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及1984年，笔者曾两次走访住在我市的一位李老先生，动员将其家藏陈独秀书法割让安庆市博物馆征购，由于老先生爱不释手，遂作罢。
　　这件书法作品是陈独秀记其日本神户事，为李大钊的书法写的一篇追忆跋文，计125字。其内容极为重要，他写与李大钊相识时间是在前清，并不是当今史学界普遍认为的1914年。对这个跋文的字迹、行文、时间以及作品的流传情况笔者作过详考，并撰文《陈独秀认识李大钊时间考》刊于《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五期），遂引起国内外史学界广泛关注。
　　兹将拙文《陈独秀认识李大钊时间考》附录如下：
　　陈独秀与李大钊同是中共最早创始人。有关他们二人相识的时间，史学界普遍认为是在1914年。
　　1984年春，笔者见到两条字幅写的是同一内容的一篇“追记”。这个“追记”是陈独秀得到李大钊书法，而在事隔十余年后又将这个书法转赠他人时所作的一篇追忆文字。只是其中一条字在行文上对个别字句，稍作了一些斟酌圈改，另一条字显然是按圈改过的内容重书了一份。经辨认，这两条字均出于陈独秀的手笔，保存完好，系宣纸质地，未经装裱，纸白如新，高110厘米，宽18厘米，分四行，凡125字，首行32字，次行35字，再次行32字，末行26字，均隶体书写，其字拙朴苍劲，甚得汉碑遗意。文曰：“此李君大钊兄早年偶尔游戏所书，当时予喜其秀丽娟洁携归以壮行笥，盖民国纪元前于神户事也。忽忽垂十余年，事隔日久已淡忘之矣，今康俞（康俞，即葛康俞，与陈独秀有师门之谊，画家，安徽大学教授，葛康俞之妻即陈独秀二姐之小女儿）仁弟于书帙中捡得，爱好之情见乎词色，与予曩昔有相类者，以其同好乃举赠之，翌日复出纸索书因识颠末于次。时民国十五年秋九月独秀记于沪滨之越东草堂西楼。”这个“追记”清楚地告诉了我们陈独秀与李大钊这次相晤的时间是在“民国纪元前”，因此，我们可以初步知道，陈独秀认识李大钊或在此时，或早于此时，断然不会是1914年的事了。
　　陈独秀所言的“盖民国纪元前”，究竟指的是民国纪元前的哪一年？陈独秀一生中曾六去日本，除最后一次是在1914年7月应邀赴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之外，其余五次都是在清末时间，即：
　　1901年10月，第一次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次年3月回国，与何春台、潘赞化等在安庆创设藏书楼，陈演说鼓吹革命。
　　1902年9月，陈因安庆藏书楼革命活动被清政府通缉，偕潘赞化、葛襄又赴日本，与张继、冯自由等建立“中国青年会”组织。次年3月，陈因剪姚文甫的发辫被日本政府遣返回国。在安庆领导安徽省的“拒俄运动”，并筹组“安徽爱国会”。
　　1906年暑假，陈独秀偕苏曼殊游日本，假满即回国。
　　1907年春，陈又赴日，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次年夏末初秋，游览日本日光山名胜，作《华严瀑布》诗十四章，旋即回国度假。年底又重返日本，居东京神田猿乐町二丁目一番地清寿馆。1909年9月，陈胞兄孟吉患肺疾客死沈阳，陈即由日本动身回国赴沈护柩返皖。
　　以上是陈独秀五次东渡情况，由于陈独秀（1879年生）比李大钊（1889年生）年长10岁，当陈独秀第一次赴日本时22岁，第二次赴日本时23岁，此时李大钊年幼尚无出国可能。因此陈独秀与李大钊在日本相识的时间只能是陈独秀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赴日中间的一次，即1906年—1909年间事。又据李大钊《狱中自述》所记，1905年入永平府中学校，读书二年，是时年仅十六、七岁，似无可能东渡日本。至1907年夏，李大钊始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思潮亦日益腾高”。这时的李大钊胸怀报国大志，意决推翻满清政府，革命思想日趋高涨，为了革命他很有可能在考过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暑期中东游日本，觅求知音。故此，陈独秀与李大钊在日本相识的时间，很可能是1907年开始的（此时李大钊时年18岁），至迟是在1908年或1909年。
　　复按陈独秀“追记”所言，“当时予喜其秀丽娟洁，携归以壮行笥”，据史料所知，1907年陈独秀在日本没有回国，只是在1908—1909年秋两度回国度假，因而陈独秀得到李大钊书法“携归以壮行笥”，看来是1908年或1909年初秋的事了。此与“盖民国纪元前”这一说法也相契合。
　　由于陈独秀记忆力很强，相信他不致将与李相晤而得其书法的时间写错。还可通过对两条“追记”文字的查对来看，陈所圈改的只是行文的局部，而不是圈改了年月时间部分，这也足资说明他与李相晤于“民国纪元前”的事是没有弄错，这个“追记”是十分可靠的。但由于史料厥如，兼之笔者孤陋寡闻，还尚未见到陈独秀或李大钊在神户方面的材料，故一时无法考出李大钊赠陈独秀书法一事是1908年，还是1909年事。倘若有资料证明李大钊在1909年或在此以前去过一趟日本，那么陈独秀“追记”中所言“盖民国纪元前于神户事”这个时间则是他们第一次相识时间。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追记”的发现，可能改变史学界普遍认为陈独秀认识李大钊于1914年这个说法，而将他们相识的时间向前推移，这对于研究陈独秀与李大钊早期革命活动及其彼此交往有着重要意义。
　　事隔不久，即在1992年，山东省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文通先生写出《也谈陈独秀认识李大钊时间》一文在《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二期）刊出。其要点是以“从文献记载来看”、“从经济条件上看”、“从思想状况来看”等三个方面对笔者的考证予以否定。
