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陈独秀写过一篇回忆性长文《忆君曼》。可是至今没人见过它。陈的子女陈子美、陈哲民都坚信它存在，并为此找寻多年。作为亲历者，他们的直觉并非全然虚妄，虽然小时候不谙世事，但他俩亲历了父母之间的离合悲欢。尤其在南京狱中，兄妹俩多次探监，父亲也许亲口告诉他俩要写此文，但却迟迟没有动笔；也许动笔了，写到半途写不下去，太过伤感。

　　亡妻高君曼的墓地，就在城西的清凉山。透过狱墙和喧嚣，他也许能听到杜鹃在清凉山上的凄鸣。陈独秀想不到，他与爱妻的结局是在这样的悲景中。如今，兄妹俩已不在人世。这篇手稿存在之谜，似乎永远不为人知了。

　　陈独秀究竟写没写《忆君曼》？在手稿或刊印稿未发现前，谁也无法证实。问题是，陈独秀有没有可能写《忆君曼》？这里不妨提供一个事实，可以一窥陈独秀当年的黯淡心境。

　　1937年秋，出狱后的陈独秀从南京乘船来武汉，租住在武昌城里双柏庙后街26号。在武昌期间，他忙于参加集会，发表演讲，会见朋友，接受记者采访，与各党派周旋，以及撰写抗战文章，等等。在如此繁忙的情况下，陈独秀还专门抽出时间赴安徽霍邱——亡妻高君曼家乡——探望。此行在有关陈独秀年谱中均未记载，偶有文章述及，也以鼓吹抗战为动因一笔带过。

　　其实，陈独秀专程去霍邱探望，并非为了宣传抗日，而是内心对亡妻有所思、有所念、有所愧。这是一次忏悔之旅。重回亡妻的故里，她的影子怎能不萦绕在眼前？从反清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再到建党直至大革命，高君曼一直伴随其右，患难与共。

　　高君曼原是陈独秀妻妹，为追随心爱的人，顶住了巨大的社会和精神的压力，与陈独秀私奔到杭州，这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之举。陈独秀为此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不仅与嗣父、发妻反目，与亲生儿子一直不睦，而且常被当作道德污点受到政敌攻击。高君曼光绪末年毕业于北京女师，文化素质相当高，这可以从她写作的诗词中见出：“影事如烟泪暗弹，钗痕依约粉香残。伤心最是当前景，不似年时共倚阑。”（《月词》）

　　这些词大都作于民国前后，离别、漂泊、愁怨成了这些词的主旨。其时高君曼与南社诸诗人苏曼殊、刘三、沈尹默过从甚密，互以酬唱为乐。然而这些词，竟不幸成了她一生的谶语：从别多聚少到有别无聚，直至与丈夫分手，独自从上海漂到南京，居于近郊三间草屋中，可谓“抛人容易匆匆去，莫到江南又久居”，不久即死在那儿。

　　高君曼能深刻理解丈夫的事业，辅佐丈夫创办《新青年》、从事五四救亡运动和创建党，除了操持家务，抚育孩子，她曾与陈望道、沈雁冰、王会梧等发起“星期演讲会”。在丈夫数度被捕的艰难时刻，她营救夫君的智慧和勇敢，与之同陷牢狱的镇静和坚强，都堪称女中之杰。

　　陈独秀来霍邱并非第一次。1919年元月下旬，陈独秀偕夫人和两个孩子回岳母家过春节。其时，身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主笔，陈独秀处在人生第一个高峰，回乡自然让高君曼脸上有“光”。女婿事业上的成功，使岳母亓氏冰释“前嫌”。

　　1937年秋，他再度来霍邱时，人生和事业均跌至谷底。在政治上，他被各派利诱同时又被他们抛弃，其政治理想也遭到自我质疑。在家庭上，两任发妻均已离世，两个儿子惨遭蒋党秘密枪杀。来霍邱后看到高氏门庭冷落、衰败，两位高氏堂兄也已过世，高母亓氏迭遭打击而遁入空门，吃斋念佛以度残年。

　　显然，陈独秀此行不是故地重游，也不是为鼓吹抗日，而是为亡妻之灵来凭吊、忏悔的。18年前居留的庭院和房间已物是人非，令他不胜伤感；当年众多热情的面孔已替换成冷漠、狐疑的脸色，更有世事沧桑之幻灭。然而，擅长作诗的陈独秀竟没留下一点墨迹，确乎有些奇怪。在我看来，晚年陈独秀敢于直面政治上的失败，也敢于检视投身政治运动的成败得失，但他唯一没有勇气正视的，恰恰是亡妻高君曼。

　　《忆君曼》似有似无，根因在于陈独秀口头表示要写，但始终没下笔，或因他内心矛盾纠结，他不忍、不敢或不堪揭开那个伤疤，以及伤疤下面那绵绵无尽的记忆。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