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该逝去的，都终将会逝去。

百年前的一声长叹，谁知道，又是否会在百年后上演？

总有一段历史，会触动百年后的人们冷漠又柔软的心房。总有一段历史，会被百年后的人们淡忘却依然发挥着它的影响。总有一段历史，它改变着世界，改变着人们，也改变着历史自身。它或许平凡，却又实不平凡。平凡，是因为那是一个国力衰弱任人践踏，后人宁愿淡忘的年代；它不平凡，是因为那个时代发生的很多事，到今天，仍是传奇。

对于中国，那段历史的名字，叫作“新文化运动”。

历史学界说，新文化运动是这个近代史上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那是一段尘封的往事。

往事是岁月的坟墓。在这坟里，数不清埋藏着多少熠熠生辉的星子。尽管星子陨落了，但它们的余晖，仍透过厚厚的雾霾，照耀着百年后的这片天空和天空下的人们。

民国四年，公元一九一五年，上海。

自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以来，中国思想界就涤荡着硝烟与战火。废临时约法，建独裁统治，更以尊孔复古自居，意欲恢复帝制。是年八月，袁世凯再次授意组公民请愿团，要求改共和制为君主立宪制。

在袁世凯倒行逆施的同时，鬼神迷信亦甚嚣尘上。上海有人设灵学会，圣德堂，祭天、请神、祀鬼、扶乩，从政客黎元洪到溥仪的英籍教师庄士敦，甚至受过西方系统科学教育的北京大学校长严复，都为迷信活动进行辩护和鼓吹。

“吾人于共和体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

“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现实之残酷，形势之严峻，容不得再等下去。

第一枪，终于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打响。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杂志，这场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民国五年，公元一九一六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伴随着他那篇著名的就职演说，一场改革之风，在燕园掀起。未名湖畔，博雅塔下，成了中国思想文化交流碰撞的学术中心。

陈独秀赴北大任教，《新青年》杂志编辑部随之迁至北京。同时，《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北大，则成为运动的主要活动基地。

一九一七年，胡适与陈独秀先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鲁迅刊小说《狂人日记》和《孔乙己》。一九一八年，李大钊先后发表《法尔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李大钊为《新青年》编写“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先觉者们石破惊天的新思想，如滔滔洪水一泄万倾，猛烈冲击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他们怀着堪比玉碎的精神，誓与旧世界的一切决裂。

民国十年，公元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创立；民国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改组。东方的天空上，太阳正在升起，光明终于驱散雾霾，人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来临。

今天的我们，享受着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益处，生活在讲求民主科学的社会，使用着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回顾历史，是否有时也不免泛起几缕疑惑与反思：运动中，曾有人要废除汉字，改用英文或拉丁文；运动中，也有人喊出“打到孔家店”……废除汉字和儒学，意味着割裂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这，会是因为先觉者们被运动的大浪冲昏了头脑吗？

殊不知，封建帝制在中国绵延了数千年，其毒瘤脓疮如不完全割除，时刻都会死灰复燃，袁世凯复辟的闹剧还会再次上演，唯有用贬孔废古的激烈言论与之针锋相对，才能批判性地真正地继承中华文化中的精华。因为国人历来讲求中庸之道，两极相争，取中间之理。

百年后的我们，亦只有叹一句奈何奈何奈若何了。

我的身后，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的故乡，龙山凤水的宜城；我的身前，是滔滔的长江水，而长江，就是从新文化运动的起源地上海注入大海的。

今夜细雨霏霏，我撑着伞，站在这片满是故事的滩头，翻涌着难以平静的思绪。

塑造大师的时代已经远去，大师过后，再无大师。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百年之于历史，犹如细沙之于瀚海，不过是区区一瞬间，丝毫不会引人注目。然而，当一群人，不顾身家性命地书写和创造历史的时候，这一切，就变得不同寻常起来。只要细细地品味，尽管时间的长度不会发生变化，但其所蕴含的深意和可以涵泳的韵味，却可以多出一个层次来。

今天，我们又迎来了挑战之时，中国，再次站在迅猛湍急的河流面前，而这同样是一条全新的河流。

我愿与君中流击水，浪遏飞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