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时期的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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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集唐宝林先生一生心血的《陈独秀全传》，终于在作者年近八旬的时候在内地正式出版简体字版，标志着作者一生心血终于得到了回报。早在几年前此书在香港出版时，已收获了许多重要荣誉，而这本书在内地与读者见面，亦标志着“文革”之后包括唐宝林、任建树等一大批学者为陈独秀“正名”的工作，终于有了一个阶段性的结果。唐宝林称此书是自己学术生涯的“封笔之作”，诚哉斯言。

　　《陈独秀全传》内地版出版之后，大陆报章杂志刊出不少书评，除了王奇生所撰一篇之外，大多不得要领。陈独秀在中共革命历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正如王奇生所指出的，正是因为陈独秀，中共才从“杂志党”变成了“革命党”：“没有陈独秀时期这样一个基础，中共后来的成功很难想象。它可能还处在办一个《新青年》杂志，发表一些革命的言论和主张（的阶段）而已。”也正是因为如此，陈独秀如何从一个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领袖，一跃而成党派首脑，唐宝林的这本书做出了详细的解释。

　　除了王奇生所撰书评之外，亦有论者指出，《陈独秀全传》在”史料收集”方面“不作第二人想”，但是并没有具体指出此书在史料收集上究竟有何独到之处，只是泛泛而谈此书内地版较之于港版增订了多少字数，作者担任陈独秀研究会会长和主持《陈独秀研究动态》时如何的不易。要而言之，本书的史料来源除却已经公开出版的各种和陈独秀有关的杂志、报纸、文集、档案汇编、文史资料选辑外，更可贵的是，还有来自于各级博物馆、资料馆的未刊手稿、油印稿、铅印稿，这类资料通常在研究中被视为可遇不可求的，可谓第一手的传记资料。

　　《陈独秀全传》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多从陈独秀早年的一些行为、举止，挖掘其日后行止的根源，这方面可以彼此印证之处颇多，试举两例：

　　其一，书中提到，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有一封何之瑜写给胡适的信。信中提到，《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曾经编过一本《铁云藏龟》，此书出版后刘鹗曾经送了一本给谢无量，谢无量不懂文字学，把书从北京带到杭州，放在马一浮家里，一放就是两年。而后陈独秀在马一浮家看到，非常重视，便拿去研读。这件事发生在1910年代，与陈独秀晚年客居江津，写出《小学识字教本》，相隔约三十年。

　　其二，陈独秀和蔡元培也不仅仅是从1917年新文化运动开始时才结识。《陈独秀全传》指出，早在1905年吴樾刺杀出洋考察五大臣之时，蔡元培和陈独秀就已经相识。陈独秀在吴樾事发之后，收到张啸岑寄来的吴樾的遗著《暗杀时代》和《意见书》，陈独秀将这两本遗著寄给了东京的革命党人，革命党人热血沸腾，立即将其刊登在《民报》增刊“天讨号”上。在吴樾刺杀五大臣之前，吴曾经将遗物交予张榕，请其交给陈独秀再转交杨笃生，作为同谋者的纪念，陈独秀收到遗物之后，交给了当时唯一在国内的暗杀团骨干蔡元培保存。不仅如此，陈独秀还曾经一起和蔡元培试验炸药，图谋暗杀清廷要员。也正是有此渊源，1917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才诚意邀请陈独秀来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并一度“三顾茅庐”。更值得一提的是，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与陈独秀一起并肩作战的胡适，之所以能够到北大任职，也是因为其《文学改良刍议》、《诗三百篇言字解》等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而引发了蔡元培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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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晚年在一次演讲中，曾经如此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那时，我觉得世界上二、三百年来有一种公开趋向，朝科学民主这个方向走，朝新的科学方法走。那个时候，我的朋友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拥护德先生赛先生。我要说这样的话：把抽象的名词人格化了，也就容易偶像化了；偶像化了，便会盲目的崇拜。当时我的朋友陈独秀因只认得两个名词，不知道科学是一个方法，民主是一种生活的方式、生活的习惯。”不得不说胡适的这一分析是一针见血，对于陈独秀的缺点毫不讳言。可惜的是，在唐宝林这部《陈独秀全传》中，并未就陈独秀的这一缺点加以展开。

　　胡适的这一分析，从陈胡二人的交往之初便可看出。按照胡适自述，其与陈独秀的结识，乃是通过汪孟邹的关系。汪孟邹曾致信胡适邀其为《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写稿，后来《新青年》刊登的那篇令胡适暴得大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便来自于汪孟邹的约稿。陈独秀读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大喜过望，立即撰写《文学革命论》以和胡适。但详细比较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两个文本，便可以发现二者虽然在标题上颇有相似且都与文学变革有关，但是陈胡在宗旨上却截然不同，胡适指向了稳健的文学改良，并小心翼翼地使用了“刍议”这一明显带有商榷意味的词汇，而陈独秀却先声夺人，直接亮出了革命的招牌，其态度之激进，由此可见想象。