　　朱先生在文章开篇首先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笔者对胡寄樵先生依据这样一条‘孤证’材料得出的结论不敢苟同”。笔者以为问题是这条“孤证”有无可采价值，能否揭示陈、李相识时间的历史真相。一个事件，只有孤证，而无佐证，这意味着去做考证会遇到许多困难，对于孤证必须作具体研究，综合分析，去伪存真，重要的是看这个“孤证”能否成立，能否代表事实。我们既不能盲从，也不应束之高阁，这是我们做研究工作的基本态度。从朱先生的文章看，他对这条孤证显然缺少耐心，使其不了了之。
　　其二：“笔者认为陈独秀认识李大钊的时间只能是1914年，而决不可能是在1907-1909年期间”，由此可见朱先生可能尚不明白这个1914年的说法，所谓的1914年，是史学界在史料阙如的情况下作出的一种推论，而不是确指。既是推论我们就不能把话说死，必须等待新资料的出现。
　　朱先生文章的核心部分由三个方面组成：
　　一、“从文献记载来看，1914年1月以前李大钊没有到过日本”。
　　其实这是朱先生囿于陈说，接着着力强调“在没有得到有力佐证材料之前，我们只能认为1914年1月是李大钊首次赴日的时间。”笔者以为正是在没有得到佐证材料之前，我们更应对“跋文”作深入研究，才显得特别有意义。
　　二、“从经济条件上看，1914年1月以前李大钊没有能力去日本。”
　　朱先生从多方面罗列了一些资料来盘算李大钊无财力去不了日本，朱先生把财力视为能否出国的是非标准，这不是一种科学态度。李大钊家境究竟如何，又如何去了日本，朱先生能搞得清吗？
　　按十九世纪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时代，当时中国的富人和穷人到国外去闯天下屡见不鲜，而穷人到国外求生的并不比富人少。朱先生在做研究时以贫富作为标准，断言李大钊前清时去不成日本，似乎以此推翻陈独秀跋文的真实性，难以令人信服。
　　朱先生认为“李大钊哪里还会有钱有心思利用假期去日本呢”，这个说法有失偏颇。进而又认为“当时也不会有人资助尚未显露才华的李大钊”，这就显得朱先生在考证上离题太远了。
　　三、以“从思想状况来看，李大钊也不可能东渡日本，觅求知音。”
　　我们知道李大钊在孩提时代就仇恨帝国主义列强侵我中华，13岁时，他听了太平军起义的故事，血气方刚地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学洪秀全，推翻清朝皇帝，充分显示李大钊少年时的斗志。
　　朱先生认为“在1910年12月以前，李大钊的政治思想是主张改良，拥护立宪，并不主张革命”。这也是囿于陈说，缺少深入研究。按李大钊在少年时代就不满清政府统治，同情没有饭吃的农民，仇恨清政府镇压义和团，仇恨八国联军的强盗行为，从小心中就树立了正义感，这种心理萌动促使了他走出国门寻觅知音。朱先生又认为李大钊“也不会和主张革命的陈独秀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陈独秀留存‘并携归’李大钊偶尔游戏所书的字幅便很不可思议”。按1905年，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中学。“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故李大钊赴日寻觅知音，与陈独秀成为知己朋友，这是情理中事。对于朱先生以质疑的口吻写出“陈独秀留存‘并携归’李大钊偶尔游戏所书的字幅便不可思议”，实在令人惊诧不已！
　　朱先生在其文章的结尾，又提出两个问题，让人更感到不可理喻。他说“1915年夏，陈独秀回国，如果带有李大钊的书法作品，这也符合他在‘追忆’中‘忽忽垂十馀年’的说法”，朱先生的这一说法的确很巧妙，似有穿凿之嫌，李大钊作书时间早在1907年，至迟在1909年，不可把陈独秀1915年回国时间与李大钊作书时间混为一谈。
　　朱先生为了让自己的说法站得住脚，又想当然地道出了：“笔者认为陈独秀肯定将得到李大钊书法作品的时间记错了，事实上陈独秀自己也承认他记不清了，只要我们注意一下他在‘追忆’中的行文语气，就不难发现这一点。”显然这是朱先生曲解了陈独秀的说法，陈独秀所说的“记不清了”，指的是李大钊的这件书法作品被他淡忘了，当他重见李书时，触景生情，使他很快回忆了与李大钊在日本神户的往事，故在题跋中清楚地写道“盖民国纪元前于神户事也”。而朱先生却将“记不清了”这四个字从一个层面移嫁到另一个层面，这是不妥的，也给读者带来不必要的误导。
　　1990年，当拙文由《近代史研究》刊出后，笔者收到日本友人织田文雄先生给我的两次来函，告云：“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学者中村哲夫先生和安井三吉先生都认为这个课题（指陈、李相识时间———引者注）很有意义”、“胡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着眼点，在我见到的诸位学者中有很高的评价”。
　　日前有友人给我送来一份材料《莫斯科档案〈李大钊同志略传〉的背后》（中华读书报2011.6.19），其中记有这样一段话：“大钊同志，河北乐亭人（冀东沦亡区域），前清时，留学于日本，富民族革命思想；性沉静，善为说词，交游很广。”
　　笔者以为，做考证在没有“佐证”的情况下是十分艰辛的，倘若经过这种艰辛，也是一件欣慰的事。
　　（作者胡寄樵为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安徽管理处专家组成员之一、文物考古研究员、安庆市博物馆名誉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