”和“从选学妖孽到康梁派”，共计13000字。他在稿本上写道：“此稿写于1937年7月16日至25日中，时居南京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8月中旬，书稿寄往上海陶亢德，他似是交了差，再也没有过问。

　　陈独秀无法完成的自传

　　在陈独秀是“遣闷”之作的《实庵自传》，而在陶亢德却如获至宝，立即发布广告，称它是“传记文学之瑰宝”，对陈独秀终于如约交出书稿，极为称道，并附编后记说：“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幸也。”《宇宙风》连载于散文十日刊的51、52和53期，书名为《实庵自传》，署名陈独秀。《实庵自传》两章，使读者从中看到“自幼便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的传主，将有着怎样的童年，看到传主18岁那年赴南京乡试，是什么促使他摒弃科举，走上“康(有为)党”之路。那一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如“严厉的祖父”、“能干而慈爱的母亲”、“阿弥陀佛的大哥”，以及院试考官和乡试考官，无不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

　　望孙子尽快成才的“严厉的祖父”，有个“白胡爹爹”的绰号，“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子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哭”，就是这个“严厉的祖父”，也常常因为让年少的陈独秀背诵《四书》、《五经》而“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而更让老人不解的是，陈独秀“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与祖父的毒打形成对照的是，每每这个时候，母亲便会暗自流泪，“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他说母亲“很能干而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亲戚本家都称她为女丈夫。”但是，母亲也有“优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的缺点，而这恰恰又为他所承袭，他说：“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

　　对于“阿弥陀佛的大哥”虽着墨不多，但却将大哥既要接受“母亲严命，教我习八股，预备应考”，又要哄劝“难说话的弟弟”，上下为难，无计可施的窘态，写得跃然纸上。

　　在第二章的“江南乡试”中，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应试的“正人君子”刻画得更是入木三分。带着“‘读书人’这张体面的护符”，打着“奉旨江南乡试”的招牌，这班“正人君子”来到京城，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生拿硬要，偷鸡摸狗，龌龊卑劣，动辄以“我们是奉着圣旨来乡试的，你们诬蔑我们做贼，便是侮辱了皇帝！”以此唬人。对旧时考场和考生百态，更是涉笔成趣，惟妙惟肖。由此他极为厌恶科举考试，并因之而与之决绝。他由“考生的怪现状”，联想到倘若这班人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最大动机”，并“后来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了胆的康党、乱党、共产党，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举人、进士、状元郎。”

　　陶亢德似乎注意到书稿上所写的“写此遣闷”，故在连载时，特意给读者提示：“每期都有”，而老友汪孟邹在印发《实庵自传》单行本的《刊者词》中也说：“本集是《实庵自传》的初两章，然可从中窥见作者少年的环境和其特有的奋斗精神。先为刊出不是无有意义的。”“每期都有”和“先为刊出”，都是造成既成的事实，以催逼后续篇章的完稿。

　　出狱后的陈独秀，面对已是全民抗战的局面，他每天不是写文章就是发演讲，尽管陶亢德一再催逼，他仍是不为所动。这一点，陶亢德也意识到，他说：“到达汉口以后，他的全副精神就放到抗战文章上了，自传也无心思续写。”陶亢德也知现在仍催逼续写《实庵自传》，是有点“不知道缓急轻重”，可是，出于多年办刊办报的职业习惯，每次去信都忘不了叮嘱一句“有暇甚至拨冗续写的话。”1937年11月3日，陈独秀致信陶亢德说：

　　“弟之自传，即完成，最近的将来，亦未必能全部发表，至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也。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材上文学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世人粗制滥造，往往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普通卖文糊口者，无论兴之所致与否，必须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观，望先生万万勿以此办法责弟写自传，倘必如此，弟只有搁笔不写，只前寄二章了事而已，出版家往往不顾著作者之兴趣，此市上坏书之所以充斥，可为长叹者也。”

　　陈独秀的信，已将不能续写的理由说的得体充足，而除此之外，另一条不能忽视的理由则是，纵是写出来未必就能通过国民党的书刊检查，他在逝世前3个月给郑学稼信中说：“弟之自传，真不能不写，但写亦不能出版，为之奈何？”由五四运动往下写，怎么也绕不开那么多的是非纷争的问题，纵是写出来了，也是不能出版，而“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于是，不如不写，免得徒费其力。诚如有学者所论：“《实庵自传》之未能续成，实是为特殊的历史环境所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