　　正是这样的激进姿态，让陈独秀时不时透露出冲动性的非理智倾向，时不时陷入为革命所激励的狂热状态，时不时显示出缺乏常识的致命缺陷，例如陈独秀于1918年11月15日发表的《克林德碑》一文中，对于义和团的失败痛心疾首，称义和团是“保存国粹，三教合一”，指出“这是造成了义和团大乱，以义和团大乱，造成了一块国耻的克林德碑。”然而在1925年写就的《我们对义和团的两个错误的观念》，他又一反七年前的态度，为义和团大唱赞歌，其态度转变之快，让人难以置信。

　　类似于陈独秀这样惊人的转变，还有很多事例可以引证。《陈独秀著作选编》中这一类的记载比比皆是，1919年1月，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国外大事评述》一文，文中对于“十月革命”，一再表示不敢苟同，并声称“十月革命”乃是“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时隔三个月，他在4月30日的《每周评论》上又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对于“十月革命”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认为“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而其在《各国农劳界的势力》一文中，更是对“十月革命”褒扬有加，其文声称“有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战胜后，欧洲劳农两界，忽生最大的觉悟，人人出力和资本家决斗，他们的势力已经征服了好几国……这种革命，在政治史上算得顶有价值的事体。”

　　而此时的胡适，态度则与陈独秀截然相反。当时《新青年》由李大钊担任责编，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胡适发表文章指责李大钊，而李大钊并不示弱，立即发表致胡适的公开信，信中称：“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后人将胡适与李大钊之争，与这两篇文章联系起来，归纳为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内部分化，是以为“问题与主义”之争。

　　而就在“问题与主义”之争后不久，陈独秀很快从自由主义转向列宁主义，这一转变发生在1920年。王奇生在为《陈独秀全传》所撰写的书评中指出，1920年5月之前陈独秀还在发表文章，声称不相信任何人、任何制度、任何学说能够包治百病，但仅仅过了一个月以后，陈独秀即参与组织了一个名叫“社会共产党”的组织，同年9月1日，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第一次大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颂扬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俄国革命经验。王奇生进而援引胡适的论点，认为陈独秀的转变，和其1919年的入狱和离开北大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离开北大，对于陈独秀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刺激。一直到了1935年，胡适还在和汤尔和论辩，痛斥汤曾经参加过罢免陈独秀的运动：

　　“此夜之会（指在蔡元培家秘密罢免陈独秀北大文科学长），先生记之甚略，然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笔者认为，王奇生的这一分析，切中要害，参阅唐宝林、林茂生所编《陈独秀年谱》可知，1920年，已经从北大文科长任上退隐的陈独秀，经由李大钊的牵线，于5月在上海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会面，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接受维经斯基的建议，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草拟了《党纲》，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同年11月中旬，维经斯基接受陈独秀建议，在上海拜会孙中山，孙中山表示要把中国南方（即广州）的斗争与俄国联系起来。就这样，共产党的成立与北伐，经由李大钊、陈独秀、维经斯基、孙中山四人，演变成为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随后的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组织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三名代表，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缺席的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即党的最高负责人。从此之后的陈独秀，辗转于政治的漩涡之间，不复当年身为“五四”新文化领袖的神采。

　　成为总书记之后的陈独秀，言必称革命，思想日趋激进，而文章中的暴力意味十足。1923年的10月31日，陈独秀撰写《苏俄六周年》一文以纪念苏俄“十月革命”六周年，批驳对“俄罗斯过激党”的种种“疑谤”，高度赞扬苏联的成就。文中声称“我们革命十二年，如今越闹越糟，俄罗斯革命才六年，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建设？主要的原因是有一个几十万人的过激党，负了为国家由破坏而建设的大责任，同心戮力的干。”

