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远征饰演的陈独秀

　　林建刚 文史学者

　　1932年10月30日，胡适在北大国文系作了《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演讲。在演讲中，胡适高度赞扬了《新青年》时代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中做出的三大贡献：

　　（1）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

　　（2）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

　　（3）由他一往无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与此相呼应，傅斯年也把陈独秀称作“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可以说，通过创办《新青年》，陈独秀改变了历史的轨迹，开创了五四这一新时代。当年，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提出的“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两大口号，可谓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最强音。

　　从这一意义来讲，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无人企及。不过，《新青年》时期的陈独秀，也并非完美无瑕，他在某些方面的表现也值得后人深思。在我看来，《新青年》时期陈独秀的言论主张，有三点需要反思。

　　第一，提倡民主的人缺乏民主气质。

　　1917年，当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发表之后，面对异见，胡适的态度是：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我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主张文学革命，虽不容退却，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陈独秀的态度，他说：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42年之后，胡适重新回首这一段，颇有感触地写道：

　　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这种容忍异己的民主气质恰是《新青年》时期的陈独秀缺乏的。一个提倡“民主”的人，在自己主办的刊物上，基本的编辑底线应该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然而，对那些反对意见，陈独秀不仅不予以考虑，反而必不容别人的异见。

　　一个提倡民主的人恰恰缺乏民主气质，这也使得当时其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鲜有有反对者的声音。为了“引蛇出洞”、扩大《新青年》的影响，钱玄同与刘半农不得不用化名的方式指桑骂槐，通过策划“双簧信事件”来刺激林纾等人的反对。

　　第二，追求自由的陈独秀没有界定自由的边界。这典型体现在他在《新青年》七卷一号发表的《法律与言论自由》一文。文中陈独秀写道：

　　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论若是不自由，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

　　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公然鼓吹言论必须有违背法律的自由，这属于对“自由”的误读。如果言论可以逾越法律的界限，那么，世间怎还会有诽谤罪？如果言论可以逾越法律，我们岂不是可以公然鼓吹纳粹法西斯、种族歧视、种族灭绝？这显然是不行的，言论和自由都是有边界的。

　　严复在翻译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时，将书名翻译为“群己权界论”，是很有深意的。一个人的自由界限，以不侵犯另外一个人的自由为界。在这方面，正义的法律不仅不是自由的束缚，而是自由的保障。自由，必须奠基于法治之下。陈独秀主张言论要有违背法律的自由，其最终的结局很可能是法治的丧失与自由的陨落，导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局面。

　　第三，对私有制的否定与批判。

　　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上发表《调和论与旧道德》，文中说道：

　　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惨不安的事，那（哪）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现在他们前途的光明，正在要抛弃私有制度之下的一个人、一阶级、一国家利己主义的旧道德，开发那公有、互助、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的新道德，才可望将战争、罢工、好利、卖淫等等悲惨不安的事止住。

　　在这里，陈独秀公然批判私有制，认为抛弃私有制，人们才会走向光明的未来。殊不知，事实恰恰相反，倘使没有私有财产做保障，自由就会完全丧失。

　　在谈到私人住宅时，西谚有云：“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句话形象生动地说明了人的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倘使没有了私有财产，个人温饱都不能解决，都需要祈求于政府这样的“利维坦”，那么，人的自由早就丧失殆尽了。后来，陈独秀曾成为“托派”。即使是托洛斯基，也曾深有感触地说道：“在一个政府成为惟一雇佣者的国度里，反抗意味着慢慢饿死。有一句古老的格言：不劳动，不得食。现在已被修改为：不服从，不得食。”从这个意义来讲，保障私有财产恰恰就是自由的基石。

　　私有制的重要性，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就已经是人们的普遍共识。作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纲领性文件的《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了“人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陈独秀一方面提倡自由，另一方面反对私有制，恰恰属于“一边追求自由，一边挖自由的墙脚”的行为。

　　希腊历史学家普罗塔克有句名言曰：“对伟大领袖的无情，是强大民族的特征。”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当之无愧的思想领袖。不过，春秋责备贤者，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审视陈独秀，他的思想盲点与理论迷失，也值得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