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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惠僧。

　　在中共一大代表中，包惠僧的名字是很具特色的，一看到就会让人联想起出家的僧人。其实，他的原名并不叫包惠僧，据《包氏宗谱》载，他原名德芬，号梅生。据说他刚与董必武认识不久，董必武在写给他的信中把“梅生”写成了“惠僧”，后来他就将错就错，把名字真的改成了“惠僧”。包惠僧，1895年1月15日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今黄州市)东乡包家贩村，他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在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中都做出过成绩。大革命失败后，他脱离了中共的组织关系，在蒋介石政府中从事工作。1949年10月收音机传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的声音。接下来的报纸上登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的照片，包惠僧百感交集，彻夜难眠。28年前和自己一起创建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的朋友、同事、部下和学生，当上了国家主席、总理、部长、司令，而自己却只能栖身澳门，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真是令人感慨万分。新中国成立后，他从澳门回到北京，走向了回归之路。今年是包惠僧诞辰120周年，笔者收集整理了他的传奇故事，向读者朋友讲述他的起伏人生，以飨读者。

　　结识陈独秀成为武汉党的组织负责人

　　包惠僧与陈独秀，一个是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书记、中共湖北地方组织的创建者之一，一个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1920年初，两次不寻常的采访，使陈独秀成了包惠僧革命道路的引路人。1942年夏，一个长途电话，使包惠僧成了陈独秀人生道路的送终人。前后22年，两人虽离多聚少，彼此却刻骨铭心。

　　包惠僧政治生涯的转机，是从采访陈独秀以后开始的。

　　1920年2月2日，陈独秀应武昌文华大学的邀请，从上海乘“大通轮”溯江而上，于4日下午抵达武汉。

　　陈独秀，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的风采言论，早已为武汉进步人士所仰慕，得知他来汉的消息，一时邀请他演讲的人和采访他的记者络绎不绝。据当时报刊报道，陈独秀在汉4天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

　　包惠僧怀着崇敬的心情聆听了陈独秀在文华大学的演讲，又以记者的身份专程到文华大学访问了陈独秀。

　　“我叫包惠僧，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因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当了记者。”包惠僧见到陈独秀，首先作自我介绍，言谈中流露出自卑的神情。

　　“当记者也好！”陈独秀热爱青年，鼓励包惠僧说：“当记者也能为社会服务。”

　　“先生《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太精采了！”

　　包惠僧说：“您所讲的社会改造的方法，必须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必须打破继承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的苦、有产的安亨。必须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这三个打破，卓识谠论，颇受青年学生欢迎，我是没有一个字不赞成的。”

　　“中国社会的改造，要靠青年。”陈独秀对包惠僧的评论颇感满意，接着说：“我在去年6月就讲过，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随后，陈独秀与包惠僧又谈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婚姻自由等问题。包惠僧还向陈独秀请教学汉学的门路，要求陈独秀指导他读书自学。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很快就过去了，包惠僧受益匪浅，他本来想更多地聆听一些陈独秀的教诲，又不忍心占去这位“圣人”更多的时间，于是起身告辞。

　　“太打扰先生了，不知以后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通过这次采访，包惠僧愈益崇敬陈独秀，惜别时无限深情地说。

　　陈独秀显然被眼前的这位青年感动了，目送包惠僧时，一再安慰他说：“以后一定还有见面机会的，一定还有。”

　　8日晚上，陈独秀乘车北上返京。包惠僧又特地赶到汉口火车站为陈独秀送行。这样，包惠僧的名字便深深地印在了陈独秀的脑海中。

　　不久，包惠僧的一位同乡族人包彦臣从上海回到武汉。包彦臣是同刘伯垂一道从广东经过上海回到武汉的。他见包惠僧是搞新闻的，就告诉他，刘伯垂回来打算办报纸或杂志，要他去帮刘伯垂。过了一个多星期，刘伯垂到金家客栈来找他。刘伯垂先将陈独秀写的一封信交给包惠僧，然后才说明自己的来意。他说，他这次路过上海，拜会了陈独秀，陈介绍他参加了他们创建的共产党组织，并要他回武汉找几位同志，一起创建武汉的共产党组织。

　　像在暗夜里突然看见一线曙光，包惠僧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惊喜和激动。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陈独秀的来信。包惠僧当然不知道，刘伯垂在找他之前，已经找到了正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的董必武和陈潭秋。

　　刘伯垂找到包惠僧之后，又去找了郑凯卿。很显然，这也是陈独秀的安排。

　　1920年8月的一天，包惠僧与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聚集在蛇山北麓的抚院街97号董必武和张国恩合办的律师事务所里举行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会议由刘伯垂主持。他宣读了一份他带来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大纲草案，报告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和活动情况。接着，研究了小组的组织生活制度和工作计划。在会上包惠僧当选为小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