　　这一时期陈独秀的文章，充满了缺乏基本常识的武断。1927年陈独秀在答沈滨祈、朱近赤的信中说：“中国国民革命之性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将近崩溃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资本帝国主义势力以及被压迫阶级的民族、民权、民生革命。”一锤定音，仿佛资本主义立即灰飞烟灭。而在6月4日蒋介石即将开展清党运动的前夕，他又在致国民党的信中如此呼吁：“全国各地的工农，定要遥瞻国民革命的旗帜，认识国民党的党徽，为他们自由之标志。”也正是由于陈独秀的这种天真，加上共产国际在大革命中的种种错误，导致了中共在成立的第六年，遭遇了第一次最严重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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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革命失败后的陈独秀，被解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陈独秀全传》中描写了曾和陈独秀关系密切的两个人截然相反的反应，一位是陈独秀在建党时期的伙伴杨明斋，另外一位曾是陈独秀提携过的毛泽东。杨明斋当时执意要去上海，试图调节党中央和陈独秀的矛盾，甚至一度到苏联做共产国际的工作，但是历经磨难，在1938年于苏联大恐怖运动中被杀。而当时远在南方瑞金根据地的毛泽东则写信给中共中央，大力赞成中共中央的决定：“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驳议文件已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而陈独秀在离开中共之后，为何转变为“托派”，也值得仔细考察，对此《陈独秀全传》也有细致的分析，此处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王明和康生在抗战初期污蔑陈独秀是“汉奸”，已经在数十年后由中共中央发文件平反，但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于，王明和康生污蔑陈独秀为“汉奸”的时代背景，恰恰是斯大林在全球范围内肃清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托派骨干”力量之时，当时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和康生，污蔑陈独秀为“汉奸”，是否出于斯大林本人的授意？也值得通过档案文献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当然由于托洛茨基的档案尚未完全公开，只能期待后学之努力。

　　另外，《陈独秀全传》中引用了一则资料，但没有仔细地加以分析，据陈独秀当年的通讯员黄理文回忆，1937年8月，周恩来曾在叶剑英和黄理文的陪同下，在南京看望过还在狱中的陈独秀。黄理文回忆，当时陈独秀表示自己“愿意到延安接受再教育”，周恩来非常高兴，告诉陈独秀他愿意和蒋介石交涉让陈独秀出狱，而且陈独秀出狱之后，曾经和罗汉与叶剑英、博古等人商量“回党工作”，“合作抗日”，但是由于王明、康生的诬陷，此事不了了之。唐宝林特意将黄理文的回忆抄给胡乔木，请胡乔木向叶剑英核实此事，但是胡乔木回话说此事要问当时任周恩来秘书的童小鹏，童小鹏认为黄理文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也就是说，胡乔木并未求证叶剑英本人。无论如何，黄理文的这个回忆，值得进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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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民党大牢里走出来的陈独秀，不容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也不容于“托派”，终于大彻大悟，晚年客居江津，对于斯大林及其专制，乃至中国革命与苏俄革命的历史承继，作出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早年对于苏俄革命倾心有加的陈独秀，一改其立场，变得极为清醒。陈独秀如此评价两次世界大战：“上次大战的结果无论英败或德败，人类命运无甚变化，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同时，他对于“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专制深恶痛绝：“十月革命以来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起推翻，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十月革命以来，拿‘无产阶级民主’这一空洞抽象名词做武器，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才至今天有斯大林统治的苏联……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秘密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苏俄的专制是德意法西斯制的老师……”

　　唐宝林在分析陈独秀这些思想转变的时候，强调陈独秀并非回到了“五四”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而是“陈一生艰苦奋斗经验教训的思想结晶，也是包括中共无数革命者和烈士奋斗牺牲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苏联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高度总结，也是欧美民主制度和法西斯独裁制度发展历史的总结”，但是唐先生没有仔细分析陈独秀晚年思想的分析框架依然是列宁主义阶级论的范式，依然是充斥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共产革命理想，并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更不是“自由主义”，所以他才会在1942年的《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中强调：“被压迫民族是资本帝国主义的产物，被压迫的劳动者为他生产商品，被压迫的落后民族为他推销商品和生产原料，这是资本帝国主义的两个支柱。”在此之前数年，胡适和陈独秀激烈争论，进而发问：“仲甫，哪来的帝国主义？”直到陈独秀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依然认定“帝国主义”和“被压迫的劳动者”这些概念，基本上还是延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对于此的基本论述。

　　无论如何，陈独秀在晚年的凄风苦雨中写下的文字，虽然道出来的都只不过是常识而已，但字字铿锵有力。陈独秀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够跳出多年沉沦的政治泥潭，对于曾经给中国革命造成重要损失的斯大林及苏联，给予了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所没能发表的最严厉的批判。这些声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苏结盟的背景下，显得何其微弱，但是也正是因为此，陈独秀的挚友胡适，在1949年高度评价陈独秀晚年的这一转变，称这些文字“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在随后的1950年，胡适写出《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可惜此时胡适已经孤悬海外，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此时已经告一段落。

　　注：本文标题“沧溟辽阔”一词，取自陈独秀1937年出狱后所写诗，诗云：“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周言（青年学者）

　　周言

　　《知识人》丛书主编，《凤凰周刊》特约撰稿人，著有《革命时代的知识人》、《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余英时传》等书，编有《不确定的遗产》、《辛亥百年：回顾与反思》等书，译有裴宜理《挑战天命：中国的社会抗争与国家权力》等，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