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曾把监狱当作研究室，读书写作从不懈怠，除完成文字学的论著外，还完成了产生一定的轰动效应的《实庵自传》两章，成就了自己“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著书藏之名山非所愿”

胡适曾倡导几位名人写自传，并以《四十自述》作为对朋友们的交代。而彼时的陈独秀正被国民党羁押在江宁地方法院监狱，并面临所谓“危害民国”的指控。

入监后，陈独秀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几乎都花到起草《辩诉状》了。胡适所倡导的名人写自传，对于他没有多大的诱惑力。摆在他面前的麻烦事一件接一件，哪有心思和时间写自传呢？且陈独秀一贯的态度是：文章写成后就得出版发行，而不是束之高阁。还曾在1935年2月14日给胡适写信表示：“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

当然，对于写自传，他也并非一点不为之心动，由于一些原因，特别是经济的原因，他对此还真颇有过一番踌躇。1932年12月22日，他在给老友高语罕的妻子王灵均去信说：

《自传》一时尚未动手，写时拟分三四册陆续出版，有稿当然交老友处印行，如老友不能即时付印，则只好给别家。《自传》和《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文存》不能登报门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的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

他太需要钱了，初入狱时生活艰苦，需要滋补；老而多病，离不开药；文人积习，离不开书。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人夫人父的他，总得要分担人伦的责任，这些都离不开一个字：“钱”。现在既有人动了让他写自传的念头，他考虑的首先不是写不写的问题。

当时《独秀文存》的发行，出乎意料的好，陈独秀的顾虑应属多余，他也理当动笔撰写自传了。

“时居南京监狱写此遣闷”

文人作文除意趣相投外，大凡也是为布帛菽粟而作，困苦的陈独秀当然也不能免俗。就在此时，曹聚仁代表群益图书公司前来约稿，并给出不菲的稿酬：“每千字20元，每月可付200元。”

陈独秀多少有些动心，1933年3月14日，在致高语罕和夫人王灵均的信中，他说：“《自传》尚未动手，此时不急于向人交涉出版。倘与长沙老友一谈，只要他肯即时出版付印，别的条件都不重要。”

《自传》就要动笔了，他让狱外的朋友借来了《马克思传》《达尔文传》和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以从阅读中借鉴和获取灵感。灵感终究还是没有来，恼人的官司缠在身上，他怎么也轻松不下来。10月13日，在给汪孟邹的信中，他几乎断绝了写自传的念头，他说：

自传尚未动手（或不名自传而名回忆录，你以为何如？或名自传了），如能写，拟不分为少年期等段落，因为我于幼年、少年的事，一点也记不得了，即记得，写出也无甚意义。我很懒于写东西，因为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现在见了小说头便痛，只有自然科学、中国文字音韵学等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所以不大有兴味写自传。你可以告诉适之，他在《自述》中希望我写自传，一时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

这样一耽搁就是五年。1937年7月，已被冷场的《自传》，经一人挑头，又热了起来，这个人就是《宇宙风》的陶亢德。1937年7月8日，他在给陶亢德复信中说：“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也久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

陈独秀是文章里手，从1937年7月16日至25日，只用了10天时间，就完成了《实庵自传》的两章：《没有父亲的孩子》和《从选学妖孽到康梁派》，共计1.3万字。他在稿本上写道：“此稿写于1937年7月16日至25日中，时居南京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8月中旬，陈独秀将书稿寄往上海陶亢德处。

“为陈独秀不能完成自传哀”

陈独秀“遣闷”之作的《实庵自传》，在陶亢德看来如获至宝。他立即发布广告，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对陈独秀终于如约交出书稿，极为称道，并附编后记说：“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幸也。”《宇宙风》连载于散文十日刊的51、52和53期。

陶亢德似乎注意到书稿上所写“写此遣闷”，故在连载时，特意给读者提示“每期都有”。而汪孟邹在印发《实庵自传》单行本的《刊者词》中也说：“本集是《实庵自传》的初两章，然可从中窥见作者少年的环境和与其特有的奋斗精神。先为刊出不是无有意义的。”“每期都有”和“先为刊出”，都是造成既成的事实，以催逼后续篇章的完稿。

出狱后的陈独秀，那种炽热的爱国热情已被全民抗战的烈焰所燃烧，不是写文章就是发演讲，可谓全心全意，哪里还顾得上续写自传，尽管陶亢德一再催逼，他仍是不为所动。

陈独秀这“一个时代权威的自传”，尽管只写了“《实庵自传》的初两章”，仅写了“作者少年的环境和与其特有的奋斗精神”，却已在读者中产生巨大的影响。以至陈独秀逝世时，有人在悼念文章中写道：“陈独秀死了，我不为独秀的生命哀，也不为独秀的不能成功哀——因为政治上的成功不一定是真的成功，失败不一定是真的失败——却为陈独秀不能完成他的一个自传哀。”（张家康）